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在田納西州生活了6年的我，已經從一個懵懂少年變成一個對未來充滿期望的青年。
懷揣著種種夢想，我飛到了紐約。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樣，這是一個集天堂和地獄於一身的城市，繁華、喧鬧、光怪陸離。古老的地鐵，奇怪的建築，美麗的中央公園，歷史悠遠的博物館，百老匯的精彩演出，從世界各地來的膚色各異的移民，都使這座城市充滿了奇異的色彩。各種藝術流派和知名人士經常在這裡匯合，使得這座城市散發著獨特的氣質。然而，時有發生的暴力、槍殺事件，大西洋賭場的狂放、不安，頻頻曝光的色情、政治醜聞，又使得這座城市蒙上一層詭異的光芒。
在美國偏僻的南方生活了很多年，來到這裡，我的第一感覺是來到了一個花花世界，眼前的一切是新鮮、匆忙、充滿活力的，和田納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裡的一切，都令人眼花繚亂、頭暈目眩，而且，絕對的震撼。
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最危險的哈萊姆區旁邊。雖然僅有一牆之隔，哥大校園卻有蒼翠山林，環境清幽，站在校園中央的日晷旁，望著四周紅磚銅頂的校舍，儼然身處世外桃源。哥大的同學多才多藝，活潑熱情，幽默聰慧，熱愛表達，他們聚在一起交流、激辯的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這所大學流淌著智慧的清泉，它將開啟我的未來之路。
哥倫比亞大學裡的哥倫比亞學院是美國最早進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學校規定學生可以進入大二再選擇專業，這給了每個學生成為通才的空間。第一年，我從必修的人文課程中收穫了讓人一生受益的知識。它沉澱在我的身體裡，成為思想和靈魂的一部分，在此後人生的關鍵時刻，它都會靈光一現，幫助我度過或孤獨或困惑的日子。多年以後，我才參透，哥大通才教育的重要意義是無可比擬的。
傳授這些人文知識的一般都是大師級的教授，他們用開放的思維指導學生，強調學生criticalthinking（批判式思考）的能力。老師上課主要就是鼓勵學生互相辯論，或是跟老師辯論。所有考試都是寫論文，而不是考背功。
我一直認為，美國的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從閱讀中思考，從辯論中思考，從而獲得啟示，進而將獨立思考變成了一種能力。美國教育家斯金納（BFSkinner）說：「如果我們將學過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最後剩下的東西就是教育的本質了。」他所說的正是自修之道，也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大一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美術、歷史、音樂、哲學等專業的課程，接觸了很多東西，我覺得這是找到自己興趣的機會。在哲學課開始之前，老師要求我們閱讀尼采的著作，領悟柏拉圖的思想，思考辨證的關係。課堂上，我們分成兩組討論什麼是辯證法，辯證法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分析尼采，分析亞里士多德，分析柏拉圖。對於不同的觀點，進行激辯，在一次次的辯論中，我們的價值觀不自覺地受到了影響。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哲學系的一個老教授說的話：「知道什麼是makeadifference（製造不同）嗎？想像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中有你，一個世界中沒有你，讓兩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響力，這就是你一生的意義。」
這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那之後，凡是我要作重要的決定，我都會想起這句「讓世界不同」的話，從而讓我的內心在作出選擇的時候更加堅定。
記得有一次，我向老師提出，為什麼我們的哲學課都是西方哲學？為什麼不用同樣的方式研究東方哲學呢？雖然哲學的最終點是一樣的，但是西方往往是經過客觀、理論、分析的方式，而東方更多的是感性、精神、體驗的。探索這兩種方式的相似和不同不是能更好地討論題目嗎？後來，很多同學也表示對這方面有興趣，亞洲各國的崛起也讓學校展開了「核心課程」中的「全球化」部分，融入了許多東方哲學和人文的內容。
一般來說，除了音樂專業的院校，美國的綜合性大學是不將音樂納入必修課的，哥大卻專門設立了音樂欣賞這門必修課。此前，我從未系統地瞭解西方的古典音樂，但從上大學開始，西方古典音樂就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我的心。在音樂欣賞課上，老師不只是簡單地播放音樂作品，對音樂表現出來的意境進行解讀，而是讓大家去圖書館尋找作曲家所處的時代背景，理解他作曲時的思想感受，包括作曲家個人情感的故事。
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狂熱地愛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只有他，能從《天鵝湖》的活潑轉換到《第六交響曲》的纏綿，從《第一鋼琴協奏曲》的華麗轉換到《1812》的壯觀。他的作品像戲劇一般感人，像彩虹一樣絢麗。在他眾多的作品中，《降B小調第六交響曲》最讓我感動，其中表達了他的悲傷、希望，他本人也在這部交響曲首演之後幾天去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反覆呼喚著他的終生摯友梅剋夫人的名字，他們兩人曾有1200封書信的往來，但始終沒有成為眷屬。這段感情故事，讓我為之動容。
我也癡迷於貝多芬的故事。1804年，《英雄交響曲》完成，貝多芬在曲譜的上款寫的是獻給拿破侖·波拿巴，下款寫的是路德維希·凡·貝多芬，此時，他已準備將這些曲譜轉交給拿破侖。然而，得知拿破侖稱帝后，貝多芬痛斥拿破侖只是個凡夫俗子，同時憤怒地將《英雄交響曲》的封面撕破，去掉了拿破侖的名字，將標題改成：「為紀念一位偉大的人物而寫的英雄交響曲」。這個故事，讓我看到了音樂背後與時代息息相關的歷史。
在哥大的日子，音樂老師鼓勵我們深入瞭解每一個作曲家的心靈故事，鼓勵我們走出課堂，去城市尋找「現場音樂」。我們經常去林肯中心（LincolnCenter）小音樂廳聽音樂，也經常買便宜的學生票（大概20美元），坐在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Hall）最便宜的位置聽音樂會。實在沒錢的時候，我們就站在學校的禮堂外面聽學校交響樂隊演奏。哥大的音樂課程，使我培養了一種滋養心靈的習慣，從此之後，對音樂的愛，就一直伴隨著我。無論是工作中愁雲慘霧的日子，還是商業競爭中劍拔弩張的時刻，音樂都成為我舒緩心靈的一劑良方。
大學時的我
一直到現在，我在北京的家裡都珍藏著上千張古典音樂CD。不知道為什麼，我偏愛悲傷的曲調，認為那才是真正抒發感情的音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就是這樣一直如影隨形地浸潤著我此後的生活。
對於我來說，比較要命的「通才教育」是體育。我在體育方面沒有遺傳母親的基因，所有的體育項目，都是勉強過關。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時打保齡球，曾經拿過206分的高分，不過，那是因為只有保齡球是不要求耐力和反應的項目。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游泳課對我來說，十分要命。
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都知道，游泳課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而且很難「翹課」，因為每一次上課，老師都會點名。學校要求，如果缺席游泳課，一定要認真填寫一份缺席說明書。
如果你是一個游泳健將，那麼游泳課將是非常享受的一種「休閒」，而如果你是個旱鴨子，就會覺得游泳課很漫長。我必須艱難地學習如何盡量把自己漂在水面上。記得游泳考試的題目是，用任何一種泳姿在50米池裡來回游三次，而這個考試對我來說，幾乎是平生經歷的最艱難的考試，我選擇了勉強學會的仰泳，用你無法想像的速度，在泳池裡漂了三個來回。考完以後，當我坐在泳池邊上氣喘吁吁地休息時，同學們都跑過來逗我，「開復，你幾乎創造了哥大成立以來，游泳考試成績最慢的紀錄。」
據說等我游完，老師都快睡著了。
大學二年級，我選擇的是另外一項有趣的運動，那就是擊劍。我覺得這是一項相當優雅的運動，裁判全程都用法語。而當時令我驚訝的是，每一次進攻之前，我們都要拿著劍告誡對方，大喊一聲「防禦」。從小看金庸武俠小說長大的我，概念中的進攻全部是使盡各種武林招數，不遺餘力地閃電般的攻擊，甚至要用暗器。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提前提醒別人防禦的方式，讓我感覺到一種紳士的優雅。不過，擊劍課也不是那麼輕鬆的，我們穿著擊劍服做動作的時候十分笨拙，經常躲閃不及被老師用花劍戳中。下了課以後，總是感覺全身都被戳得生疼。
下半學期，我終於找到了最適合我這樣沒有運動細胞的學生的科目——舉重。在舉重課上，老師一般都是在健身房裡讓我們練習上肢的力量，他通常會規定一些練習項目讓我們自己練習，這時，我就在每個練習的機器上定下最輕的重量，然後做得氣喘吁吁，像真舉了很重的器械一樣。這算是在體育課方面，最能「投機取巧」的項目了。
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最難忘的是學習中國文言文的經歷。我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選擇了「文言文」，這門課只招收懂中文的學生，而教課的老師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他的中文造詣很高深，但發音還是很成問題，因此，全班混雜著世界各地口音的中文。
我們在文言文邊上標上英文註釋，在「之乎者也」旁邊畫上標注。一直到今天，我還保留著當時厚厚的教科書《AFirstCourseInLiteraryChinese》（《文言文入門》）。我們辯論老莊哲學，分析孔孟之道。老師依然是用啟發思考的方式讓我理解古人的哲學。我們既學《論語》選句，也學《戰國策》裡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也學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以及孫文的《上李鴻章書》。現在看到當時做的筆記，我還覺得非常可愛。比如《鄒忌諷齊王納諫》裡的「由此觀之」，我在旁邊標注「fromthisweviewit」，在「熟視之」的旁邊標上「lookathim」。回想當時，我和同學們經常用英文激烈辯論老子的《道德經》，以及莊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既學習西方哲學，也學習中國東方古代哲學。主客兩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就總體世界觀而言，西方哲學側重「天人之別」，中國哲學側重「天人合一」。瞭解中西方文化，開拓了我的視野，這對於成為一個「融會中西」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