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長的廿三里人，我那個如甫村在義烏是出名的窮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黨支部書記，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農村受左的思潮影響太重太深，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幹啥都不行，你想帶領大伙弄點好日子過，就得挨批挨鬥。我們村所在地土質瘠薄，播種水稻如果沒有家禽家畜的毛貨作基肥，水稻就會發棵分櫱不良，產量也就上不去了。為了肥料，我們的祖先就利用當地產青糖的優勢，很早就有了雞毛換糖的經商傳統。其實義烏人最早的雞毛換糖並不是為賺錢，而是為改良土壤不得而為之舉。後來在雞毛換糖過程中發現不僅能解決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從而達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還能嬴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於是雞毛換糖從此成了義烏人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賴以生存繁衍的一種基本手段。施老先生向我講述了一般義烏人講不出的雞毛換糖的道道來。
然而他用充滿滄桑的語調，以自己的經歷，向我訴說了義3人雞毛換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難：咱這兒的人本來就窮，哪有什麼本錢出去做買賣？不是靠家裡的老母雞生下幾個蛋不捨得吃或者等圈裡的豬仔大了後賣掉湊上兒個錢，添一些小百貨，再挑上一副貨郎擔，搖著撥浪鼓就出門了。以前我當村支書時不能帶頭外出雞毛換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搖撥浪鼓的機會。1967年我第一次出門到的是一個大山區，因為只有那些沒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們的義烏青糖和小百貨換得些農家人閒置的家禽獸毛。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出門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腳路。雪大風大，出門時我挑著擔子沒敢穿衣，這一路喲，進不能進，退沒處退，而風尖子雪花兒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鑽。眼看天快黑了，我心頭急，腳想抬得快些，結果不小心一汆，連人帶擔跌倒在路邊的潭子中……那一瞬間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這樣白白淹死在他鄉異地！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自己當初是怎樣從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頭的。等到上岸後，我又最先想到了擔子裡換來的貨物，於是顧不得淋濕的全身，挑起擔子直奔當地的供銷社，待到把貨賣掉時，我的衣褲全成了冰楂楂，身子上下沒一處不是浮紅浮腫……可要說最受苦的還不是這。我們搖撥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無端的懷疑或誤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農民兄弟很喜歡毒鼠藥，於是也在貨郎擔裡帶了幾包。哪知有個村的一位婦女因同丈夫不和，起歹心用毒藥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聞得飯中有味，當即倒給家犬吃掉，那可憐的家犬當場倒地而死。我並不知其前因後果，所以路過那地仍然吆喝著有雞毛換老鼠藥的嗎？我的話剛落音，一隊臂套紅袖標的紅衛兵不由分說就把我揪住，並一頓圍攻……好在事後有群知情的老太太爭先恐後地一邊來買老鼠藥，一邊取笑地對那些紅衛兵們說：我們買藥可不會去毒死丈夫的，再說我們的男人早就人土了！一陣嘲笑聲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驚的心幾天都沒平靜下來……
駱有華，廿三鎮的副鎮長。他並不是我預先定下的採訪對象，但我們一坐下來，這一位曾有六年軍齡的漢子忍不住揮淚與我訴說他的撥浪鼓生涯。駱鎮長說他1975年從部隊回鄉時，在生產隊干一天只能得兩毛錢，最好的年成也就五毛一天。那時斤大米四毛錢，一個壯勞力一天怎麼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卻還不夠一天吃的，日子自然無法過下去。他駱有華在外從軍六年，也算見過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手持撥浪鼓，遠離家門去雞毛換糖。我當時是生產隊幹部，又是部隊人了黨的人，上面規定是不能帶頭出去搞啥資本主義的呀！可當幹部的也得過日子麼！無奈，我托人從外生產大隊開出一張證明。那時沒有證明外出可要吃苦頭的。我們義烏就有人因為半途身上帶的證明丟了，結果到江西雞毛換糖的路上，不僅被沒收了全部貨物，而且整整關了幾個月，當家人幾經周折再證明將其救出來時，早已成了半人半鬼。
我現在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出去時的40元本錢是怎麼來的：那是全家三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換來十三塊五毛錢……那時每尺布票能賣三毛錢，另外自留地裡的菜賣了2塊，加上生產隊分的9斤黃豆賣掉後換來的一些錢，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這總共40塊錢的來源已時過三十多年了，我還一筆筆都記得清楚。這說明啥？說明那時我們義烏人太窮，不出去做點小副業就別想過曰子。可我們義烏人雞毛換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義烏人，沒聽說淮千過雞毛換糖的事麼。
為啥？還不因為那是又苦又沒利可圖的生意麼！但我們義烏人比別人不一樣之處也在這裡：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這興許是我們今天義烏的大市場能形成的精神內涵所在吧？你問我雞毛換糖的生意怎麼做來的？我告訴你是這樣：臂如我開始出去就40塊本錢，先得把這40塊本錢換成貨，那些所謂的貨都是些針頭線腦，以及女人用的頭花髮夾什麼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腳點，在那裡花一塊二毛錢住宿吃兩頓飯，早一頓，晚頓，中間十幾個小時就是你搖撥浪鼓的時間。塢毛換糖的生意說來簡單也簡單，比如我用本錢一毛錢買上一包納鞋底的針，一毛錢一包的針有25根，我們出去可以用兩根針換一把雞毛，一毛錢一包的25根針，通常可以換一兩斤雞毛，一兩斤雞毛是可以賣好幾塊錢哪！所以一般我們從秋後的11月份開始外出雞毛換糖，一直到春節過後的二月底三月初才往回走。三四個月奔波下來，除了每天交一塊錢給生產隊記工分外，也能積下三四百元。那時一個冬裡攢下三四百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所以我們義烏人雖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擔子挑，但從不願輕易放棄撥浪鼓。
你最遠的地方到過哪裡？我問。
江西。是搭火車去的。駱鎮長說。
天最多走過多少路？
嗯……反正記得有一次連爬山走路，過了兩個縣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說：我記憶中最慘的一次是自己兩天沒好好進一口食。
為什麼？
那次本來計劃是當天返回落腳點的，後來見生意不錯，只管往山裡走，不想一進去就出不來了，整整兩天兩宿不見人煙，雖說早已肚皮貼著肚皮，可肩頭的擔子不敢丟呀，那兩天的路就像當年紅軍走了兩萬五千里……我們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搖撥浪鼓弄出來的毛病……
駱先生的話使我陷入了一個久遠的回憶：我記得那時我才剛上小學，這一年春節我的一個小姑姑結婚，家裡來了很多親戚。中午時分，村邊來了位雞毛換糖的野人一我們蘇南那帶這樣統稱養蜂換糖的外鄉人。在當時，我當然不知道那個搖撥浪鼓的野人是義烏人，更不知道他們為了生機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進村後突然倒在了地上，參加婚禮的我家親戚們慌忙將那人扶起，給口水喝後，那搖撥浪鼓的人慢慢醒來，隨後我和在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著一絲鮮紅的血痕。
我嚇壞了，聽到大人們在不安地說：不好不好，今天觸霉頭了！觸霉頭！於是有人搖來一隻擺渡船要送那換糖人到鎮上的醫院，可那野人搖搖手，就是不願去。我看著那人擔著擔子，搖搖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撥浪鼓後來也掉在了路邊的水溝裡。我和村上的孩子雖然很喜歡撥浪鼓，可誰也沒敢去撿，因為聽大人說第二天人們發現這個丟撥浪鼓的換糖人就死在半道上……這件事是我小時候幾個有限的記憶中始終沒有忘卻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後有幸與義烏人相識，恐也漸漸淡漠了，然而當我再度在撥浪鼓的故鄉重新回憶起這個孩提時的片斷，更增幾分對換糖人的憐憫之心，同時也想藉機糾正一下我們蘇南人不該對外鄉人的那種明顯有歧視成分的稱謂。
哎——有雞毛豬骨舊衣破帽換糖喲一！撥啷，撥啷——！義烏之行，我沒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終難以棄捨那童時耳邊常常迴盪的吆喝聲，這吆喝聲中，使我不禁無數遍地體味著昨天的義烏人是在怎樣的生存與奮爭！也許正是我從小就有過對撥浪鼓旋律的特別情系，因此現在似乎更能容易傾聽和接受義烏人他們從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種旋律。
在義烏，我聽人講了很多有關撥浪鼓手們的故事：－有一位撥浪鼓手到江西雞毛換糖，因為當地人認定他是搞資本主義，而這位義烏人又半途丟了生產大隊開出允許出外經商的證明，結果人家把他當作流竄犯對待，在一個石場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這期間，家人以為他餓死在外，結果謅他從開石場放出回到家時，妻子和獨生女都成為別家的人了；
——有一位撥浪鼓手剛出門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雙腿摔斷，留下終身痼疾。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把兒子伺候了一輩子，最後還是老母親為其兒送了葬……
——有一位現在仍經常流離在小商品市場的瘋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雞毛換糖途中得病後身亡在異鄉。那個亡夫與這位妻子當時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窩，哭干了淚水，幾年後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從此便變成了瘋婆子……
在廿三里鎮的廿三里村黨支部書記朱有富家，主人告訴我，拿他們廿三里村為例，過去一到農閒季節，村上就見不到十五六歲至六十歲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門雞毛換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實在稱奇，他家的四層樓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填的全景，風水之好遠非一般。但與周圍新樓疊起的左鄰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經是幾分寒酸了。這也許更證明了他大堂內三塊由市府頒發的富民書記》金匾為什麼一直閃閃發光，也由此可見這位當年的撥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實造福於民的好帶頭人。
談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異常，從他的嘴裡我知道了現今像個現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鎮，十幾年前還是個僅有一條不足二百米長的小街，以及僅有幾戶城鎮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碼頭而已。如今的廿三里，僅鎮區面積就達四平方公里，寬闊的馬路，成行的樓宇，處處都是繁榮的景象和通衝八方的商品市場。在農民心目中視為上層社會和身份象徵的城鎮居民戶口已達到二萬多人。朱有富說，他的村現在全都是城裡人了，2000多號人個個都變成了居民戶口3他說你們城裡人不太明白，坷對我們農民來說，這居民戶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
有人說洱萬元千萬元的錢好掙，但誰能把農民的戶口成居民戶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現在我們全村人家家戶戶都成城裡人了，這對農兒來說可是最大、最實際的變化呀！還有兩個現象也可以說明我們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鎮區了吧，幾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樓，而這些新街新樓不是政府出錢拿經費蓋的、鋪的，而全是我們個人拿錢蓋的樓鋪的路，政府只是進行了規劃佈局。可能你已經聽說了我們廿三里鎮的一塊40來平米的商業用地已經賣到21萬元了！過去都說大城市裡的黃金地段寸土如金，現今我們偏遠的農民土地也值錢了，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變化嗎？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同樣道理，僅拿我們村來說，本村人口僅為2400多，而現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卻已超過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兩倍以上。他們中間不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腳在這兒做中小生意了。你問為什麼一個小鎮留得住這麼多外地鳳凰？當然是因為這兒有經商的市場唄！
廿三里自古是塊個經商寶地，也是義烏人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故鄉，可以說，義烏有今天，就是因為先有了我們廿三里那條至今仍留在新城區邊的那條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經去過那條老街了嗎？它可是我們義烏人從被人看不起的雞毛換糖的貨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讓全中國人都羨慕的經商驕子的見證。朱有富有理由這樣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也就是義烏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他在我臨別時說的句話叫人刻骨銘心：咱廿三里對義烏市場的貢獻是用血與淚鑄造出的……
當我深人採訪那些當年從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錢一毛錢起步，到今天每年創造一個百萬富翁的義烏商賈們時，對朱有富的話便有了更深切的體味。是的，這是一個任何時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實：如果沒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頭的那種為了一根雞毛一根豬骨而不惜搖斷撥浪鼓的精神，那麼今天的義烏人自然不可能苟華夏第一的大市場，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撥浪鼓手依然背井離鄉在外。
歷史的任何巨變，總是鍛造著一種深刻的民族精神。義烏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我隨的是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這裡舉辦的98中國小商品市場博覽會。在那隆重、熱烈和想像不到的商業氣氛中，我的那顆難以平靜的心時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義烏既沒有廣州、深圳那樣的資本前沿的好風水，更沒有上海、蘇州那樣具有幾千年沉積的經商韻律，可為什麼偏偏在這兒創造了20世紀中國農民的經典？
我終於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義烏人才有的撥浪鼓精神。這種撥浪鼓精神便是勤勞、敢闖和不懈的努力向上。
撥浪鼓是一種經商附用樂器，它的每一聲旋律都用來為雞毛換糖服務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於鼓手的搖力上。幾乎每一個義烏的經商者都懂得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