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請注意，並沒有理由說明第二次你就一定數對了。你很可能是多數了人數，就像第一次少數了一樣。還有，如果第一次數到的數目恰好是期望的人數時，你可能就不會再數第二遍，因為沒有人會想要數第二遍來獲得可能不一致的數據。
人類總是有這樣一個偏好，就是傾向於選擇已經被「證實」的證據，這種偏好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假如我剛剛簽了一家新公司的工作，第一天我就被警告說馬莉非常難相處：她被大家公認為愛唱反調，是個悲觀主義者，對他人提出的項目總是持反對意見。我們只採納已經被證實的證據就意味著，人們總是注意馬莉表現出來的能說明其上述特點的事件，而不會去注意相反的證據。如果我對馬莉的詆毀者說：「她真的一直是這麼消極嗎？」他們會不斷地給我提供各種事例證明她的消極。如果我打斷他們的這種思維問：「但是你能不能想想，是否有什麼時候馬莉並不是這樣呢？」那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如果她的同事真的認真思考了這一問題，他們一定能回憶起一些偶然的情況。從邏輯上來說，我們都知道只要一件小事能說明馬莉並沒有唱反調，就能改變我們對她持有的偏見，然而，我們很少去選擇這種相反的信息。
我們可以搜尋反證，並把這些信息留存起來有待以後考慮。有一句諺語說「例外證明了規則的存在」，意思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常見的行為往往是規則的反映，但因為太普遍而被人們忽略。例外行為提醒我們重新注意常規行為。「例外」和「常規」一起揭示出某個人的真實面貌。當我們搜尋反證時，就拋棄了諺語的智慧。相反，我們假定例外並不能證明規則的存在，或者只是提醒我們除了簡單的規則之外，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對這些和已有世界觀相悖的信息，我們不是拋棄它們，反而可以將它們放到一個盒子裡，標記為「我還不理解的信息」。就像科學家那樣，在最後回過頭來審視和他們的理論相背離的異常情況，我們也可以回顧這些盒子裡的信息，把它們融入自己的觀念裡，也許最終會改變我們對某個問題、某個人或某個事件的看法。
◎策略5：調查信息來源的可靠性
有時，信息的來源很明顯不那麼可靠。例如，大多數人都會懷疑廣告宣傳的真實性，尤其是當代言人接受了酬勞或本身擁有該公司的股份時。相反，如果提供證據或觀點的第三方是客觀公正的，我們會更相信他們，也更可能將他們的觀點視為可靠的。由於信息來源的可靠性如此關鍵，所以，批判性思考書籍常常建議人們搜索最客觀的信息來源。例如，要證明某一藥品的效果，一個科學的實驗報告一般被認為比電視廣告中付費演員的評論更可靠。但是，如果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在藥品公司工作，我們又會再次變得謹慎。
時刻對信息來源的可靠性進行考慮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提供證據的人會從廠家獲利就機械地臆斷證據是不真實的；同樣，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證據來源於某個研究方法較為客觀的科學家就臆斷證據是絕對正確的。我們需要的是對研究報告進行選擇：至少通過兩種途徑來獲得確鑿的證據和信息。科學研究的一個好處在於，它能通過重複研究來收集確鑿的證據，如果許多科學家都重複某一研究並且發現相同的結果，我們對這個結果證據就會更有信心，即使這個結果可能和我們一直以來的觀點相違背。
在我們變得越來越確定之前，都需要視自己的觀點為暫時性的，同樣，我們也要更開放地對待他人提出的意見，哪怕只是真相的一小段。許多事情的真相是非常複雜的，常常，我們的信念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最佳猜測。如果真相總是和簡單的錯誤、可行但是不正確的解釋以及故意的欺騙交織在一起，那麼我們就需要更加謹慎，因為真相絕不會那麼明明白白地完全只和一種世界觀發生關聯，而跟相反的世界觀絲毫沒有關係。
和期望外的觀點共存
在對創造性個體的研究中，心理學家發現，相比於普通人，富有創造性的人能更好地和模糊性共存。我們不難發現，要持續地保留有一些和自己世界觀不相符合的謎題片段，並盡可能地去利用它們，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種考慮信息的方法將我們帶入一個灰色世界，一個更複雜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問題遠比答案多。慶幸的是，這個世界也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願意看到異常的事物，也就是那些不符合我們期望的現象，這可能導致創造性的發現。這些發現能幫助我們重新修正世界觀，從而能更精確、更完整地反映出我們試圖去理解的複雜現實。
視野拓展：錯了又怎樣
2003年9月17日，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聲稱，和當時民意調查中70%的美國民眾的觀點相反，美國「沒有證據說明薩達姆侯賽因參與了發動911恐怖襲擊」。此前一個星期，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五角大樓新聞發佈會上也發表了相似的言論。布什的言論看上去和政府早期的觀點不一致，當然，它也和大多數美國民眾的觀點相衝突。
我們該如何對這一存在多方觀點的問題進行回應？這依賴於最初我們偏向哪一方，不是嗎？支持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人相信這必然和恐怖主義有緊密聯繫，所以他們對布什的聲明會感到震驚、迷惑，可能覺得幻滅，甚至會覺得白宮這一聲明背叛了他們一直相信的東西。如果總統知道伊拉克和恐怖主義之間並沒有關係，而他卻讓人們相信這一聯繫的存在，難道說政府已經允許甚至是鼓勵公眾形成錯誤的信念？伊拉克是不是就像侯賽因從一開始抗議的那樣，根本就沒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當這些我們曾經相信的「事實」的可靠性被嚴重質疑時，我們的信念就像紙房
子一樣轟然崩塌。
這種崩塌讓我們感到恐懼，我們擔心自己的世界觀也會隨之粉碎。即使是對一個非常英勇無畏的人來說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因為他們要面對完全相反的證據，同時要努力去處理證據的內在含義，而不僅僅只是減少影響或否認其意義。面對布什總統的聲明，一個保守的廣播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就表現出了明顯的混亂：「但是，他們能告訴大家證明這一事實的證據嗎？」他抗議說。然後，他鄭重宣佈說要調查台裡的新聞檔案，查找之前引導他及廣大美國民眾相信伊拉克和恐怖主義之間存在聯繫的證明。很顯然，這位主持人已經心神混亂，他想要發現這些事情的真相，而不管「真相」到底將導向何方。
很少有人能像這位脫口秀主持人一樣作出反應。更常見的表現是，我們快速地否認所揭示出來的真相的重要性。我們會這樣做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對手對同樣的新聞作出回應的方式。那些反對布什總統及反對伊拉克戰爭的人對於布什的這一聲明混雜著憤怒和欣喜。憤怒來源於他們的信念，他們反對戰爭，認為這只是以錯誤的吹噓欺騙了美國民眾；但是他們的欣喜則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判斷正確，這之後，他們就可以跟鄰桌的同事或站在後院籬笆邊跟鄰居吹噓自己判斷準確。正如某個在那次脫口秀節目中打進電話的人所說：「我不想說我告訴過你這樣，但是我確實告訴過你。」然後他繼續說，很明顯非常享受他能「告訴他們這樣」。
當對手不斷嘲笑時，我們真的很難去利用那些將我們的世界粉碎得一塌糊塗的信息。對手指出我們的愚蠢，因為我們相信那些現在看來是錯誤的信息。我並不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即民意調查中那70%相信「911事件」和薩達姆有關聯的人都是愚蠢的。他們只是做了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做的事情。他們相信和他們有同樣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人所作的聲明，拒絕其他群體（如反戰團體）的相反聲明。當事情真相揭露後，那些嘲笑者要求愚蠢地相信侯賽因和「911事件」有聯繫的人改變思維。然而，嘲笑者也有他們自己的盲點，他們不曾想到，這種嘲笑讓別人很難重新考慮自己原有的信念系統。
干擾：對科學的狂熱崇拜
使用實驗、科學方法來評估證據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樣會導致唯一值得研究的問題和值得考慮的答案就是那些能被科學方法證實的問題和答案。科學思維允許我們在理解物質世界時做出沒有先例的大踏步努力，以至於我們被引導到相信人類是可以認識一切事物的，只是時間早晚罷了。當面臨不能回答的問題時，我們會想：「沒事，我們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研究或更先進的技術，最終我們一定會知道——宇宙的起源是怎樣，癌症是怎麼產生的，怎樣再造脊椎神經細胞等。」為什麼說這樣的態度有問題？
說這種態度有問題的人擔心我們會被「科學能實現一切」的觀點所迷惑，以至於我們會將一切都看得不重要，我們會認為物質世界以及我們對物質世界的各種疑問都不值得我們深究，因為這些問題最終一定都能得到解答。這種態度會導致人們看不到哲學和宗教的世界觀，而這兩種世界觀則是試圖來解決存在性問題的，即那些不能通過科學方法回答的問題。例如，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會生存在這裡？我們應該怎樣活著？這些都是哲學和宗教試圖解決的問題。
《宗教的重要性》一書的作者，宗教研究學者休斯頓史密斯指出，現代社會將「科學」視為萬能的態度導致了某種狹隘的視野。在這種視野下，類似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之類的問題根本不值得探究，這是因為我們能提出的答案根本無法通過科學的方法得以驗證。和癌症的病因不同，生命的意義並不會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某處，並等待著人們去發現。任何人提出來的生命意義必然只是他們自己的一些觀點，然而這些觀點卻無法評估，因為科學實驗的測量方法不能對它們進行評價。史密斯將這種態度視作科學時代帶來的負面影響。
宗教和一些哲學觀處理著某些無法看到、無法測量、無法科學地證實的現實，也就是科學方法探索不到的現實。史密斯極力主張我們不要僅僅因為科學方法無法觸及而忽略了這種至高無上的現實的存在。他還激勵我們在談到上帝或生命的意義時不要只是誇誇其談，也不要將之當做童年時期的古怪夢想，或僅僅將之視作安慰那些在現實中受挫的人的幻象。
和「沒有什麼事情是關鍵的，但是它們卻有意義」觀點相對照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不是所有有價值的事情都能被認為有價值，也不是所有被認為有價值的事情就真的有價值。」倘若我們忘記無所不能的科學方法也會受限制，或者如果總是認為無法用科學方法得到的結論就是錯誤的，這時我們就一定會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