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擊手套該拿下來了！」無論是律師、朋友，還是我自己，都在重複這句話。
在英文裡，「脫下手套」（takeglovesoff）就是指，要用硬的拳頭打，即使自己受傷也要把對方打傷。當律師告訴我要把拳擊手套拿下來時，我知道，給予反擊的時候到了。之前只防衛不出擊的做法雖然擋住了致命一擊，但卻讓我們筋疲力盡、遍體鱗傷。
「開復，到了今天，你必須學會如何面對『凶悍』！你必須把你看到的傷害描述出來！」律師不斷提醒我這一點。
作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但當一個人已經受到了莫大的傷害，反擊和保護自己就變成了一種求生的本能。
當我們預感到微軟即將把此事大肆渲染之後，我們也準備了足以應付這場新聞大風浪的「猛料」。不得不說的是，這是令我悲傷的一個決定。甚至在這場大戰之前，我還和大衛·德拉蒙德討論過與微軟和解的可能性。
因為我已經看到，在這場即將開始的大戰中沒有贏家。人身攻擊對我的傷害不言而喻，但也有不少媒體開始感歎「微軟老了，只能通過訴訟留住人才」。兩敗俱傷，已經成為了這場戰役可以預期的結果。
但是微軟卻不願意和解，因為它就是要高調地告訴員工：「離職就和李開復的下場一樣！」
2005年9月2日，這是庭審前的一天！微軟和Google各自公佈了聽證材料。按照規定，這樣的材料不僅僅要呈給法官，也要公開給所有的媒體。果不其然，微軟的訴狀內容主要講述了一個我把《如何在中國成功》洩露給了Google，從而洩露了商業機密的故事，而這樣吸引眼球的「新聞」馬上成了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我雖然對此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看到那些爭相炒作的媒體報道時，心中依然很難承受。
另外，微軟提到了我在2005年6月曾對中國大學校長進行的題為《培養符合企業需要的人才》的演講。微軟在訴狀裡這樣描述此事，「李開復憑借微軟的平台結識了這些校長，但卻將人脈關係用於Google。」
在9月2日這天的日記裡，我看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正如大家預期的那樣，微軟主要是圍繞「商業間諜」在做文章，他們說我將《如何在中國成功》秘密提供給Google。微軟的訴狀一經公佈，某家著名的網站就開始談論商業間諜了，我的心在不斷地下沉。我開始感覺到，我可能和李文和（一位名譽受損的華裔美國科學家，被大眾認為出售軍事機密給中國，多年後才證明是無辜的）的命運一樣，我被抹黑成一個在任何地方都不被信任的人。
他們甚至說，我用微軟的頭銜去建立在高校的人脈關係，真是既好笑又令人氣憤。高校請我去演講顯然是看重我對教育的見解與熱情，而最讓我傷心的是，那次高校演講請的是兩個嘉賓，除我以外，還有中國駐美國大使周文重。我利用那次演講的機會還和周大使在費爾蒙酒店（FairmontHotel）見了個面，我當時還提出拜託他幫忙請胡錦濤主席在將來方便的時候到蓋茨家裡做客。為了微軟在中國的前途，我簡直費盡了心思。這件事情現在看來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為微軟的嘔心瀝血卻成了今天微軟告我的罪狀。』
可是無論如何，微軟的訴狀還是讓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不過很快，新聞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另一個故事取代了媒體對我的關注，那就是Google提供的訴狀中著名的「鮑爾默摔椅子事件」。
實際上，鮑爾默已經不是第一次因員工離職去Google而發作了。2004年，當工程師馬克·盧克斯凱（MarkLucovsky）在11月轉投Google門下，鮑爾默親自找到了他，表示：「除了Google哪裡都可以去。」當馬克明確拒絕之後，接下來發生了令人錯愕的一幕：鮑爾默氣急敗壞地抓起椅子，狠狠地扔了出去。那把椅子從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被扔到另一個角落的桌子上，把玻璃桌子砸得粉碎。他憤怒地大吼，「艾瑞克是個×××懦夫！我要×××活埋了他！我過去曾經活埋過他兩次，我這次還要活埋他！我要×××幹掉Google！」
鮑爾默馬上否認了這件事。但在訴狀裡，不但有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還有工程師本人的簽名證詞。實際上，這個故事在微軟內部早已廣為流傳，雖然我沒有看到訴狀中陳述的這次摔椅子，但我過去曾親眼看到過鮑爾默把一把椅子扔到一個副總裁的身上。
鮑爾默的暴力讓Google創始人拉裡·佩奇說：「開復在遭受恐嚇！」
這樣的事實表明，斯蒂夫·鮑爾默對於Google早已懷恨在心，並且對於微軟數百個精英流失到Google感到出奇的害怕和痛恨！這樣的事實也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即微軟急迫地想要通過這場官司阻止更多的精英流失。
這樣的素材無疑是新鮮的，能讓喜歡獵奇的媒體感到亢奮。鮑爾默扔椅子的消息很快被發佈在互聯網上。媒體保持了陳述雙方觀點的慣例，推出了一個個新的專題。
但此時此刻，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對手負面消息的曝光，並不能使我感到輕鬆。因為，我遭受的傷害與惡意中傷，並不會因為對手的負面消息而減輕。我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
我的日記裡描述了我的心情：
『不管怎麼樣，已經發生的事情並不能減輕我的痛苦，也無法解除我的困境。我打電話給先鈴說，「混戰已經開始了，但一切也已經結束了！」她說，「不要擔心，人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真相。等官司結束了，人們就可以知道真相。」我對她說，「我覺得希望渺茫，就算我做得再好，我也已經被這些謊言傷害，贏了官司也幫不了我自己！」她只是說，「你是一個好人，當法官和記者瞭解了這一點之後，他們就會相信你！你別擔心了，回家吃晚飯吧，我們永遠都會支持你。」』
我相信，只要生活在世間的人都明白，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機的時候，只有親人會不離不棄，並且給予你堅定的支持。這些支持就如同氧氣一樣給你生存的養料，給你恢復元氣的力量。
在接下來的3天裡，我在為最後的時刻做著一切的準備。我深深地知道，這是一場只能夠勝利的戰役。我仍然每天抽幾分鐘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9月3日，我仔細閱讀並默誦了「directexamination」（主問詢）的部分（主問詢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對證人的詢問使該證人將有利於己方的有關案件事實反映出來，並做出支持自己主張的證言，以取得事實審理者——陪審團或法官的理解）。
9月4日，我在加州的機場遇到了前去西雅圖出庭的蘇珊·哈里曼。在飛機上，蘇珊和我聊了一路。我對蘇珊說，如果律師強迫用一些形容詞（例如：「不小心」）來形容我，或者問我是否承認時，我該如何回應？她對我說，「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所以不要相信那些謊言，也無須害怕那些律師的小伎倆。」蘇珊說，「開復，別緊張，你沒有做錯，你要讓全世界知道事實。記住開庭的時候，要把你的頭抬得高高的。」
9月5日，我和我的私人律師布萊德再一次演練了directexamination部分。不過，我和律師的節奏似乎不是很協調，因為我總是一口氣把事情講完。但布萊德告訴我，法官無法從長篇大論中獲得要點。因此，布萊德要我合著他的節奏逐一回答那些要點，我們練習了很多遍。
9月6日，是真正的庭審的日子。經過6日和7日的法庭審判將決定我是否能夠到Google上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月6日，我在費爾蒙酒店醒來，我決心要讓自己充滿能量地走上法庭。
我喝了兩杯咖啡，依然覺得自己的「能量」不夠，於是，我決定讓自己運動一下出一些汗。雖然我沒有帶跑步鞋和運動衫，但我光著腳在房間的走廊裡小跑了起來。經過數百次來回快跑，我的額頭滲出了汗珠。當我大汗淋漓之後，我感覺自己從內到外都已充好電，活力百倍，信心百倍。「不會有問題的，過了這兩天，我就將迎來新生！」我對自己說。
隨後，我和律師們一起來到了華盛頓州的州立法庭。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進美國的法庭。想像中的法庭應該像在好萊塢電影裡一樣寬大明亮，但我進入的這個法庭卻是另一番景象。這個法庭沒有窗戶，而且又小又舊。房間的前方是法官落座處高高的桌椅，法官座位旁邊是證人和當事人接受詢問所坐的椅子，同樣高高的桌子上面還擺著一本《聖經》。法官的坐椅左邊是原告方的律師和當事人的桌椅，右邊則是被告人的桌椅，而在兩方中間是速記員的位子。
我記得速記員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她有時會不知道該如何拼寫一些人名，而兩方的大牌律師根本不可能勞神告訴她這些細節。因此，在每個庭審階段結束後，我都會跟她核對每一個名字的拼寫。她很感謝，後來還特意寫信表達謝意。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房間的後方一共只有四排長椅，這幾十個座位專門用來供人旁聽。而那天早上，這些椅子早已經被各個媒體派來的記者佔滿，據說，很多記者很早就來排隊，就為了能夠佔到一個理想的座位。微軟的法律副總裁、公關總監都坐在下面。另外，一位著名的自稱是「比爾·蓋茨的女朋友」的女士也坐在這些記者當中。據說她神經有問題，幾乎每一場有關微軟的訴訟，她都會出現。
庭審的流程分為幾個階段，原告的開場、被告的開場，隨後是第一個證人的作證（是Google的艾倫·尤斯塔斯），這個作證包括directexamination和crossexamination（交叉問詢），然後是我作為第二個證人出場，同樣接受主問詢和對方律師的交叉問詢。接下來是雙方律師回答法官的問題，進行辯論。最後由雙方律師分別進行總結陳辭。
在9月6日當天，我們得知微軟作為原告沒有派任何人出庭。因此，法庭只對我方進行問詢。
當天的主問詢和交叉問詢長達數小時，完全是一場對意志力的考驗。在主問詢階段，我很好地把握住了節奏。
律師：我知道你每天都會在中國的學生和教育方面花很多時間，這是否是由於你本人的背景？
我：我認為我是一個有著多文化背景的人，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回饋社會。在我11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美國學習，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幸運和決定，因為我接觸到了西方的教育方式和先進的技術。而且，我得到了自信，找到了終極的理想。
律師：是什麼讓你希望去幫助中國的學生？
我：我想，我所做的不僅僅是單純地幫助中國學生，而是在搭建中美文化溝通的橋樑。其中有兩個原因讓我決心投入這項工作當中。
第一個原因是，當我1990年第一次到中國北京的信息工程學院講學時，我發現學生們都很聰明、好奇和勤奮，但我也為他們身邊資源的缺乏和教育體制的落後所震驚。他們的內心也充滿著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強烈衝撞。
那個時候我忽然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我發現了自己能夠並應該給予這個世界的究竟是什麼。作為一個有著多文化背景的人，我可以把西方價值觀中對東方文化有補充的那一部分，用一種有建設性的方法傳達給中國的學生。我希望能在中國的教育背景中加入西方文化裡的一些有價值的部分，並且幫助學生們學到在學校裡無法獲得的一些東西。
律師：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我：是我的父親。當我的父親55歲的時候，他有幸到斯坦福大學去做訪問學者。在那裡，他被美國的教育理念震撼，因此他把他的整個餘生都奉獻給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並致力於把這些教育理念和價值觀傳播到中國去。在他去世之前，他對我們這些圍繞在病床前的孩子說，他希望他這些有幸在西方教育觀念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回到中國工作，以便讓更多的中國學生接觸到西方先進的理念，成為融會中西的人才，這樣做才能增進中美之間的相互理解。
這就是我從1990年直到今天，不斷到中國高校進行演講的原因，也是我不斷給中國大學生寫信的原因。
律師：你的文章後來為很多中國學生所追捧。你認為原因何在？
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知道我這樣做並非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因此他們信任我。而他們越信任我，我就越覺得自己有責任更多地幫助他們。
律師：你是否有一個自己創辦的教育網站？
我：是的，我在一年前創辦了一個網站，目前有大約4萬註冊用戶。另外，每月至少有40萬網民訪問這個網站，也就是說，每天至少有兩萬用戶訪問。通過網站上公佈的電子郵件，我一年大致能夠回答3000個中國學生的提問。
除了直接幫助學生，也有一個志願者團隊在幫助我。這些志願者中包括微軟的員工、Google的員工，也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員工。學生在網站上也可以互相幫助。我希望通過這些努力使所有的學生都能獲得同等的幫助。
律師：你是否也在寫一本書？
我：是的。《做最好的自己》是我寫的第一本中文書，它的目的是幫助中國青年尋找自己內心的聲音，尋找生活的意義，理解正確的價值觀，並正確理解成功的定義。
律師：誰為這些活動付費呢？
我：我自己支付所有的活動費用。另外，出書所得的所有版稅都將捐給中國的教育事業。
律師：你是如何開始撰寫《如何在中國成功》這篇文章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微軟在中國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我希望能夠寫一篇有教育意義的文章，裡面包含了其他在華公司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和公開的信息。這些文章的材料，全部來自互聯網。
律師：你提到你對微軟中國的政策感到失望？為什麼？
我：首先，我覺得微軟中國的機構設置混亂。有一段時間，微軟中國失去很多訂單，但人們總是將這種錯誤歸咎於中國政府。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在微軟內部。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讓總部明白和警醒問題所在，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議。我的這些建議部分地被斯蒂夫·鮑爾默先生採用了，因為他發現微軟中國的收入在下降。
律師：為什麼要在損失收入的時候才採用你的建議呢？
我：我認為，雷德蒙的管理團隊並不真正理解中國國情。總部的一些管理人員本能地認為，在總部可以順利運行的規則在中國也可以順理成章地運行。但事實並非如此，有經驗的人會很快意識到適應本地文化和預期非常重要。但對一個跨國公司來說，解釋這些貌似簡單的運營方式也竟然如此困難。
律師：可以舉一個這方面的實例嗎？
我：我最失望的時刻，是比爾·蓋茨在某次生氣對我大吼時使用了由四個字母組成的那個詞，大意就是抱怨中國在「強姦」微軟，不但使用軟件不付錢，還偏袒中國公司，欺負外國公司。這是我在微軟工作整個時期中的最低點。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在主問詢階段，主要是我方陳述自己的觀點，並通過律師的詢問證實一些我們的觀點。因此，在下一個環節，也就是對方問詢的階段，才是真正的關鍵。我不能答非所問，不能有絲毫的遲疑，更不能回答錯誤。雖然難度很大，但我知道，這是我通往Google必經的旅程。
律師：你是否同意微軟在運營微軟中國期間學到了很多？
我：你是說微軟作為一個公司，已經學到了如何在中國順利運營？
律師：是的。
我：毫無疑問，微軟在中國犯了許多錯誤。一般來說，吃一塹，長一智，應該能從錯誤中學到很多，但根據我們剛才看到的微軟內部狀況，很抱歉，我並不覺得微軟做到了這一點。
律師：你寫的這份《如何在中國成功》沒有任何微軟機密嗎？
我：當然沒有。
律師：你是否使用了微軟內部的資料來寫這篇文章？
我：沒有。
律師：你是否使用了微軟購買來的商業報告來寫這篇文章？
我：沒有。
律師：那你的信息源自何處？
我：大都是用Google找到的。
律師：你是否在這篇文章中談到了微軟的人？
我：只有那些已公開的，例如吳士宏、高群耀等。
律師：其他確定都沒有嗎？
我：我連感謝名單中微軟的人的名字都拿掉了，以免被認為我把員工名單外洩。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律師在嘗試誤導我回答一個複雜的問題（兩個問題合成一個問題），來達到讓我無意中承認涉及機器翻譯的目的。
律師：你是否意識到微軟研究院正在研究一個新的機器翻譯技術或者機器翻譯算法，而微軟希望你領導下的自然語言小組來運作以達到商業化的運用？
我：我想你是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是的，我已經意識到微軟研究院在開發機器翻譯技術。第二，我也意識到他們正在尋找潛在的落腳點。據我所知，他們考慮過很多地方，他們也詢問過由我管理的自然語言處理小組是否是個合適的地方。
律師：那麼他們是否給了一頁PPT，闡述了他們希望把這個產品落戶在自然語言小組？
我：我不想推測他們為什麼要作這個報告，但是他們確實給了我這個報告。下面的例子是他們偷偷用產品的概念來誤導我承認我的團隊做了和搜索有關的「產品」。
律師：你是否知道自然語言處理小組正在研究一個未來的產品叫做X平台？
我：我不會把X平台叫做一個產品。這只是一個尚處於孵化中的研究。
律師：你最近已經看到了X平台技術可以與MSN的搜索引擎結合併提供搜索結果了嗎？
我：不，有關這個技術能否與MSN的搜索引擎結合，我沒有絲毫印象。
律師：那你是否記得那個技術演示裡所舉出的一個例子，比如能夠顯示某一天從紐約飛往波士頓的航班。
我：是的，我記得。
律師：那種技術會自動填入航班的信息。
我：沒錯，我記得。但是那根本不是互聯網搜索技術啊，那只是為航班預訂而設計的一個東西。
律師：是的。但是你看到的演示是在MSN搜索引擎的最上端運行的，對嗎？
我：那是運行在旅遊網站上面的，而這個旅遊網站是個航空查詢和預定系統。這個網站可能選擇在搜索引擎裡面顯示搜索結果，但是，這不代表它與任何一個搜索引擎有直接的關係。
律師：李博士，你曾經對微軟說你長假後會回到微軟，是嗎？
我：是的。
律師：你說這話的時候，確實打算回去嗎？
我：我說的時候還沒有決定是否參加Google。如果不參加，我當然會回到微軟工作；如果決定參加，我也會在長假後回到微軟做好一系列交接工作後再離開。所以，我認為我是打算回去的。
律師：你回答的時候並沒有說這麼多，那你認為你的回答是真實的嗎？
我：我認為是真實的，但並不完整。
律師：為什麼你不給一個完整的回答呢？
我：在我沒有決定離開的時候，我說太多是不明智的。我相信，這是一個容易理解的人之常情。
律師：李博士，你是否為了錢跳槽Google？
我的律師抗議：這個問題和競業競爭無關！
我：我可以回答，不是的。
律師：李博士，難道你沒有開價1000萬美金作為跳槽的轉會費？
我：當然沒有。Google問我在微軟累計的股權和股票大約的價值，他們希望雇我，因此希望確保在這方面我沒有損失。我想沒有人會願意降薪換工作的。
律師：李博士，如果你下面10個月不加入Google，Google依然會補償你的薪水和股票，對嗎？
我：是的。
律師：那麼，其實無論庭上如何判決，你也不會受到損失。對吧？
我：不對。如果判我違反協議，或不允許我去Google工作，我的損失會更大，因為人生在世，名譽比金錢重要得多。失去了金錢沒有關係，但是名譽受到傷害，事業也就結束了。媒體對這個案件已經有太多負面報道，如果我敗訴，並且一年內不能加入Google，那麼我的未來也將徹底結束。
在經過一系列的激烈辯論以後，雙方律師分別做了總結陳詞。微軟做出的陳詞依然在我們的預期之內，內容包括：李開復加入微軟時簽了「反競爭協議」，明確承諾離開微軟後一年內不到別的公司做同樣的項目。
另外，我度長假前，微軟曾經問我是否打算回來，我當時說「是」，但卻沒有回來。另外，微軟明確規定員工休長假之前一定要承諾回來工作，因此，這個「背信」的人至少一年內不能加入Google。
而Google也按照之前的準備作出了我們的陳述，其中包括：
微軟聲稱李開復擁有許多微軟的機密，但李開復從蘋果到SGI公司，又從SGI到微軟，從沒有洩露過任何商業機密。因為洩露商業秘密不僅有違法律，同時也有違職業道德。所以這些擔心毫無意義。
微軟聲稱，李開復將在Google從事他在微軟競業禁止協議下限制的那些項目，但我們認為這個競業禁止協議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為微軟沒有對此提供任何補償。而且，就算我們考慮這個合約，我們也清楚地知道李開復在微軟美國的工作是操作系統裡的語言語音技術，而他在Google將要啟動的則是一家設在中國的公司和工程研究院。這兩者沒有任何關聯。即便如此，為了照顧微軟的感受，李開復願意承諾在之後的四個月內不接觸任何語音、語言，以及他從不曾做過的搜索技術。我們只要求他能夠從事啟動Google中國以及相關的招聘、選址等工作。
微軟要求李開復不能從事啟動Google中國以及相關招聘工作，只因為他們單方認定李開復所獲得的一切都屬於微軟。這顯然是荒謬的。
大家都已聽到了李開復的個人陳述，他在中國獲得的名聲完全是因為他擁有在多個公司的成功經歷，並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才取得了學生的信任。我們認為，他的名聲可以幫助Google招到更好的人才。大家也瞭解到了李開復的能力所在，他理解中國，他知道公司業務如何在中國得到強有力地執行，而他在中國還擁有廣泛的人脈。但是，他的能力、執行力和人脈不為任何一個公司所獨佔，這一切都屬於他自己。
是的，因為李開復的名聲、執行力和過人的能力，我們完全能夠確定兩年以後最好的中國IT人才會越過微軟，更嚮往Google。但是，微軟沒有權利聲稱李開復的名聲和能力屬於微軟。
為我做總結陳詞的律師是約翰·柯克爾，他是一位資深律師，他的總結很有氣勢，如同行雲流水般一氣呵成！這給了我們巨大的信心。
在庭審階段結束以後，我們的律師團隊根據他們的經驗作出了判斷——結果將會是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