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英語國家的人民能夠實現和平，我早就已經想到了。在1869年，當英國「魔鬼」的君主號戰艦（是當時所知最大的戰艦）下水時，不記得出於什麼原因，人們都傳說它能夠輕而易舉地把美國的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征服，所向披靡。當時，我發了一封電報給英國內閣成員約翰布萊特（這封電報最近被公開）：「君主號的第一個任務，也可能是它最有意義的任務，應該是將皮博迪（美國商人和慈善家，死於倫敦）的靈柩運回家。」
我沒有在電報上留下署名。但令人驚奇的是，我在電報上所說的都被實現了，而君主號也因此變成了和平的傳播者而不是毀滅者。許多年後，我在伯明翰的一個小型宴會上碰見布萊特先生，我告訴了他我就是當年那個給他發匿名電報的人。他非常地驚訝於我為什麼沒有附上署名，並表示他當時心裡也正想這樣做。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在美國內戰時期，當聯邦需要朋友的時候，他是聯邦的朋友。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還健在的公眾人物，同時也是我爸爸的偶像。剛開始他被指責為狂熱的激進分子，但是他仍然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直到他最終獲得了國民的支持。主張和平的他一直都不贊成克里米亞戰爭。索爾茲伯裡勳爵後來承認，英國在這場戰爭中壓錯了賭注。我非常榮幸布萊特家族以朋友的身份允許我用一個曼徹斯特布萊特的雕像的複製品放在國會中來取代原來的已經破舊了的雕像。
早期的遊歷使得我對英國和平協會產生了興趣，並且還多次參加了他們的會議。後來，我又跟克裡默先生所創建的議會聯盟走得特別近。克裡默先生是議會中著名的工人代表。我們活著的人當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裡默先生的。當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8000英鎊獎金之後，他自己僅留下1000英鎊做急需之用，其餘的錢全部都捐給了仲裁委員會。這是一種高尚的奉獻精神。真正的英雄視錢財如糞土！克裡默先生每星期只能從他所從事的議員工作中獲得僅夠在倫敦謀生所需的薪金，但他卻將一筆已經到手了的巨款捐給了和平事業。這就是最高境界的英雄氣概。
1887年，我有幸能在華盛頓將仲裁委員會引見給了克裡夫蘭總統。克裡夫蘭總統熱情地接見了仲裁委員會委員，並向他們保證會真誠與他們合作。從那天起，我變得尤為關心如何避免戰爭的問題，以致忽略了任何其他的問題。第一次海牙會議中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令我大為興奮。為了號召裁軍（雖然現實證明了只是個夢想），它成立了指導實務的永久特別法庭來解決國際糾紛。我看見人類邁向和平以來所走的最大一步，而且這一步好像是出於靈感而並不是經過很多先前的討論後所作的選擇。
國際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將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之一。它將對那些殺害同類的人敲響喪鐘，因為他們犯下了十惡不赦的罪行。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和平會降臨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天恐怕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遙遠）。在那個時代，很多至今被我們稱讚為英雄的人物將被世人遺忘，因為他們並沒有推行用和平與善良來取代戰爭。
當安德魯D.懷特先生和霍爾斯先生從海牙回來之後，曾向我建議創立一個基金會，在海牙建一座和平教堂。我給他們說我不會那麼自以為是；如果荷蘭政府能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我會很高興地考慮的。他們表示懷疑，說任何一個政府恐怕都不會這麼做。我說我也不會這麼冒昧地去做這件事的。
最後，荷蘭政府還是通過它的公使蓋弗斯男爵，在華盛頓向我提出了這個要求。我很高興。任何一個人能夠做一件那麼高尚的事情，能夠為建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聖的建築，因為擁有最神聖目標—盡自己應盡的義務，自己都會覺得受寵若驚的。除了聖彼得的，我覺得它比任何一個其他標榜上帝的偉大和神聖的建築更有意義。正如路德所說的：「我們不需要伺候或拯救上帝，他不需要從我們這裡得到任何幫助。」建這個教堂的目的就是為了帶來和平。至少，我與路德和富蘭克林有著同樣的感覺：「對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為人類服務。」
1907年，有朋友來邀請我出任他們即將組織成立的紐約和平協會會長，我謝絕了，因為那段時間我實在有太多要忙的事情，這是真實的情況；但是在我拒絕之後我從心底裡覺得不安。如果我連為了和平事業都不願意奉獻自己，那還有什麼事值得我去奉獻呢？幸運的是，幾天之後，萊曼埃博特牧師和林齊牧師及一些其他的著名人士強烈要求我重新考慮。我坦白地告訴他們，由於我先前的拒絕，我的良心正受到煎熬，我會接受這一委任，並將履行我的職責。之後就召開了歷史上第一個和平協會全國大會（第二年４月份），與會代表們來自聯邦的35個州，此外還有許多有聲望的外國人士。
我的第一枚勳章不期而至。法國政府授予我二級爵士榮譽勳章。在紐約我主持的和平協會宴會上，埃斯圖內勒斯德康斯坦男爵發表了激情的演說，並在來賓的歡呼聲中將勳章授予我。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譽，我會非常珍惜，因為這是對我服務世界和平事業的一個肯定。這樣的榮譽是謙遜的，他們並沒有吹捧，所以應該享受這個榮譽。這個榮譽的獲得更加警醒我應該比以往更加努力奮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配得上我所獲得的這個榮譽的要求。
我編造的或曾經編造的才能都不可能接近皮坦克裡夫的。這完全是一種幼稚的想法，但又是最純真和最甜蜜的。我必須告訴大家這個故事：
在我小時候，丹佛姆林曾經為獲得部分大教堂的地產和王宮遺址的所有權進行鬥爭。我的外祖父莫裡森發起了這一運動，或者說，至少，他是其中的一員。後來我的姨父勞德和莫裡森舅舅繼續開展這場鬥爭。莫裡森舅舅被起訴，因為他煽動和帶領人們去拆毀了一堵牆。市民們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敗訴了。於是，皮坦克裡夫地主隨後宣佈「不允許莫裡森家族的人進入峽谷」。我作為莫裡森家族的一員和我表哥多德一樣，也在被禁之列。好幾代的皮坦克裡夫的地主們都與當地的居民們勢不兩立。
據我所知，皮坦克裡夫的峽谷是獨一無二的。它與大教堂和王宮相毗鄰，它的西北邊就是我們城鎮的主幹道。它的面積在60—70英畝之間，鬱鬱蔥蔥，景色宜人。在丹佛姆林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我也不例外。當我聽到「天堂」，我就會聯想到皮坦克裡夫的峽谷，覺得它是我心目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只要能從圍牆的上方或者通過看門人小屋往裡瞟一眼，我們都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在我童年時代，沒有任何城堡和建築能夠比得上皮坦克裡夫峽谷那麼壯麗、宏偉。勞德姨父曾經預言了很多我成人之後可能會做的事，但如果他能夠預測到我有一天會有足夠的錢和足夠的運氣成為皮坦克裡夫的地主，他沒準會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能把這個我童年時的天堂還給丹佛姆林，使它成為一個大眾公園，這會比給我一頂王冠更加榮幸。
當羅斯博士輕聲地和我說，亨特上校可能會被迫賣掉皮坦克裡夫的時候，我的耳朵豎了起來。羅斯博士認為他的要價太高，但我根本什麼都沒有聽見。1902年的秋天我在倫敦待得不是很舒服，我就又想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我有意讓羅斯博士過來探望我。我們討論了皮坦克裡夫的問題。我建議，如果我們共同的朋友和老鄉—在愛丁堡的邵先生（鄧弗林的邵勳爵）可以和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見個面，他可以明白地向那個代理人表示如果不與我達成交易，他們有一天會後悔的，因為很難再找到一個像我這麼熱心的買家了。而且我還隨時可能會改變主意，甚至不買了。博士將我的話轉達給了邵先生，邵先生說他第二天與亨特的律師有個約會，他一定會替我如實轉告的。
在這之後不久我就去紐約了。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電報，說亨特接受我提的45000英鎊的價格，問我可不可以成交。我回電說：「可以，只要羅斯也同意了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萬歲，皮坦克裡夫的主人！」就這樣，我很幸福地擁有了在我心目中最偉大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