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給學生佈置這項作業時，他們的拒絕讓我感到驚訝。當時，我教的這些學生和我曾經教過的研究生一樣積極性強，也很聰明，以我的經驗，他們要完成這一比較不同觀點的作業沒有絲毫困難，但是為什麼他們對這個作業會如此抗拒呢？
答案就是這個作業的形式和典型的研究型論文不一樣。如果是傳統型的作業，學生們只需要確定自己能完全理解主題即可，而在這個作業中，他們需要理解和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例如，探討基督教科學派的學生必須瞭解這個教派的機構、歷史、教義和主要信念。這個作業的獨特性在於：學習與自己完全相反的觀點，主要目的不在於以分析的方法來評價對方，而是要盡力去理解他人是怎樣以如此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的。如果用奈爾諾丁斯（美國著名教育家，提出關愛教育理論）描述的數學老師和麻煩學生的例子來做類比，我的學生們在完成作業時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努力理解「他人」眼中的現實。
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去尋找已經公佈的相關資料，或者對他人進行訪談，以此來通過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如熱衷家庭教育的父母、基督教科學派教徒、皮條客、反對使用利他林（譯者註：最常使用的兒童多動症藥物）的父母、反對墮胎合法化的人，或者反對伊拉克戰爭的貴格會成員。和傳統作業不一樣，這個作業並不是要在不同觀點間發起一場辯論，最終再分出個高低勝負，而是要找到正確理解他人觀點的方法。
正是作業的這一要求引發了學生們的不安。在最初佈置作業的時候我並沒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發現徹底從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傳統作業中，學生們只需要對某一爭議問題的利弊進行仔細分析即可，而在這一作業中他們感受到了困難，所以即使是能順利完成傳統作業的學生也對完成這項作業抱有猶豫不決的態度。慢慢地，我開始理解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謹慎。如果我們真的能理解他人那些應受譴責甚至是冒犯自己的思考或生活的方式，那會對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帶來什麼（而正是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們對這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觀點作出了評判）？如果他人的視角真的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其實在看待世界的時候有一些偏差，那這種意識又會引發對自身的怎樣的質疑呢？它們會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
許多學生正是害怕這項作業會動搖自己的價值觀，而這是他們最為珍視的部分，包括一直堅持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本能地發現，越是清晰地理解跟自己截然相反的視角，他們就越難將這種視角視為錯誤。一旦我們真的從另一極端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一旦這些本來令我們感到厭惡的行為、生活方式或信念變得能被理解，我們又怎能再將它們視作錯誤？我們也許無法得出結論證明某種觀點比另一種觀點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多種觀點並存的灰色世界裡，是否將徹底失去引領我們的道德羅盤？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一個大學生的面試中，她被問到希特勒的行為在道德上的對錯問題：
學生：嗯，從我的觀點來看，我會說希特勒的行為真是非常恐怖……你是問我他的行為在道德上的對錯嗎？
面試官：是的。
學生：哦，他的行為在我看來確實是錯誤的……他們……很難說，但是他們可能做了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
面試官：他到底對了或錯了？他相信自己做對了，所以他對了嗎？
學生：不——因為我是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但是如果你問希特勒，他可能會回答「對的」。應該說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這依賴於你的參照體系。
這個學生，儘管她個人非常確定地認為希特勒的行為很恐怖，但是也不能對他的行為作出更普遍意義上的道德評判，似乎正是因為她意識到他人會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某個行為或信念，她才無法對希特勒的行為作出評判。
這個學生的處境和很多宣稱「一個人的恐怖主義正是其他人為自由在奮戰」的人相同，這些人獲得了令人震驚的意識，即他人會以完全不同於自己的視角來看待世界，這種意識看上去使人們不能將任何帶有「顏色」的判斷強加給任何人、任何思想或任何行為。哈佛大學教授、教育研究者威廉佩裡發現，學生在發展自己的智力和倫理道德的過程中，有時會體驗到這種道德評判的無力感。幸運的是，這種無力感往往都是暫時的。最終，大多數學生都能越過它。他們意識到，即使是那些認為希特勒的行為正確的觀點，他們也可以理解，但是他們仍然不同意他的行為是自我防禦或他沒有犯錯。
推而廣之，我們可以理解各式各樣的人，如連環殺手、強姦犯、兒童性騷擾者、有內幕的證券交易人、撕毀賬簿的會計、宣誓後仍然撒謊的政府官員、背叛的配偶等，但是仍然認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不會動搖我們的道德標準時，其實我們可能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和我們不同的觀點。事實上，一些哲學家指出，我們能通過他人觀點看待世界的能力是將我們自身的道德和他人道德進行情緒連接的最真實基礎。
芝加哥大學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在她的《思維動盪》一書中提出，對道德體系來說，情緒十分重要，因為情緒和同情聯繫在一起。納斯鮑姆寫道：「所有的正常人都能想像穿著另一個人的鞋是什麼感受……這種思維是人類情緒和道德生活的基礎……因為它是同情和愛的能力的基礎。」對他人的同情性理解能引發道德行為，而不是道德無力感。
◎世界並非非黑即白
如果世界上的好人和壞人有明確的區分方法，那麼對於人們來說，要作出符合道德的規範的決定就容易得多。記得孫女克勞蒂亞3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在商店裡閒逛，她看到一個玻璃花瓶上有描繪內戰的圖像，上面排列著許多穿藍衣服的士兵和穿灰衣服的士兵，相互在攻打對方。克勞蒂亞問我：「哪方是好人？」我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好人，我們的目標也許並不就是純正義，而敵人也不完全是邪惡的。
例如，在當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中，一些以色列預備役軍人開始拒絕在1967年邊界外的地方作戰。2002年3月6日，314名預備役軍人共同簽署了一份文件：「我們，以色列國防軍預備戰役官員和士兵，一直秉承猶太復國主義、犧牲及為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獻身的原則，已經為前線戰事貢獻自身力量，也第一次武裝起來，無論多寡，都將為了保護以色列政府並使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此宣佈：我們將不會繼續這場殖民戰爭……我們將不會為了統治、驅逐、奴役任何一個人而越過1967邊界作戰。」
要採取這樣一種立場——一種被很多以色列公民看做不忠誠、危及以色列自主、對巴勒斯坦敵人有利的立場——是無比艱難的。你在聽到如何達成這一決定過程的話裡就能理解這有多麼曲折：「我們，眼睛充滿著由於戰爭導致的雙方的血淋淋的損失……當知道在邊境內的命令是如何被執行時，我們毀壞了自己從小在這個國家獲得的價值體系。」採取這樣的立場是不容易的，即使你相信你瞭解了什麼是對的後要做起來也不容易，因為你也許將和家庭及親密的朋友都變得疏遠。
另一方面，克服自己的偏見因此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人的視角也是希望的重要根源。推己及人能幫助我們解決很多長期衝突，從而避免造成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損失。我們收穫的更廣闊的視角也能顯露出和對立方觀點的各種共同基礎。雖然我們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緊緊抓住不同的觀點，才能有效利用它們而不是聽任它們溜走，但是，這麼做之後的領悟就能極大地免除這些觀點的影響，有時甚至是革命性的。
◎開放、有效地利用各種視角
心理學家邁克爾巴塞基使用詞語辯證思維來描述有效利用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的能力。他講述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有效利用不同觀點可以怎樣讓我們的生活輕鬆！巴塞基描述了一個情境，一個已成年的女兒拒絕接受母親努力施加給她的一些價值觀。母親會怎樣應對？她可以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正確的，而女兒的新價值觀是錯誤的。在這個例子中，她可能會感到悲傷：「我做母親真失敗，因為無法將自認為最珍視的價值傳達給女兒。」或者
這位母親也可以認為她女兒的價值觀是對的，而自己是錯的。所以，她就需要面對令人沮喪的結論：她自己的生活已經誤入歧途。
然而，如果這位母親將自己的觀點和女兒的觀點都寫在同一張紙上，然後退後一步來思考，而不是陷在其中，那會怎樣？她可能會發現，女兒的價值觀雖然不同於自己，但是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整合了許多自己的觀點，而形成了更適應當前時代和她的生活的價值觀。母親也能發現自己的價值觀適應自己的生活及所處的時代，同時也意識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些價值觀也有些狹隘或存在限制。她可以從女兒的價值觀中學習一些東西，一些可以引導她改變自身堅持價值觀的東西，做到更深化自身的價值觀，而不完全是拋棄。
看學生們寫作業時，我為他們在努力完成作業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誠實感到震驚。一個禁慾主義的忠實擁護者，一直認為只有禁慾才能解決少女懷孕和性傳播疾病的問題，她描述了如何努力去理解另一極端做法的經過。當看到倡導安全性行為的材料時，她意識到自己並不能完全相信這些倡導者提出的論據，而懷疑他們的偏見會使她有意選擇更適合自己論點的論據。例如，儘管他們聲稱倡導安全性行為是希望保護青少年免受疾病和意外懷孕的傷害，她仍然懷疑他們的真正目的只是為沉溺於不受道德限制的性慾主義者找尋一件安全的外衣。她開始逐漸明白，自己要真正能開放地接受他們的觀點，除非有自己真正尊重的人堅決擁護他們的做法。所以，她不斷搜索，最後找到這樣一個人進行了訪談——一名學校教師。這個學生真正試圖去理解對立的觀點。在看學生作業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人們能夠也可以和截然相反的對立面觀點達成妥協，他們的方法是對這些觀點稍加改造，而並不一定犧牲自己原有的最珍視的價值觀。
對完成作業的學生來講，看上去他們的價值觀受到了威脅，到底他們遭遇了什麼？整體來看，大多數的學生都發現，在寫作業時，雖然自己的立場改變了，但是他們所處的世界的基礎並沒有完全改變。事實上，他們對自己為什麼會抱有原來的價值觀思考更多，也對那些信念所依存的複雜環境有更多認識，他們世界觀的基礎變得更為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