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我拿到了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博士學位，這離我1983年入學只有4年半的時間。在卡內基·梅隆的計算機學院，同學們平均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學位，我用這麼短的時間拿到博士學位，又是一項新的紀錄。
全家人都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興，在博士生的畢業典禮上，我所有在美國的親人都飛到匹茲堡，幫我見證了如此美妙和難忘的一刻。
和爸爸在一起的博士畢業照
禮堂響起蘇格蘭風笛歡快的聲音，樂隊裡的人都穿著Scottishkilt，一種蘇格蘭的格子裙。在畢業典禮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過校長手中神聖的畢業證書，我們快樂地把博士帽拋在空中。照完畢業合影以後，家裡每一個人都搶著戴我的畢業帽跟我合影。在這個時刻，我感覺到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回報。
晚上回到家，繼續狂歡，先鈴做了十幾道美味的中國菜，讓全家人大飽口福。而在歡樂的氣氛中，我偷偷注意到了父親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豪，此前，我總感覺他看我時隱藏著一絲憂慮。
博士畢業前夕，語音識別的成就已經讓我在計算機界小有名氣。IBM、蘋果、貝爾實驗室等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拋出了橄欖枝，並且承諾了不錯的薪水，我面前充滿了誘惑。
這個時候，聰明的瑞迪教授來到了我的面前，他說，「開復，我知道你面前有很多選擇，但是我希望你能夠留在卡內基·梅隆。雖然一般來說，我們不建議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書，因為那樣會在學術上產生『近親繁殖』的問題，但是我們希望你留在學校發展，因為你在語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為學校再爭取到國防部的學術經費。我們可以破格跳過博士後，直接升你為副教授。」
「不過，」他又補充，「我們的薪水要比那些公司少。」
看著恩師的熱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當中。而精打細算的瑞迪教授，乾脆把我拉到了一間教室裡，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寫程序那樣，開始在黑板上寫起數字來。「開復，你看，如果你去微軟、蘋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萬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內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萬美元，但是，」恩師提高了嗓音，「你在這裡教書，每星期你只要上4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給這些一流公司做技術顧問，薪水大約是每天1000美元，你可以做50天，這樣你就可以得到5萬美元的額外收入啦。」
「5.5+5=10.5>8」，瑞迪像演說家一樣，把這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寫在黑板上，「怎麼樣，開復，你覺得還值得嗎？」瑞迪教授早就為我想好了收入問題，他像邀請一個足球隊員上場作戰一樣，拍著我的肩膀說，「來吧，小伙子，加入吧。」
看到老師這麼熱情，又這麼頑皮，我忍不住笑了。
在恩師的盛情邀請下，4月，我決定留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書。那個時候，各大計算機公司的人還在不斷向我「暗送秋波」，不過，我不再陷入選擇的痛苦中，對於所有的邀請我都婉言拒絕了。無論出於自己的愛好、利益，還是對恩師「知恩圖報」，我都認為，留在這裡繼續教學和研究，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因此，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棟房子，在匹茲堡安頓下來。
26歲，我成為卡內基·梅隆裡最年輕的副教授。
接下來，我度過了兩年相對輕鬆安逸的日子。在學校教書是相對輕鬆的，熟悉的環境，熟悉的同事，讓我輕鬆度過了從學生走向社會的過渡期。由於留校，我繼續在語音識別方面進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師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國防部申請下每年1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他會劃撥一些給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萬美元國家科學基金的經費以及4萬美元德州儀器提供的經費，這樣一來，我每年可以得到20萬美元左右的科研經費。那時候，我招收了愛丁堡大學的博士生黃學東在我的小組裡做博士後，又帶著三個博士生，因此，這個五人小組繼續在「語音識別」的課題上探索，每年國防部的測試中，我們都會勝出，保持著最精確語音識別系統的桂冠。
正如瑞迪教授預想的那樣，我果然受到各種各樣科技公司的邀請，成為一個計算機技術顧問。這是一個相當輕鬆的工作，有時幫加州語音公司修改程序，有時幫紐約電話公司做語音計劃的審批，或是幫硅谷風險投資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國」的日子，我通常會在週末提前飛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兩天，看看街景，週一才會去幹「正事」，那時，我最常飛的兩個城市是舊金山和洛杉磯。每次我到了洛杉磯，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廳吃飯，那裡的最大特色是生魚片和壽司無限制供應，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就「大喜過望」，以後便成了這裡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門只能「橫著走路」。過了幾年，這家叫做「燈塔」的連鎖店發展到整個美國，證明了我的確是「獨具慧眼」。
那段時間，東京和台北的研究所也會請我去作演講。當時去東京的研究所，研究員們全部像醫生一樣穿著白色的大褂，我走進會議室準備作演講時，他們全都畢恭畢敬地站起來熱烈鼓掌。研究員們聽演講的時候，神情非常專注，但是他們通常很害羞。當我說「如果有問題，可以向我提出來」的時候，他們總是很安靜，什麼問題也不問。而研究所的所長經常在演講之後請我吃飯，在吃飯之前，他畢恭畢敬地遞過來一隻白色的大信封，裡面是我的顧問費——1500美元。
那段時間，父親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在我們匹茲堡的家裡前後住了半年左右。父親還是孜孜不倦地作著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為我們樹立了讀書人的典範。每天早上我上班時，會開車把父親送到匹茨堡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晚上下班時接他回家，中午他就買個簡單的三明治在圖書館裡吃。他總是告訴我們，作為中國沒落和崛起的一個見證人，他有義務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寫下來，留給後人。
一個80歲的老人如此用功，讓我們全家都非常感動。有一天，我發現他書案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張紙，上面寫著「老牛明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這確實是父親自我鞭策、奮鬥不懈的最佳寫照。
這段時間，我和父親有了更多的接觸。他對中國的愛，非常明顯地顯露出來。儘管父親還是言語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國的時候，眼神裡總是流露出悲傷和懷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夠回到中國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歲，定居美國多年，因此他對哥哥的回歸已經不抱期望。因此，他總是在問我：「是不是有機會把你做的最先進的研究帶回祖國？」而年輕的我，總是無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在讀博士的那段日子，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的機會降臨了。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蘇東莊教授為中國申請到一筆聯合國基金，那筆基金可用於專門為在計算機領域落後的國家提供幫助。老教授在學術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國長大的台灣小留學生，在計算機語音識別方面做出過成就，因此他輾轉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讓我去一次中國，給研究信息技術的人們講課。就這樣，我開始準備我的中國大陸之行。
一個28歲的青年，將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自己真正的故鄉，我的心情既激動又興奮。雖然父親總是對祖國懷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畢竟從未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行走過，當時我對中國內地的瞭解，和很多美國青年一樣非常模糊。
念博士時，我接觸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叫沈為民，比我大7歲左右，是下鄉之後才考上大學的，後來他經過艱苦的奮鬥，才來到卡內基·梅隆。他有幾件事情真的讓我驚歎不已，印象最深的是，當我們大家都在計算機上寫程序的時候，只有沈為民並不急於上機，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寫在紙上，反覆地看。我們非常驚訝，問他，「天啊，你怎麼不在計算機上寫？」他說，「在中國，我們都是這樣的，我們沒有那麼多計算機啊。所以我們都是寫在紙上，然後老師給我們修改程序。」我當時非常震驚，因為把程序寫在紙上的做法，我聞所未聞，更不敢想像。沈的勤奮和努力也讓我們感覺到驚訝，他克服了很多語言環境的因素，最後拿到博士學位。除了感歎於沈的勤奮外，我也朦朧地感覺到，中國的計算機科學還比較落後。
1990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大連機場（飛機因天氣原因先降落在大連，然後我坐火車趕往北京）。我眼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們的著裝很樸素，四周的建築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國大陸的面貌呈現在眼前，無論是建築、馬路，還是街上的自行車，都是灰色的、陳舊的、落後的。它帶給我這個年輕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工程學院開設的課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國的知名計算機專業的大學教授和學生，以及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們同時邀請我在各個機構講課和演講。因此，我一共在中國開了四個星期的課程。每一次講課時，各個學校的學生都會趕過來，他們對世界先進的技術非常好奇，聽課的時候專注之極，盡量把每一個字都記在筆記本上。和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知道他們沒有渠道瞭解更先進的技術發展，也沒有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因此，對於我的到來，他們倍感珍惜。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學生很勤奮，白天聽完我的課，晚上就去編寫程序。
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食堂也讓我感到震驚，食堂樣子很破，進去以後發現一個菜只要幾毛錢。每個學生手裡都有一個碩大的飯缸，打了菜和飯以後，在飯缸裡一混，然後邊吃邊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學院的食堂解決，但是有專門的廚師給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樣。我很驚訝地和廚師聊天：「他們為什麼要邊走邊吃啊？」廚師則不以為然，「他們一直都是這樣啊！難道你們美國不是這樣嗎？」
那段時間，週一到週五我給學生們講課，週六週日，學生們就帶我去遊覽名勝古跡。頤和園和故宮讓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華文化，長城讓我見證了古代人們的勤勞和智慧，讓我對古老的中華文明肅然起敬。晚上，他們帶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國菜。
有一次，學生們告訴我一定要品嚐一下北京的「東來順」火鍋，因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點多，我慕名來到了王府井的那家「東來順」火鍋店。沒想到，一名服務員懶洋洋地告訴我，「我們快下班了，不賣火鍋了，您要吃就只能給您做一盤炒雞丁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點多就要下班的？我堅持說，「我還是要吃火鍋，因為來火鍋店就想吃火鍋啊。」這樣一來，服務員的態度強硬起來，「你要是現在不點菜。一會我們連炒雞丁也不給你做了。」我哪裡見過這個架勢，趕忙乖乖地說，「啊，這樣啊，那我還是吃炒雞丁好了。」沒想到剛剛吃了兩口炒雞丁，服務員就急急忙忙地跑過來說，「同志，結一下賬，我要下班了。」「什麼？我還沒吃完吶？你怎麼就要結賬？」我的眼鏡差一點掉下來。可是，服務員還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結完賬我就要回家了。」這種經歷對於當時的我，真是一種奇觀。我趕緊掏出錢包付了賬。而當我吃完這盤炒雞丁後，另一種不能想像的景象出現在我面前。服務員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殘羹冷炙就那麼堆在那裡，無人顧及。這種特色服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多年以後，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畫面。也正是這種久遠的記憶，讓我更加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
在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4個星期裡，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自己的祖國。我想起父親早年的經歷，想起了母親千辛萬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10多年來已經習慣的美國社會，想起了在讀博士的時候看到的中國同學。一方面，我心裡感謝母親，當年堅持把我送到美國當留學生，讓我接觸到了世界最先進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國的同學們那麼渴求與世界接軌的知識，但是渠道又那麼匱乏，他們和我一樣是炎黃子孫，和我年齡相仿，和我一樣聰明，比我更勤奮。但是，因為他們的教育環境讓他們無法發揮潛力。我感覺到肩頭的責任，我下定決心，如果有機會，將盡可能地給他們提供幫助。
多年以後，我回到祖國，開始關注大學生，除了父親的影響，還和我早年的這段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