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當有個農民第一次提著自家的母雞上街想為新出生的兒子換幾塊稍稍柔軟的尿布時，突然一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人員將他拉進一間黑屋責問，而膽小的他竟然嚇得當場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那年的一個風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壞右子女剛把幾盤義烏青的糖塊和貨郎擔備好，幾個打砸搶分子帶著棍棒和手電不由分說地橫衝直撞進門，將那副未挪窩的貨郎擔和青竹做成的撥浪鼓，連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開肉綻……
我更忘不了馮愛倩說的：有一次上蘇州沒有進到貨，我就改道到上海，終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貨進到後，老天下起了大雨。為趕路，我便冒雨挑著擔子上火車站。哪知車上人很多，車廂擠得水洩不通。車門進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當時衣服濕，手也濕，車身也濕，我攀著車窗剛往上掙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個身子像小泥袋一樣重重地摔在鐵軌上，頭也摔破了一層皮，疼得怎麼也動彈不得。可眼看火車快要開了，我不顧一切地跳起來伸出雙手再一次扒住車窗，但我還是勾不住，因為我的手是滑的，車也是滑的，可火車則在隆隆啟動，我當時真的眼淚嘩嘩往外流，就在這時，是車上的好心人伸手將我拉了上去……等火車到了嘉興，我透過車窗見也是經商在外的我們義烏的樓香雲等四個婦女，正在站台上焦急萬分地一邊嚷邊跺著腳，個個全身淋得像落湯雞。我心頭一陣酸痛，忙伸出雙手招呼她們。我一手接過她們的貨擔，手抓住她們的胸前衣襟，拼著全身力氣將她們一個個拉進車廂。樓香雲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倒在車廂內臉色蒼白，剛開口就哇的號啕大哭起來，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關龍說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樓桂賢和樓華明一起到溫州進貨。由於春節剛過，在溫州一時找不到貨源，於是我們又回到以往落腳的永嘉一帶尋找貨源。我們搭乘的是一輛機動三輪車。那三輪車剛開出不到十分鐘，突然與迎面駛來的一輛大客車頂頭相撞，我當時只聽耳邊一聲巨響，隨後是身子翻了個個兒，便不知人事……當我清醒過來，從倒地的車廂爬出時，第一眼便看到的是我的堂弟一動不動地倒在一邊，他的嘴上和鼻子邊直冒鮮血。壞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應就是這個。還有樓華明呢？我轉頭一看：樓華明正痛苦地呻吟著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腳不多不少，被扭了個180度。
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隊學過醫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來了個扭正動作。老天有眼，還真的成功了1當我再回頭時，發現堂弟的身子輕輕地扭動了一下，啊，他還活著！還活著！我悲喜交加地一邊告訴樓華明，一邊開始上路招呼過路的車子，請他們幫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從我身邊至少駛過了十多輛車子，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搭救我們，我眼看著倒在血淚中的堂弟帶著對生命的無限眷戀痛苦地離開了人間。當時我的堂弟年僅25歲，原定正月十五去完婚，可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這樣永遠離我們而去。多少年來，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總難平靜，因為春節，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遺體運回義烏，卻在很長時間裡找不到願意拉屍體的人，我為此傷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盧浩說的：我父親原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誠，經過黨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院校任教。在極左年代，我父親陰差陽錯後來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於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卻從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兒時的別名。長大了，沒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壞蛋，無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結婚，而這我從沒後悔過，然而有人卻連生活的權利都要從我這兒剝奪。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搖撥浪鼓，我卻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會跑台灣去。十年浩劫結束了，我也由狗崽子變成了與別人一樣的可以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開放年份裡，一切變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開始經商做小買賣，我學著也搗鼓起來，可剛一動手，背後的槍手就來了。那年，隊上分給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費。苦了快半輩子的人了，我也想學著大伙的樣做起買賣。
於是我到杭州邊的一個地方進了1200雙襪子，下午坐火車回義烏。那時車站上的打擊投機倒把的便衣檢查人員到處埋伏。我剛把200雙一包的襪子從車窗遞給妻子，突然幾個彪形大漢從我妻子的背後衝上前來，扭住我的妻子胳膊我一看嚇壞了，慌忙將頭縮回車廂內，隨即脫下外衣，又轉換7—個座位。我知道不這樣做的話，馬上就會面臨噩運。果不其然，幾個便衣檢查人員迅速登上車廂，逐一搜查，好在我若無其事地裝著與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認出。可等檢查人員下車時，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濕盡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處置：是下車還是怎麼著？我心頭只有個念頭：絕不能讓我全家的1200元貨物泡湯！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車開了，開到了離義烏的另一個地方，我又急又怕，這時一個好心的乘客幫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車逃下了火車。我終身難忘的那是個再不能黑的夜晚。當我一腳契一腳低地摸著回到家門時，妻？
哇的一聲哭得差點背過氣。她告訴我：來搜家的人剛走十兒分鐘……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車站候車室一個房子內受審。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把你棄農經商搞資本主義的罪行交侍出來！瞧，那時候做點小買賣有多難！多心悸啊！從4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小屋子出來後，我的後背就像多長了兩隻眼睛，時不時地往後要看看有沒有人在後面盯著呢。妻子勸我說有什麼怕的，咱一沒偷二沒搶，讓我再去街上賣襪。我就是不願去，她偏讓我去。最後我只好去，當我戰戰兢兢提著一包襪子上到街頭剛放下正準備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幾個打擊投機倒把人員像鐵麵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後來黨的政策開放，我現在恐怕早已得精神病了，咱義烏人做買賣的開始時期，沒有幾個不像這樣天天是在心驚肉跳的情況下出外搖1撥浪鼓，做小買賣的……
在我去撥浪鼓故鄉的那一天，廿三里鎮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表彰會，幾十名自動出資捐助政府修路的農民披紅戴綠、手持鏡框，從嶄新的鎮政府大樓裡走出。當我得知此情況時很想上前採訪一下這些無私為公益事業作貢獻的農民兄弟。但我始終未上前打擾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鎮黨委女書記告訴我，她這兒的大多數公路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興建的。開始我心頭有些疙瘩，想是不是這裡坑害農民的現象很嚴重？女書記大笑起來，說這可是你們太不瞭解咱義烏人了。
她說我們義烏在處理農民利益問題上在全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從不在利益問題上坑害農民，恰恰因為在政策和制度上這麼多年來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方向，農民才真正富裕了起來。而富裕了的農民今天他們又主動自願地出錢出力來支持政府搞基礎和公益事業。比如像最近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當地的投資環境，決定修建一條新交通要道，由於政府一下拿不出那麼多錢，當農民們知道後，主動組織起來進行捐獻，三西多萬元沒幾天就集齊了。女書記自豪地說，在義烏，農民們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會算，但對支持公益事業上也是最大方的，幾千元、兒萬元甚至幾十萬、幾百萬的拿出來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為一種榮耀。我相信，因為在去年的那場大洪水過後的捐助活動中，義烏農民的捐款數額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計算恐怕在全國農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農民一個人就捐了10萬元。
這就是義烏人。他們的每一次抬手舉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難以置信，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缺少瞭解他們每一次舉手抬足時所經歷的非凡。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場後來因為人越來越多，再加上由於受改革開放不斷深人的影響，我們義烏的多數出外做小生意的撥浪鼓手，此時已經感到傳統的雞毛換糖遠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別是那些經常跑廣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搖幾個月撥浪鼓，不如走兩趟廣州、上海販點小商品賺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畢竟是小鎮，離火車站、離縣城又遠，很不適合做買賣，於是搖了幾百年撥浪鼓的義烏人，從此放下雞毛換糖的活計，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類小商品買賣上。在告別廿三里老街的舊市場時，我們小鎮上曾經出現了齊山村的一戶農民用了兩台拖拉機把全家積存的1噸多重雞毛換糖而賺來的硬幣，拉到信用社儲蓄。銀行為此發動了全體工作人員整整數了五天，才把這兩拖拉機的硬幣數清，總共是43439元！
在我臨別計三里時，村支書朱有富別有一番感觸地向我透露了當地的這一傳聞。這個真實的傳聞，雖然是在無意間聽說的，但它在我心頭卻佔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擁有噸多重硬幣的主人在平時是如何積存它的，而當這些辛辛苦苦積存下來的硬幣被滿滿地裝上兩台拖拉機上駛向信用社的路上時，其主人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雖然因為時間關係我沒能採訪到這位存硬幣的農民，但從他一家一戶所擁有的如此多的硬幣以及他最終毫不猶豫地將其存人銀行的那一瞬間，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義烏人獨特的積財方式和從商的決斷行為，那是十分叫人欽佩和深思的。
許多精神是可以學習得到的，而許多精神又是無法學習得到的。義烏過去創造的雞毛換糖從商方式流傳了幾百年，使在一方貧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駱氏後代得以傳宗接代。今天他們繼續和發揚雞毛換糖的精神，在建立農村市場經濟中譜寫新的樂章，都具有深刻而不朽@寶貴精神財富。
就在被如今的義烏人、視為中國小商品市場莫基者的謝高華書記到任義烏前夕，義烏所在縣城的稠城街頭便開始了一群群做小買賣的生意人。這中間有上面提到的馮愛倩、何海美、金蓮珠等人，他們都是義烏市場的第一代經商者。這些人中間我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黃昌根一現今義烏人市場裡絕對的大亨。
黃昌根也幹過雞毛換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場上最早的客戶之一？但因為黃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產隊不發他外出從商的證明，於是他只好在家搖他的撥浪鼓。而正是這種非人性的壓:迫使這位具有天才經商經驗的農家漢子飽受痛楚。在今天千千萬平個義烏經商者中，上一點年歲的都知道和瞭解黃昌根這個人，為在義烏所有經商者的眼裡，早期的黃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個。他母親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後改嫁了還當了好人，所以這解決定了黃昌根要比別人更往下低；他黃昌根多才多藝、聰明超人，因而也就決定了在那些特定年代裡他要比別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
那年他實在腳癢也想偷蔚出去雞毛換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經過一條山溪時,滂沱的大雨喚來咆哮的山洪，挑著貨郎擔的黃昌根只覺腳底滑，連人帶相掉進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當時他惟有的一個知覺是：此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沒有讓其過早地結束苦難，一位賣山貨的人路過時搭救了他……黃昌根因此認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哪來福呀？他聽說廿三里市場上能做小買賣，於是手巧心靈的他便在自個家裡辦起一個小作坊一其實就是在家門前挪出一塊空地，做黃泥哨子。這種不用任何本錢的事正好適合他黃昌根做。黃泥哨在當時對小朋友們來說是很受歡迎的一種玩藝，只要有力氣和手巧就能製作，經黃昌根十個指頭來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個這樣的小哨。
快來買啊，一分錢個！黃昌根哪敢在市上把這些泥巴做的小玩藝賣高價，他把自己的勞動與智慧壓到了最低點，沒想這些小玩藝大受歡迎，畢竟一分錢能買到一樣東西，再窮的人也不會在乎這麼便宜的買賣。黃昌根呢，回家一點錢，整整五塊哪！他想我在家掙工分一天也就幾毛錢，這幾毛錢與五塊錢之間的差異可非同一般呀！黃昌根望著門前的一堆黃泥巴樂得合不攏嘴，而就在這…瞬間，他的心靈深處從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堅定信念。但黃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興旺自己的命運就會越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