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義——或者說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猜中價值估量的等級制。因此，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甚至一個人賴以生存下來，這是對這些價值權威和現實作用力的權威關係的「預知本能」。歐洲人要求自己具備特色的東西，對我們產生了有魔法和異想天開的半野性的後果。歐洲也因為階層和種族民主主義的膨脹而陷在裡面。首先，19世紀的人們意識到了這一點，將它稱為這個世紀的第六感官。所有形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交織的文化歷史，都因為那種在我們「現代靈魂」中的混合而湧現出來。於是，我們本能地向後退，而我們自己則成為了大混亂的品種。最後，就像前面提到過的，「精神」便在這裡看出了漏洞。
我們自身所具有的半野性，使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找到秘密的出口，就像從未佔領過某個高貴時代一樣，是通向未完善的文化迷宮與在世間存在過的半野性的出口。而且，迄今為止，人類文化最可觀的部分仍然存在於半野性的狀態，那麼「歷史意義」就意味著為所有感官和本能所用，並且為一切審美和味覺所用：因為，它可以借此證明自己是一個高貴的感官。例如，我們喜歡享受荷馬：這或許是我們得到的最幸運的便宜，我們通曉荷馬史詩，但是所有擁有高貴文化的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無法輕易地掌握荷馬。舉個例子來說，17世紀的法國人，如聖埃福萊蒙德，他就指責荷馬的廣泛精神，甚至包括伏爾泰的尾聲。這個非常確定，隨口就可以說出肯定或否定，在遇到一切陌生種類時表現出來的遲疑、退縮，對生動的好奇以及那種對所有高貴而容易滿足的文化的、惡劣意志的、非審美的膽怯，沒有勇氣去承擔嶄新的一幕，也就是對自身的不滿和對異物的稱讚：因為，對於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來說，這一切決定了他們都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些東西決不會成為他們的財產，或者是他們的獵獲品——對這樣的人而言，沒有哪種意義會比歷史意義、低三下四的無政治權利的平民式的好奇更令人難以感悟。
莎士比亞和令人驚奇的西班牙-摩爾-薩克森的綜合審美者也沒有什麼區別。一個老雅典人因為與埃西路斯的友誼而為此笑了個半死，或者作嘔。可我們——卻正因為接受了這種粗野的光彩，這種最柔弱、最粗糙、最藝術的東西的雜湊，變得誠懇親暱。我們可以把他看做是自己保留下來的藝術的狡猾，並且減少我們因逆向蒸汽和英格蘭庸眾鄰居所受的干擾，這一點倒很像那個不勒斯的科爾索島：因為在那裡，我們同我們的所有感官都死心塌地，像受了蠱惑一樣，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儘管庸人聚集宿營的陰溝是空的。
我們是體現著「歷史意義」的人：因為，我們自身就帶有一份美德，這是毫無爭議的——我們無求無慾、忘我無我、勇敢、謙虛、客氣，充滿自我克制、充滿犧牲、耐性十足、阿諛奉承……總而言之，我們也許並不「香甜可口」；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我們這種體現「歷史意義」的人難把握、難感覺、難回味、難追求的東西，會令我們認為是一種偏見，甚至將它看做是敵對的東西。
事業上和人身上的高貴，正體現在每種文化和藝術的完善之作以及接近成熟之作，並且包括平湖般的目光和滿懷喜悅的自滿，這些都是自我完善的事物所表現出來的榮光和冰冷。或許，我們所說的歷史意義的美德，與善良審美同處一種程度，但是最起碼它也是處在最佳審美的必然矛盾之中，而我們恰巧可以模仿小的、短的以及在最低級的幸運場合下人的生命的聖化，這一點就像它們自己可以在這裡或那裡驟然四射的光芒一樣，但是在我們這裡卻表現得如此惡劣、遲疑，似乎還帶有一絲勉強。因為，那種目光和奇跡，在那種偉大的力量面前，主動站立在深不可測、漫無邊際的事物面前——那裡，因為突然發生的抑制和石化，因為我們正巧站在一塊沒有停止抖動的地面上，而出現了一種細膩的快樂。「尺度」這個詞語，對於我們來說是陌生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慾望——對無限、不可推測的事物的慾望，就像騎在狂奔的駿馬背上的騎手，當無限之物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自然撒開韁繩。現代人，就像半個野蠻人——當然，大多數人也都這樣——正處在危險的地方，而那些半野蠻人也正處在我們的極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