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主要的問題上，我對藝術家的贊同之處要多於迄今為止
的一切哲學家。因為哲學家們沒有忘記生命走過時留存的偉大足跡，他們對「本世界」的事物充滿熱愛，可他們感受這些事物的感官卻趨向「非感性化」。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或者是病態，也許在它並不是單純的虛偽與自欺之處，即是一種療法。我渴望與未患有清教徒良心恐懼症的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原本就是這樣，令自己的感性日趨精神化、多樣化。我們當然要對感性的自由、豐盈和有力表示感激，但我們更應該用所擁有的精神佳品來充盈感性。感性的名譽被傳教士與形而上學所損害了，可我們並未參與其中！這種誹謗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這是成功者的象徵，倘若如歌德這樣的人日漸沉迷於「世界事物」，即是對人這一偉大見解的堅持，以至於人成了神化生命的角色——倘若人知道如何神化自己的話。
不自覺的勞動者與預備者已經被我指明了。但儘管我心存幾分僥倖，可應該去哪裡尋求我這種至少為我所需的新型哲學家呢？唯有在那裡，在那充滿著高雅思維方式之處。這種思維將信仰奴隸化，無論信仰何種高等文明，其前提都是信仰的高度從屬性。但在創造性思維方式占主流的地方，享受安逸、「所有安息日的安息日」都不被認為是世界的目的，即便在和平年代，發動新戰爭的手段也受到關注。這種思維方式立足於未來，高瞻遠矚。它恪盡職守、處世冷靜、獨斷專行。這是一種決絕的、「非道德的」思維方式，它要將人的善與惡同時帶入馴化的軌道，這來自它對自身能力的信任——有能力將兩者置於相生相剋的位置上。然而，如今誰會去尋找哲學家呢？他又將用怎樣的目光去探求呢？第歐根尼的燈籠為他照明，日夜奔忙，只是徒勞。
今後不會再見到這種情形嗎？這一時代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本能：第一，它要求舒適；第二，它需要觀眾與演員的配合，那喧囂的叫喊聲同年度集市的熱鬧場面很相襯；第三，它要求所有人以最卑賤的奴性向天下最大的騙局——「人的平等」——三拜九叩，同時對規規矩矩的美德頂禮膜拜。但這樣一來，實質上卻阻礙了我所需要的哲學家的產生。雖然有些無辜，但能否保證自己已為哲學家的產生竭盡全力了呢？事實上，現在，前代哲學家的拙劣表現已為全世界所詬病，（這些人）被置於火刑的柴堆中，良心未泯，依然高調宣講著教父的真諦。
然而真理卻說，培育強大廣泛的、大膽冒險的精神性的條件始終存在於此，而且與它現在的生活條件相比更為優越。如今，另外一些精神，即煽動與伶人精神，或許還包括學者的海狸與螞蟻精神，為這種哲學家的誕生創造了更為優越的條件。如此一來，高等藝術家們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難道他們不是幾乎都要毀在內在的無馴化性上嗎？那些以教會或者皇室的絕對價值表來壓服他們的外部勢力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因而他們也就對「內在的暴君」意志不再嚴加管束了；而藝術家們合用的事物，同樣為那些高級的與災難性的哲學家們所喜愛。如今的自由精神何在？然而，現在的人卻為我點出了一個自由精神！
單從表象來看，個人主義與要求平等權利——這兩個現代歐洲人的突出特徵是相互矛盾的。現在我們才明白：個體是最讓人感到羨慕的虛榮——一方面，當個體意識到他人與自己同等地位時，即刻就會覺得不好受；另一方面卻在固執地提出同等身份的要求。這即是社會種族特徵的一個表現。事實上，在這一種族中，天才與力不太可能反目成仇。渴望孤獨，渴望擺脫一些作為估價者的自豪感，這同樣不能得到諒解。有人認為，最「偉大的」成就只能在大眾之中產生。是的，人們甚至還未覺悟到，大眾的成就只是一項渺小的成功，佔有美的人畢竟只佔少數。
休想從道德家那裡弄清楚人的「等級制」。教區良心對法學教師來說還是一個未知的概念。個體原則也對偉大的完人「一視同仁」，並且傲慢地用同等地位的口吻要求識才的慧眼。因為在這些遲來的文明化的文化中，所有人都具備一定的天分，這也就意味著，所有人都有機會獲得屬於他的那份光榮。因而今日炫耀渺小成功的活動是從前沒有過的。因為時代被人們賦予了一副公平面孔。然而時代的不公不僅顯現於憤怒之中，同時也顯現於藝術之中，然而矛頭並非指向暴君與民眾的諂媚者，那些高貴的人卻成了眾矢之的——誰讓這些人對眾人的贊詞不屑一顧呢。要求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類）也屬反貴族政體的思想。
同樣的道理，對消失了的個體而言，這一時代是陌生的；那些大隱於市的偉人、不甘寂寞的人也感同身受。因為這裡存在過種種高等人（最偉大的詩人們也屬此列）的頌揚和熱愛；抑或像希臘的「城邦」、耶穌教團、普魯士軍團與吏制組織；又或是偉大先驅的學生與後繼者。因而，務必多一些非社會的形態，少一些無益的虛榮。
愛與心理學的初衷，即是原因——我們將會領悟有關主體統一性的種類觀念，也將出現掌控公眾團體的最高統治者（並非是「靈魂們」與「生命力們」），也就是治人者對治於人者的依賴與等級制觀念及其同時實現主體與整體分工的條件的觀念。同樣，獲得生命的統一體在產生與消亡中不斷輪迴，彷彿永生並不屬於主體；服從與發號施令同樣存在著鬥爭，而權力界限的不斷變更與確定，同樣是生命特性的表現。治人者固有的無知通過某些方式，甚或是對公眾團體的干擾被表現出來，同樣屬於可以維持統治的條件。總之，我們能夠進行對無知，對偉大而粗陋的觀察、簡化與扭曲、遠景式的事物進行估價。但最關鍵的是：我們要將治人者與臣服者看成是同類，感受、願望、思維都為大家所共有，只要能夠看到或猜到肉體運動的地方，我們都要學著同某個從屬主體的無形生命聯繫起來。對視覺而言，運動只是象徵性的，表示某物已被感知、被思維、被賦予願望。
主體與精神的所有自我表現被主體直接詢問，這顯然存在危險性，因為對精神活動而言，對自身錯誤地解釋或許是有好處的，並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應該詢問肉體，並對嚴厲的感官上傳的證據不予採納。
這是因為，倘若人們願意，我們也將關注臣服者是否具備同我們交往的能力。
判斷即是信仰，「此事原本如此」。由此，判斷較為隱晦地承認自身遇到了一個「同等事件」。憑借記憶，比較成為判斷的前提。然而判斷不說似乎有個同等事件，它也做不到，而認為是知道這一事件的。原本就存在同等事件是判斷的前提。這樣的話，又該以怎樣的概念來命名那種有著更長的工作時間、淵源更久遠、而未能平衡同等事件並使之近似的功能呢？以此類推，基於第一功能的第二功能——諸如此類的功能又該怎樣命名呢？儘管「激起相同感覺的事物是相同的」，而那種可以激起多種感覺一致「認定」它們是相同的事物又該如何命名呢？——假使不先在感覺內部進行平衡的演習，或許判斷也就無從談起。只有在對習慣物、經驗物不斷重溫的情況下，記憶才得以留存。判斷之前，同化的過程不可或缺，其中也有個智力的非意識活動，如同受傷必會感到疼痛一般。或許內在事件即是同化、排泄、生長等過程，能夠適應各種有機功能。
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要從肉體出發，並以之為線索。肉體現象更為豐富，需要認真地觀察。對肉體的信仰更勝於對精神的信仰。
「或許因為對某事物極度信仰，以至於都沒有真理的標準了。」可什麼是真理呢？難道有某種信仰已為生命所必需了嗎？當然啦，比如就因果關係而言，強大即是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