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開禁，使整個幾十萬本來就善經營、敢幹事又肯吃苦的義烏人，解脫了多年束縛在身上的枷鎖，紛紛加人到了經營行列。一大批農民從田埂走向了城裡，有的重操撥浪鼓幹起傳統的雞毛換糖，更多的則上街擺攤開店，到外地批發進貨運回義烏。特別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動起來，他們把祖先流傳下來的本領，重新用於開發像制糖、產棗等傳統加工業上。正當農民們歡天喜地，甩開膀子大干時，那些國營和集體商業的幹部職工卻大呼其苦，說謝高華這一放，把整個義烏搞亂搞爛了，一時間，縣裡收到的告狀信就多達兩麻袋。尤其是城內幾家國營商業單位的人，甚至上門堵住縣委大門，要求謝高華撤回一號《通告》。
你們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謝高華掃了眼，見人群中有幾位是商業局下屬商店的職工，便問。
是嘛？對方不明其意。
謝高華笑笑，說我先給你們講件幾天前發生的事，那是我的親身經歷。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鉛筆用完了，便上街到你們那兒買筆。舀時我見一位營業員正在埋頭看小說，又正看得起勁頭上，我問她有沒有鉛筆賣，她頭也不抬起說沒有。我低頭往玻璃櫃內…看，裡面明明放著很多我想要的那種筆嘛，就說同志這兒不是有筆嗎？這營業員很不耐煩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筆往櫃檯上一扔，也不說價，只管低頭看她的小說……同志們，我說這件事可不是胡編的呀，你們自己承認不承認有這樣的事？可就是這樣的經營態度和服務水平，人家小商品商場上的經營者怎麼可能不把你們衝垮？要我說，你們不改變自己的問題，堂堂國有、集體單位被小商小販衝垮擠掉，也是活該！
書記的一番話，說得這些剛才還理直氣壯的人一個個臉紅耳赤地低下了頭。
但問題遠非那麼簡單。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聞名中外的名特產一金華火腿。其實金華火腿的真正發源地是義烏。謝高華放手讓農民搞經營和市場後，具有傳統工藝的佛堂鎮幾個農民辦了家田心火腿廠。消息傳出，省、地、縣食品公司不幹了，找到縣委堅決要求關閉佛堂農民辦的火腿廠，理由是金華火腿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是由國營食品公司獨家經營的，農民無權參與。謝高華一聽很生氣，說：金華火腿是金華人民的創造而不是食品公司創造的。農民創造了火腿，哪有沒有加工火腿權利的道理？至於私人火腿加工的質量和產品出口的問題，只要保證達到有關要求，服從上面的計劃安排就行！
謝書記，你這麼說，就等於放縱農民破壞國家政策，我們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們關廠，我們就到省裡、中央去告你！來者不善，且針鋒相對。但他們碰上了一個為了人民利益從不害怕的縣委書記。
告隨你的便，但讓我下令關農民的加工廠，就是撤職我也不會去做！謝高華回答得斬釘截鐵。
歷史便是這樣位無情的法官。我們不妨作個假設。如果說，十幾年前不是謝高華這樣一手為個體經濟大開門渠，一手力挽狂瀾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義烏會有今天的華夏第一市之稱嗎？能驚當今中國、世界殊嗎？
不會。六十四萬義烏人明確地告訴我。
但，經歷滄桑，如今依然過著平民生活的謝高華卻這樣說：在當時還沒有明確的關於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具體規定出台的情況下，縣委、縣政府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義烏的實際出發，敢於承擔風險，允許個體經濟，開發小商品市場，這不是哪位領導者的功勞，而是義烏人民從祖先那兒繼承的血脈裡就有一股敢為天下先、敢說實話辦實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論自然條件，論地理優勢，義烏沒有一點可以同沿海開放地區的縣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華，義烏也比別人無半點先天優勢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別人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偏偏先行了，並且走得那麼雄赳赳，氣昂昂！難以想像，沒有足夠的精神力量和大無畏的膽識是斷不可能的。
勇於探索，敢於實踐，自古就是義烏人的秉性。當我踏上這塊熱土之後，方知兒時熟吟的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這首辭陚的作者竟是義烏人，他便是人稱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想當年，駱賓王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討武檄文，震盪武氏朝廷而後又成為千古名作。也許正是駱賓王的這種鐵錚錚的傲骨，才使近代的義烏屢出人傑。《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首譯人、著名語言學家陳望道，革命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傑出歷史學家吳晗先生，皆為義烏人士。
我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正值舉國上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週年之際，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指導思想，如今已被寫人黨章，寫人國家的憲法。這是民心所歸，國魂所歸。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什麼？對，是痗倡實事求是，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論就是對上述問題為我們找到了科學、準確和開創性的答案。任何一個真理與歷史經驗都需要實踐來檢查。而真理哲者可貴之處就是在於它最初敏銳與發現。當歷史已經走人20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回過頭看一看義烏人在十幾年前率先於全國，首創了以個體經營為主導的小商品市場時，你會驚駭地發現馮愛倩、謝高華等人，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是何等了不起！寫到這裡，我不得不揮筆重墨寫到義烏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駱賓王的子孫，馮雪峰同族後裔馮志來。
馮志來幾乎與義烏現今的市場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從稠州關門路上馮愛倩她們擺攤到今天遍地開花的義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個歷史，馮志來只是一位熱心和冷靜的旁觀者、思想者，雖然他也出版了有關對義烏市場思考與發展的專著興市邊鼓集》，但他卻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稱為華夏第一市的義烏農民市場經濟令國人不可思議一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馮志來竟在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就寫出了與今天我們高舉的鄧小平理論旗幟內容極其吻合的《半社會主義論》和《為什麼》兩篇著作。
1962年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歷史階段？那是反右和大躍進即將結束、極左思潮和嚴重的自然災害正重襲神州大地的特殊時期。人民共和國在風風雨雨、顛顛簸簸中行進了十多年，雖然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但國家的軀體和人民的心靈上卻留下了千瘡討孔的傷痕。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往何處走、怎麼走？這些似乎早已被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下了一個個定義的問題，又一次次使那些善於思考和探究的哲人產生了疑慮。在沒有哲學紛爭只布貧苦困擾和時時處處受人監視的一個偏僻的浙江農村長大的、一位年僅27歲的義烏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燈下寫下了六個大字《半社會主義論》什麼？社會主義還有半個一說？
是的，這位剛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義烏青年，面對一件件觸目驚心、燙手刺動國民心臟的嚴酷現實，他大聲疾呼道：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證了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過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後，我們開始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我們的國家出現了一片繁榮發展的景象。但是近年來，由於照我們所創造的一套辦法行事之後，那一絲剛剛掛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臉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閉……一句話：中國不能通過資本主義而後進人社會主義，這是早有人論證過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馬上進入社會主義。只能通過半社會主義的相當長的發展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由中國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這是中國的主客觀多方面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任何人都不能違背這個經濟發展規律。
我看到馮志來的《半社會主義論》原文是在他寫出三十兒年後的今天。今天是個好年代，今天我們共產黨人通過對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現階段我國所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個初級階段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歷史。聰明的人們自然會發現，當今天我們認真讀一下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五大上所作的報告，讀一讀關於全國人大會議所作的修改憲法的決議精神，你是不是感覺到為什麼三十多年前義烏人馮志來所論述的半社會主義理論與今天我們黨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何等相似相近！
不錯，就其精神實質，馮志來當年的半社會主義概念完全可以說與今天我們常掛在嘴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出轍。馮志來了不起也就在於此。要不然，他這麼個小人物也不至於成為毛澤東所言的兩個半包產到戶理論家之一而載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特殊史冊。
三十多年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段災難的歷史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進行社會主義有著很多迷茫和混亂的理論與實踐，致使社會民生危機四起。義烏人馮志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對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於社會底層，對農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膚之感，因而當然地對社會上刮起的極左風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更深刻、更直接的瞭解。他從祖先駱賓王那兒繼承了剛正不阿的血脈，又從同族叔伯馮雪峰身上學到了獻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條件下，向畢生所摯愛的黨報出了一部驚世的淨文——我黨近來犯了主觀主義、急躁冒進的毛病，非但在生產力不能為農業提供成套農機的時候，實行了全盤合作化，而且還利用加重糧食徵購，平調農民財產的手段，來發展工業，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遭到破壞。
那麼出路何在？
我認為包產到戶確是一條相對的惟一出路。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資本主義復辟，是恢復小農經濟，是單干。我說這是十足的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誠然，包產到戶實質上是單干，是搞小商品生產。但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單干和小商品生產，它是在土地國有前提下的單干和小商品生產。這難道和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商品生產一模一樣嗎？難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親有鼻子，就認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親嗎？
應該得出結論：目前惟一的辦法，就是實行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包產到戶的小商品生產，允許農民獨立經營，允許為他們服務的商販和手工業的獨立經營……這樣做，是完全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完全是為了解決六億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完全是為了抑制農村高利貸苗頭、防止階級分化。這是六億人民的呼聲！中華民族的呼聲！是鞏固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國家所絕對必要的！
聽，中國人民聽到了嗎！
呵，義烏人，我好為你們感到自豪！想像你們在三十幾年前，就有人站出來為你們後來所進行的包產到戶，所發展起來的經營小商品市場而大聲疾呼！智慧的哲人總是先知於別人。在激動地讀著馮志來當年寫下的《半社會主義論》原稿時，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著，假如歷史允許有一種這樣的假設一當年義烏人就按照馮志來所疾呼的包產到戶、搞小商品市場，那今天的義烏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個高低了？假設毛澤東同志也聽進了馮志來的一聲疾呼，後來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個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比現在要強上十倍、二十倍呢？然而，我們假設的一切都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倒是馮志來這位不屈的硬漢子做了一件書生氣十足的舉動，最後落得自己的幾十年苦役，而且還激怒了毛澤東，牽連了馮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日，就在《半社會主義論》完稿一周之時，馮志來滿懷壯志，帶著口袋中僅有的農業局補發的160元工資，踏上了北去的列車。當然，他的身上還有最重要的東西，那便是他幾個月嘔心瀝血、幾經易稿寫出的《半社會主義論》文稿。為了能讓最高層的決策者和輿論界重視，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個便箋，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義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計生死的壯志。兩天之後，他來到北京前門的一家小旅館住下，隨即分別將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
你？一個獸醫竟大談政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信訪處，一位年輕幹部不屑一顧地掃了一眼馮志來遞上的文稿，然後不無輕蔑地說：下面刮五風的情況，中央已經知道了，你就去幹好自己的工作，啊？
馮志來望著那張十分幼稚，又一副裝腔作勢的臉，心頭頓湧無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說什麼呢？同志來當時丼不知道，眼前的這位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的跑腿、就是後來在文革中出盡風頭的戚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