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我從紐約來到匹茲堡，花450美元在校園附近租了一間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飛到美國和我團聚。當時，我讀博士的獎學金是每個月700美元，租房子後，想到每個月只剩下250美元的生活費了，我不禁為自己的前景擔憂起來。
打掃完剛剛租來的房間，面對家徒四壁的景象，我真的有點不知所措。這個時候響起了敲門聲，我打開房門一看，天啊！我的四姐夫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背後是一輛大卡車，裡面裝滿了各種傢俱和生活用品。「知道你快過不下去了，我集合了三家的傢俱來救援你。」四姐夫說。原來，姐姐們知道我生活拮据，也知道我不願要她們的錢，就搜集了各家各戶的生活用品，租了一輛卡車給我送過來。
我站在門口，嘴巴張得好大，驚訝得不知道說什麼好。等一切擺放停當，我發現我睡著四姐的床，用著三姐的衣櫃，爐灶上擺著五姐的電鍋。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就這樣一窮二白的，我開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第一個月，我按規定和所有的教授來了一次「相親」，每天聽不同的課程。在這些課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語音識別引發了我極大的興趣。
瑞迪教授是一個50多歲的印度裔教授，小個，禿頭，和藹可親，博學多識。上課的時候，他大講《星際迷航》、《機器人》這些科幻片，還放電影片段給學生看。談起語音識別的時候，他的眼睛裡總是閃耀著光芒。瑞迪教授最大的特點是喜歡擁抱別人，不是美國人那種友誼式的擁抱，而是那種死死的熊抱。瑞迪教授還是總統特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但是他一心沉浸在計算機的世界裡，中午幾乎不吃正餐，通常只是叫一個比薩，一邊吃一邊跟大家討論，完全是一幅「走火入魔」的狀態。
在選擇研究方向的時候，我考慮了很久。一方面，太抽像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應用前景，另一方面，過分注重應用前景的課題往往又不太深刻，而語音識別正是這兩個方面的最佳結合。而且，想到這是一個能夠改變未來計算機和人類交流方式的課題，我感到興奮不已。於是，我寫下了拉吉·瑞迪的名字，有趣的是，瑞迪教授也早已看上了我這個學生。我們幾乎是一拍即合，一場轟轟烈烈的「相親」就這樣結束了。我終於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語音識別。
卡內基·梅隆大學對博士教育實行「嚴進嚴出」的制度，學校每年申請攻讀計算機專業博士的學生有3000人左右，可收到錄取信的只有30人左右，只有非常優秀的本科畢業生才可能脫穎而出。而且，就算被錄取了，也不意味著你能安全畢業。前兩年，每個人都要經歷四門資格考試的生死錘煉，它們分別是：systems（系統），software（軟件），theory（理論），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博士生要求在前兩年每個學期選學其中一門，但是這些課程非常難，每次的通過率基本上只有60%，如果選修的課程在前兩年通不過，那麼只能在後幾年繼續考，但是那意味著你將和研究工作爭搶時間。而最終四門中有一門通不過，都可能被淘汰出局。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學院還有一個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制度，即每個學期的最後一個星期五，系裡所有的教授會進行一次集中討論，討論的話題是「哪個學生要被請出學院」。那些學習成績不好的、研究項目毫無進展的，都有可能在「黑色星期五」被淘汰。卡內基·梅隆大學每年培養一個博士生的經費大約是兩萬美元，而一個拿不到博士學位的人，對大學來說是一種浪費。
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日子裡，大家每天都投入地學習著。大家都知道，這裡有許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做伴。除了我那充滿激情的導師瑞迪教授，還有一位每一門課程都能教的華人教授，他是華人中頂尖的計算機天才，對專業的研究非常精深，不過他有點結巴，有的時候一個音節拖了半天也說不出來，因此上他的課，學生們總是不敢坐第一排，唯恐他一結巴，就口水橫飛。比如他說parallelprocessing（並行處理）的時候，兩個P會拉得很長，第一排的學生又能感覺到，「天啊，又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