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世紀它們具有各不相同的敏感區：
貴族政體：笛卡兒，理智的天下，意志主權的明證。
女權主義：盧梭，感性的天下，感官主權的明證，虛幻。
獸道主義：叔本華，渴求的天下，獸性主權的明證，更為陰沉而誠摯。
17世紀是貴族政體。井然有序、獸性十足、冷酷嚴峻、「冷若冰霜」、「非德意志」、對滑稽劇與自然之物抱有惡感、普遍化、不同於以往。由於它相信自己，總之，要固守主人地位就需更多獸性，更多禁慾主義的習規。這個世紀意志堅強而激情四射。
18世紀是女人稱霸的世紀。沉迷於幻想、聰敏詼諧、平淡無奇，但具有為心靈服務的精神，享有精神上的自由，在暗中抗拒所有權威；醉意濃濃、樂天開朗、人情味十足、甘於自欺，總之一句話，社會性的……
19世紀是獸性橫行的世紀。更為詭異、醜陋、真實、庸眾性的，所以「更為善良」、「更為正直」；屈從於「現實」，所以更真實，然而意志不堅定，同時也佈滿悲哀與渴望黑暗，但卻是宿命論。不畏懼「理性」，也不篤信心靈；堅信渴求的統治。儘管叔本華論述過「意志」，然而缺少意願卻是其哲學中最典型的特徵。連累道德也一同降格為一種同情本能。
奧古斯特·孔德則延續了18世紀的風格，心靈統治大腦，認識論，感覺論，博愛狂橫行。科學在此時已然獨立，這說明19世紀已然找到擺脫理想統治的方法。只有拋棄願望，才能實現科學的好奇與嚴謹——我們這種樣式的美德……
浪漫主義成為18世紀的裝飾音符，是對這一世紀追逐偉大風格的奢望。事實上更是一種裝腔作勢與自欺欺人——人們的初衷是要描述天性的強大，激情的澎湃。
19世紀下意識地探尋這樣的理論——宿命論式地屈服於實際的事物並感到心安理得。在辯駁「傷感」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方面，黑格爾成就突出，在其思維方式之下的宿命論觀點表現在他確信勝方所具有的理性更偉大，忠貞不渝地為現實的「國家」而辯護。
叔本華：我們是愚蠢的，往好的方面說，即是自我否定。決定論在血緣學派產生之前，被認為是絕對的約束力，即環境論與適應論，意志被貶低為反射運動，連意志是「產生結果的原因」也被否定掉。最終完成了事實上的更名。這是因為人們很少看到意志，為了描述其他的事物，「意志」一詞變得毫無約束力。
其餘的理論：客觀性學說和「無意志」觀成為唯一通往真理的學說；也通往美——出於獲得臣服權利的目的，信仰「天才」。機械論，這一過程中的枯燥乏味的計算。而所謂的「自然主義」則驅趕了可供選擇的、可裁判的、可釋義的、可作為原則的主體。
貫穿了整個18世紀的是康德的「實踐理性」與道德狂熱；他完全不受歷史性的約束；並對所處時代的現實不屑一顧，革命即是一例；也不為希臘哲學所動；義務地充當著幻想家的角色；帶著教條主義惡習的感覺論者。
當下的世紀出現了向康德主義的復古，即追求18世紀的潮流。人們出於為自己重新謀求信奉舊理想和舊嗜好的權利，甘於如此。換言之，就是以「設定界限」的認識論為準繩，准許任意形式的理性彼岸……
黑格爾同歌德的思維方式大同小異。因為有人聽到過歌德談論斯賓諾莎。他支持宇宙與生命神性化的意志，得以憑借自身的觀察與論證求得幸福與安靜；而黑格爾滿世界追逐理性。人們不應該滿足於和屈從於理性。從歌德那裡，人們似乎能夠得到一種歡快的、讓人信服的宿命論。它既不謀反也不枯竭，它企圖通過自身獲得總體體驗，並堅信唯有總體性才能使一切獲得拯救，使一切呈現合理與善良。
對種族與等級的道德進行重估。有鑒於在每個種族與等級中，激情與慾望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了它們的生存條件——至少從某種程度上提出它們維持鼎盛的條件：使其成為「有道德的」人。
要改頭換面，忘掉過去——不再表現出差別，即在需求方面，應該盡量形成一致性；或者乾脆說，它們應該被毀滅……
誠然，道德意志的表現應當與那種凌駕於別種人之上的專橫相適應，這有利於統治者的殺伐決斷，或肅清——立足於使統治者不再有所畏懼，或是為了協助統治者的宰割。「消滅奴隸制」：所謂的向「人的尊嚴」的祭獻，事實上是要消滅一個特殊的種類——埋葬這一種人的價值與幸福。
認為一個敵對種族或等級強勢的構成是大逆不道的。這是因為這一強勢會傷害我們——它的「美德」會由此受到誹謗或偷換概念。
倘若這一種族傷害我們的話，將被認為是反對人和民眾；然而倘若從它的立場出發，我們則是它所希望的人——我們能夠讓他人從中獲得利益。
「人性化」的要求單純地認為，自身掌握了「什麼是合乎人性的」的公式的虛偽性，在這一要求掩護下，確信無疑的一類人準備謀權。準確地說，這是必然的本能——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這其中傾向於將人和人相提並論。
從卑鄙的道德利益出發的「利己性」。其捷徑是：將偉大的熱切期望、爭權奪利與貪婪看做是美德的監護人。
所有經紀人與貪婪之人能夠借貸與索求的東西，都務必堅持同樣的性格與價值觀。這是因為，美德成為各種世界貿易與交換的搶手貨。
同樣的理由，各種以官員與士兵為標誌的統治都是如此；以信任與愛惜的態度工作的科學也是如此；傳教事業也不例外。
這也就意味著，卑鄙的道德將在這一方面強制執行，因為由此它可以獲得利益；而道德如果想要獲得勝利，就必須對非道德採取沉重的打擊，然而，應該以怎樣的「權利」興師問罪呢？事實上依據的根本不是權利，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在非道德有利可圖的方面，同樣的階級採用的也是非道德的手段。
未來的強者——苦難和偶然在處處創造了強者的條件，對此，我們現在能夠理解了，並且有意識地想要來理解，因為，這種躍升的條件我們已經是能夠創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