斯萬夫人只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並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時，凡屬於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絕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將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將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萬花筒中的新佈局產生於哲學家稱做的標準所發生的變化。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之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產生了一個新標準，於是萬花筒再一次將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
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爭，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眾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於靜止狀態時，生活於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至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彷彿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
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她本人並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並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只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躋身於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１，居住其中
１ 拉丁文，未知地域。
的人對它瞭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既然沒有任何通訊社將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做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扎克小說的標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１。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眾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
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並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只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將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絕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將她看做與有產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產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並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婦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
１ 小說《貝姨》法文為CousineBette，Bete與Bette同音。
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於幫她提高修養），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在貢佈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著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佔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確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陞了。」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關於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作為英國迷，她又接著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慇勤地、快活地、甚至讚賞地（其中可能摻雜著殘存的慾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於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蠱惑，並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讚歎不已。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醜聞引起的。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在一段時間內，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
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製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彷彿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於新穎，便不像在她之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人們便接納了她。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於斯萬，他仍然常去拜訪舊日的、也就是屬於最上層社會的朋友。當他談到剛剛拜訪過什麼人時，我注意到在舊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捨的，而選擇的標準仍然是作為收藏家的半藝術半歷史的鑒賞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貴婦引起他的興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婦，或者因為巴爾扎克曾將一本小說獻給她的外祖母（正如他買一幅畫是因為夏多布里昂描寫過它）。這使我懷疑我們在貢佈雷時莫非是從一個謬誤過渡到另一個謬誤，即最先認為斯萬是一位從不涉足社交的資產者，後來又認為他是巴黎頂頂時髦的人物。成為巴黎伯爵的朋友，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傾向的沙龍拒之門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嗎？王公們自知為王公，便不追求時髦，而且自認高居於非法王族血統者之上，大貴族和資產者統統在他們之下，並且（從高處看）幾乎處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萬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視過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見到的名字）所尋求的不僅僅是文人和藝術家的樂趣，將不同的成分交混起來，將不同的類型聚合起來，從而搭配成社會花束，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麼高雅）。這些有趣的（或者斯萬認為有趣的）社會實驗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並不產生—至少不是經常地—相同的反應。「我打算同時邀請戈達爾夫婦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著對邦當夫人說，好像一位貪吃的美食家想換換調味汁的成分，用圭亞那胡椒來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這個似乎會使戈達爾感到有趣的計劃卻使邦當夫人大為惱火。她最近被斯萬夫婦介紹認識旺多姆公爵夫人，認為這事既使人高興又理所當然，而對戈達爾夫婦講述它，加以吹噓，這構成了她的愉快中饒有興味的一部分因素。邦當夫人希望，在她以後，她那圈子裡再沒有任何人被介紹給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勳者一得到勳章便立刻希望將十字勳章的水龍頭關上。
她暗暗詛咒斯萬的低級鑒賞力，他為了實現一種無聊的、古怪的審美觀，竟能在一瞬間將她對戈達爾夫婦談論旺多姆公爵夫人時所散佈的迷霧吹得一乾二淨。她怎敢對丈夫說教授夫婦也即將分享這個愉快（她曾吹噓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呢？要是戈達爾夫婦明白這種邀請不是出自主人的誠心，而是為瞭解悶，那就好了！其實，邦當夫婦的被邀請難道不也如此嗎？不過，斯萬從貴族那裡學到了永恆的唐璜作風，他有本領使兩位微不足道的女人同時認為自己是真正的被愛者，因此，當他對邦當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時，那口氣彷彿邦當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進餐自然是不在話下的事。「是的，我們打算邀請公主和戈達爾戈婦，」斯萬夫人在幾星期後說道，「我丈夫認為這種集合可能產生有趣的東西。」如果說斯萬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維爾迪蘭夫人所喜愛的某些習慣—例如高聲說話好讓所有的信徒聽見—的話，那麼她也使用蓋爾芒特圈子所喜愛的某些語言（例如「集合」一詞），她與蓋爾芒特圈子並不接近，但卻在遠處、在不知不覺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