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我剛走進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個棕髮碧眼的男孩衝我微笑，「嗨，我叫拉斯（Russ），把東西放在這裡吧。」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們一起住了整整兩年半。拉斯是波蘭裔美國人，他身高178cm，骨骼寬大，他成了我在大學期間唯一的知心朋友。我們大多數時候很快樂，在昏天黑地的胡說八道中度過。
好朋友拉斯，我太太先鈴
我們也搞一些惡作劇，對面宿舍一個討厭的室友總是愛財如命，自以為是，並以富家公子自居。他身形巨胖，長得很醜，但是卻認為自己很帥。我和拉斯趁他睡覺的時候把「kickme」（踢我）的小紙條偷偷地貼在他的屁股後面，白天他總是不明就裡地挨踢，一臉的莫名其妙。他視財如命，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頭的零錢攤了整個屋子，然後用強力膠貼在桌上和整個地面上，他回來以後，總是大呼小叫地去撿錢。結果，才發現那些硬幣緊緊地貼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錢翹起來。我和拉斯躲在暗處，嗤嗤地憋著不發出聲音，以防笑得太大聲被他發現。後來，這位富家公子到輔導員那裡告狀，但是他只告了拉斯，因為他和輔導員都認為「開復這麼內向溫和的學生不可能跟拉斯一起胡鬧的。」當然，拉斯也很夠意思，沒把我招出來。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愛搞惡作劇。我經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編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車還要慢」，他也經常反擊我，「永遠找不到女朋友，見到女孩臉就比猴子屁股還紅。」
拉斯的電腦作業做得驚人得慢，一般總是拖到最後，還一塌糊塗，然後不得不找我幫忙。我已經習慣了做他編程作業的槍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業沒做，我就故意沒回宿舍，讓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實驗室補作業。當他用自己的賬號登錄時，電腦發出了警告：「今晚11點，所有機器將例行維修，無法登錄。」這意味著這傢伙必須用短短3小時趕完所有作業。對動作慢吞吞的拉斯來講，這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心理挑戰。可當他寫好程序，開始編譯的時候，電腦再次跳出對話框：「磁盤障礙，檔案已經遺失。」拉斯驚慌失措，趕緊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發生，電腦報警：「系統障礙，所有文檔全部遺失。請打開某某文檔。」他一打開這個文檔，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當了！這些障礙信息都是我騙你的。你的功課已經幫你做好了，就在你的抽屜裡，回來吧！——開復。」拉斯看到這條信息的時候才知道，我盜用了他的電腦密碼，並策劃了這起讓他哭笑不得的陰謀。
拉斯一般很開心，但是他偶爾也會沉浸在淡淡的憂鬱裡面，拉斯的背部經常不太舒服，所以他經常不睡在床上，而是把公寓裡面衣櫃的門板拆下來放在地上睡，他說這樣會舒服一些。那個時候，我也經常陪他度過這些憂鬱的時光。
哥大的學費加生活費大約一年1萬美元，這在1979年，對於一般的美國家庭來說，都不是一個小數目。學校一年給我2500美元的助學金，父親給我2500美元，貸款20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來賺。剛開始的時候，我去做家教，後來在學校的電腦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況跟我類似，他的父親從波蘭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的監獄當獄卒，收入一般，母親是家庭婦女。因此，他在學校食堂找了份廚師助理的工作，那時候，他經常從食堂帶剩下的麵包和熱狗回來，我們也經常能大吃一頓。
由於我們的經濟狀況相似，所以我們的時間表也差不多。下課之後我們都去打工，半夜我編完程，他洗完碗回來，我們躺在床上閒聊，有時候時間晚了，我們倆都飢腸轆轆，冰箱裡又沒有吃的，我們就去學校附近的小店裡吃最便宜的炸雞。
不過，我還是愛吃中國菜，有時候我大半夜帶拉斯坐地鐵去唐人街吃飯，我們要大碗的廣東炒河粉，要最大份的京都排骨，炸得香香的兩面黃炒麵，還有各種各樣的粥。慢慢的，他也愛上了中國菜，每次都吵著要去吃「ricesticks」（河粉）或者「porridge」（粥）。有一次，我們實在太餓了，半夜兩點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國菜館，要了7盤不同的飯和面，通通吃光。結賬的時候，看到光光的盤子，服務員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麼也找不到。「難道你們真的把這些都吃光啦？」服務員問。我們點點頭。「天啊，你們要不要叫救護車？」服務員驚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沒有錢買機票回家過聖誕節，就都留在學校裡尋找打工的機會。有一天，他從學校食堂搬回來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們計劃做20個蛋糕，天天當飯吃，省出假期的飯錢。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沒辦法用普通的攪拌器來攪，我們只好倒進一個大桶裡，每人拿一個棍子使勁攪。做好了，我們開始每天吃同樣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後，已經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這個詞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後，他突然對我說：「開復，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發霉了！」那天，我們倆坐地鐵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粵菜館，叫了6道菜來慶祝蛋糕發霉。
「做蛋糕」這個詞，後來成了只有我們才能聽懂的暗語，就是指做同一樣東西做得太煩了，直到讓我們噁心。比如，「這個編程作業就像做蛋糕一樣費勁」「看懂這個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時間還要長」等等。別人聽得雲裡霧裡，我們卻能很有默契地擊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們一直都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繫。拉斯畢業多年之後，作出了非常美國化的選擇，他放棄了一家美國證券所IT工程師的豐厚薪水，到德國開了一家畫廊，娶了比他小10多歲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軟打官司的時候，他還專門打電話跟我說：「你需不需要一個人幫你做人格擔保？」我雖然很感謝他，但我跟他說自己的人格沒有問題，不用他擔保。他又說：「其實我也知道這點，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有一個朋友永遠站在你身邊。」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歡做蛋糕的習慣保留了下來。每年聖誕節，他都要寄給我一個他親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聖誕節時他從德國寄出，等我收到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到春節了，我們全家誰都不敢吃這個蛋糕。因此，我發郵件給拉斯，感謝他從德國傳來的祝福，但是讓他不要再寄蛋糕給我了。可拉斯回信說，「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調回微軟在西雅圖的總部工作。那一年，由於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記了告訴拉斯，結果，拉斯又寄了個蛋糕到我原來的地址，郵政系統查無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裡。拉斯接到蛋糕十分驚訝，他發了封郵件給我說，「你知道嗎，我一直以為，在蛋糕裡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種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當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聖誕節寄給你的蛋糕時，我在想，我終於有機會試試這種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開復，我把那個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還活著。」
我對著電腦哈哈大笑起來。馬上回了封郵件說，「很高興你試驗了5個月的蛋糕的質量，你知道嗎，我其實把我們在宿舍做的芝士蛋糕留了一塊，1980年就通過波蘭郵政局寄給你了，不過你們波蘭郵局效率有問題，所以你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內接到，到時候，你可能品嚐到長達20年的蛋糕噢。」
另外，我告訴拉斯，「我寫了一篇關於我們做蛋糕的博客，不過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譯工具翻譯一下看看。」而拉斯馬上給我回了一封郵件說，「IenjoyedreadingyourversionofourcheesecakeadventurebutIthinkIwouldhavefounditeasiertoreadtheoriginalMandarininsteadofthetranslation……（我很喜歡你寫我們做蛋糕的冒險經歷，不過比起谷歌翻譯版，我還是寧願讀你的中文原版。）」
我對著電腦，又是一陣狂笑。年輕時一起經歷的青春歲月，是那樣的快樂和美好。人們離開大學，有著各自的生活軌跡，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時，現今一切的快樂似乎都無法取代當時那種單純的快樂。因為，我們當時是那麼的年輕、無畏、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