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７月，我送出了第４份重禮，為年老的大學教授提供了1500萬美元的養老金（卡內基教育發展基金），需要從全美的教育機構中挑選出25位校長作為基金的托管人。當24位校長聚集在我家裡商議如何組織這一問題時（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校長因病缺席），我的行為得到了他們的認可，從此以後我們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弗蘭克A.范德裡普先生在基金會啟動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華盛頓的經驗非常有用，而亨利S.普裡切特博士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
這一基金對我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很多人成為了受益者，我確信，他們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完全有資格獲得這筆錢，而同時，我們的工作也得到了他們的認可。在所有職業中，教師可能是待遇最不公平的一種，他們拿著的差不多是最低的工資，儘管按理來說，他們應該享受最高的工資待遇。教師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奉獻了一生來教育年輕人，卻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當我第一次做康奈爾大學的信託管理人的時候，我被我的發現所震驚，教授們的工資水平，甚至還不及我的某些員工。光靠節省和儲蓄是無法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的，因此那些沒有養老基金的大學便只能終生聘用他們，而不論他們是否還能工作，是否還有必要，都讓他們在講台上一直站下去。養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公佈的第一份受益者名單確實考慮到了這一點，其中有幾個還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們對人類知識的積累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許多受益人或者他們的遺孀給我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感謝信。我將永遠保留著這些信，在我心情憂鬱的時候，讀一讀它們，所有的不快都會煙消雲散。
我的朋友—丹佛姆林的托馬斯邵先生（現在已經是少勳爵了），為《英國評論》寫過一篇文章，文章揭示了很多蘇格蘭人儘管節衣縮食，也無法供他們的孩子念大學。讀了這篇文章之後，我有了一個想法，拿出1000萬美元買入年息為5％的公債，其中受益的一半用來支付窮孩子上學，另一半用於大學的建設。
這個基金（卡內基蘇格蘭大學信託基金）的信託管理人大會於1902年首次在愛丁堡的國務卿辦公室舉行，巴爾弗勳爵主持了大會。出席會議的都是著名的人物—鮑爾弗首相、亨利坎貝爾巴內曼爵士（後來成為首相）、約翰莫利（現為莫利子爵）、詹姆士布賴斯（現為布賴斯子爵）、埃爾金伯爵、羅斯伯裡勳爵、邵先生（現為邵勳爵），還有來自丹佛姆林的約翰羅斯博士等。
在宣讀了基金的各項章程之後，埃爾金伯爵認為其條款不夠嚴格，也不夠具體。他想知道他的具體職責是什麼。我給予大多數托管人這樣的權力：如果在日後隨著情形的變化，他們認為本基金用於支持蘇格蘭教育的方式已經不再適用，那麼，他們可以更改受益對象，以及使用資金的方式。巴爾弗勳爵也同意埃爾金的觀點，另外還有鮑爾弗首相，他說他從未聽說過一個立遺囑的人願意給執行人這麼大的權力，他想問具體該怎麼做。
「嗯，」我說，「鮑爾弗先生，我從來不曾知道有哪一些人可以為他們的後代立法，甚至，很多情況下，他們為自己這一代人制定的規章也完全不能成功。」
聽完我的話之後，他們發出了一陣此起彼伏的笑聲，首相也忍俊不禁了，他說：
「你是對的，完全正確，但是我認為，你是持此一明智觀點的第一個捐贈者。」
我建議只要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行使權力，但是勞德鮑爾弗建議說不應低於總數的三分之二。這為埃爾勳爵接受然後得以全票通過。我確信這是一條明智的規約，在日後它將得到證明。我所有的捐贈都緊密聯繫著，形成一個整體，我相信這在將來會體現出其價值的。來自丹佛姆林的埃爾金勳爵義無反顧地擔任了這個基金會的主席。當我跟鮑爾弗首相說我希望埃爾金能擔當此任時，他馬上回答：「在大不列顛，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優秀的人來了。」
我在1902年當選為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名譽校長，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它讓我獲得了進入大學這方世界的門票，在這個世界裡，我還只是一個陌生人。第一次與全校教師舉行會面的時候，我的感覺令我一輩子銘刻在心。當我在那張歲月悠久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到了自聖安德魯斯建立這所大學以來，這500年裡在這張椅子上坐過的那些逝去了的令人敬仰的校長們。我讀了校長們的演講記錄，為我即將要作的演說作準備。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引人注目，斯坦利名譽校長建議學生們「去伯恩斯的詩句中尋找你們的信仰」。作為宗教界的要人和維多利亞女皇的愛臣，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宗教一直在不斷地進步。伯恩斯最好的操行規範，首先是，「你身上唯一要受到責備的就是恐懼」，在我的早期生活中，我一直將此奉為座右銘；第二條是：「恐懼，是地獄中劊子手的皮鞭，不幸的人，一個個受到鞭笞，但你的榮譽抓住了他們的感覺，讓
此成為你的邊界。」
我邀請蘇格蘭四所大學的校長及他們的妻子到斯基伯盤桓一周，這給我和夫人帶來了很多樂趣。蘇格蘭大學信託基金會的主席埃爾金伯爵、巴爾弗勳爵及夫人參加了我們的第一次聚會。此後，每年舉行「校長周」成為了一個固定的傳統。我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都認為，基金給大學帶來了極大的好處。這種活動激發了合作的精神，第一個「校長周」結束時，蘇格蘭大學的校長握著我的手說：
「蘇格蘭大學的校長們花了500年的時間也沒有弄清楚怎樣召開我們之間的會議，可大家在一起待上一周就都清楚了。」
後來，在聖安德魯斯大學全體學生的一致支持下，我沒有經過辯論程序就再次當選這一職務，這使得我非常感動。我喜歡那個「校長之夜」，學生自發組織起來，並給了這麼一個名字，當晚他們沒有邀請一個教職人員。我們都很盡興。這次之後，唐納德森校長給我看了秘書處呈交給他的報告：「某某校長跟我們說話的時候，另一個某某校長和我們談話的時候，都是高高在上地站上講台，唯有卡內基先生，他坐在我們的中間，和我們親切交談。」
資助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是我經常想著的一個問題，但是我認為像哈佛和哥倫比亞等大學已經夠大了，它們都有5000—10000名學生，沒有必要再擴大規模了，而那些小型的教育機構（特
別是一些專科學院）則亟待幫助，我將財富用來資助他們會更加有用。基於這個想法，後來我就把對教育的資助局限在這個範圍內，並且對自己的明智決定很是滿意。後來我們發現洛克菲勒的教育基金「大眾教育委員會」與我們不謀而合，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們加入他的委員會，我答應了。合作果然要比各自為戰好得多。
在向眾多的專科學院捐款的過程中，我的許多朋友得到了像查理泰勒一樣的榮譽，比如說，迪金森學院的康威大廳就是用蒙丘康威的名字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傳，文學協會稱這可以算得上是文學作品，說：「這兩本書在一堆爛似垃圾的自傳中如寶石般閃閃發光。」這對於一個正在那一堆裡湊的人來說應該有一些啟示。
康威先生自傳的最後一章是這麼寫的：
祈求和平吧，我的讀者。和平不是向雷雨雲的膜拜，而是要靠你遇見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只是祈禱「給我們和平」，而是要盡你的努力去爭取！如此，雖然這個世界如今正處於衝突之中，至少在你的心中是和平的。
我的朋友直指人類最深層的恥辱。毫無疑問戰爭應該被文明國家所拋棄。
我送給漢密爾頓學院的第一份禮物是，原本想命名為「伊萊休魯特」的基金會，但是這位最能幹的國務卿、羅斯福總統眼裡「最明智的人」並沒有把我的意思轉達給大學管理層。當我向他提出責備的時候，他笑著回答說：
「哈哈，我答應你，在你給我們學校送來第二份大禮的時候，我決不再欺騙你。」
在我給這所大學贈送第二份禮物的時候，我多留了一個心眼，沒有直接委託他去辦這件事。我委託別人建立了「魯特漢密爾頓」基金，等到生米煮成了熟飯，他便沒法干預了。魯特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從極簡單又極崇高這一角度來說，他是唯一可以稱得上偉大的人物。
我與漢普頓和塔斯基吉學院的聯繫，提高了黑人的地位，這令我十分高興和自得，得以認識布克華盛頓也使我感覺榮幸之至。他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從奴隸奮鬥到一個教育家，而且還幫助成千上萬的黑人奴隸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成為美國的公民，對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脫帽致敬。在我捐獻了60萬給塔斯基吉學院之後，沒過幾天，華盛頓先生來看我，問我他是否可以提一個建議，我說：「當然可以。」
「你十分好心地在那個基金裡特意擬訂一筆錢，用於資助我和我妻子的生活，對此我十分感激。但是，卡內基先生，這已遠遠超過了我們生活所需，而對我們黑人來說，則是一筆財富了。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我不再是一個窮人了，而不用在工作中考慮如何節省開支。你能否改變一下那個條款，刪去具體的錢數，代之以『只限合適的數目』？我相信信託基金，我的夫人和我只需要一點點就足夠。」
這就是這位黑人領袖的品格，是至今還在世的最真實、最有自我奉獻精神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優秀的品質。他能讓人更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種純潔而高尚的心靈—人性的最高形式。如果有人問道，在當今時代，甚至在過去的時代中，誰是從社會的最底層奮鬥到最高層的？那麼答案必定是布克華盛頓，他由一個黑奴變成了黑人領袖—是摩西和耶和華的復合體，帶領著他的人民前行，並向上提升。
我很早就開始向教堂捐贈管風琴，我父親當年在阿爾勒格尼參加過一個成員不到100人的斯維登伯格教會。由於其成員太少，我拒絕為它捐建一個新教堂，但我還是捐了一架管風琴。打這兒開始，想要管風琴的申請從其他教堂如雪片般地飛來，從匹茲堡的天主教大教堂，到鄉間村莊的小教堂，每個教堂似乎都需要一個比現在更好的管風琴，和新的設備所掏的錢進行對比，使用那個舊一點的明顯更好一些。有些為小教堂訂購的風琴抬進去之後，差不多可以撐破房頂。還有的教堂已經買了管風琴，但還是熱烈歡迎我們把這筆錢給他們。最後，我們建立了一個比較嚴格的捐贈制度，申請人需要填寫一張表格，回答許多問題。現在一切都已經系統化了，我們根據教堂的大小，分列了不同的捐贈等級。
在蘇格蘭高地，有人指責我說，我捐贈的手風琴破壞了他們的基督教崇拜。在那些有著嚴格的長老會制度的地方，教徒們還批評我說：「用一個裝滿哨子的箱子代替人類的嗓音來讚美上帝。」此後，我決定我的過錯還需要由一個一個夥伴來共同承擔，於是，我讓每一個聖會為給他們買的新琴支付一半的費用。在此基礎上，管風琴部門依舊運行良好，生意興隆。對新風琴的要求依然很大，除此之外，有些教堂需要增加人口，對此，添置一些新的管風琴十分有必要。
這看起來似乎沒有盡頭，我讓聖會自己掏一半的費用，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確實必需，並且是合理的花費。從我的自身體驗來看，在禮拜的間隔奏響聖樂很有好處，我認為花在管風琴上的錢是合理而必要的，因此，我們一直繼續著我們的管風琴部。
在我所有的慈善項目中，有一項最具博愛的品格—我的私人撫恤基金讓我獲得了至為高尚的回報。即便當你處在一個安逸的環境中，也沒有哪種美妙的感覺可以和它相提並論。許多善良的人在他們的老年時期沒有足夠的財產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還要為勉強維持生計而操心。只要少量的錢就可以讓他們衣食無憂，當我發現有那麼多的人需要幫助才能過上幸福的晚年時，這讓我十分驚訝。我在退休以前就開始做這件事，從中我能體會到無盡的快樂。在我的受益者名單上，不止一位老人接受過我的幫助。這是一份真正的榮譽和相愛的名冊，所有人都值得幫助。這份名單從未公開，沒有人知道誰獲得了幫助，對別人我一個字都沒有透露過。
這就是那個問題最合適也是最好的答案，儘管我從來不去想它：「我做好事到底是為了什麼？」名單上那些親愛的朋友們得到了我的幫助，並且給了一個令我滿意的答覆，這就夠了。我早已得到了太多的東西，超過了一個生命該得的那一份。因此，我不再向未知索要任何東西。在普世法面前，我們只有靜默鞠躬，遵守法官的裁決，不再索要任何東西，也不害怕什麼，只要做著我們該做的事情，不求回報。
事實上，給予比獲取更為幸福。如果我和那些受資助的人掉換一下位置，他們也會為我做很多事，我對這一點有信心。我得到了許多真誠的感謝，有些人甚至告訴我，他們每天晚上的禱告中都在為我祝福。我忍不住將我的真實感受告訴他們—
「不要祈禱，」我說，「不要為我要求更多，我已經得到了遠遠超過自己該得的那一份，公平的做法是將上帝已經賜予我的眷顧拿走一大半。」這不僅是說說而已，這是我的真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