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經是一個十一年級的美國高中生。這意味著，我將邁出人生至關重要的一步，申請大學。
我像所有的優等生一樣，對高等學府裡的生活充滿了嚮往，我的夢想一直是做一個哈佛人。不僅是因為哈佛大學的光環，也因為我一直把學習法律當做我的目標，並把學習數學當做我的「後備」，而哈佛的這兩個專業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經充滿了無限的信心，因為我是全校公認的最活躍、最聰明的好學生之一。每年哈佛會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錄取一到兩個人，充滿自信的我堅定地認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順風順水、幾乎沒有遭受過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來比較嚴重的打擊。SAT成績出來了，雖然數學考了滿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這離哈佛的平均錄取分數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因為我痛恨背書的學習方法，而SAT的考試，確實還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那些稀奇古怪的單詞。而喜歡自由式學習的我，相信自己的聰明，認為死背單詞無用。因此，SAT的考試，對我來說無異於一場滑鐵盧。我在橡樹嶺當年的畢業生裡，只得到全校第九名的成績。而在橡樹嶺中學，這意味著將無緣繼續自己的哈佛夢。
但是，我並沒有死心，在那段時間裡，我全心全意地準備自己的申請材料。因為在美國，入學申請中包括SAT成績和社會履歷等綜合考量因素。相對台灣的單純看重分數，這種評判標準還是要有彈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線希望，我非常真誠地寫了一篇我認為很好的作文，談到未來中美關係的展望，和作為一個在美國的中國人，我希望為此努力的夢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請欄目裡說明了SAT分數不夠高的原因，我告訴老師，我是一名外國學生，因此外語成績多少會打一些折扣，希望學校能夠看在我傑出的社會活動方面，給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夢想，我盼望著奇跡發生。
與此同時，我也在積極地準備其他大學的申請表格。整整一個月，我準備了12份申請表格，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戰鬥中。而橡樹嶺高中的老師們，那個時候肯定「煩死我了」，「哪有人申請那麼多學校，準備那麼多推薦信的？」那個時代沒有電腦，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通過打字機打出來，一有錯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費不少工夫。
雖然心存僥倖，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還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絕信。對於還沒有什麼挫敗經驗的我來說，這雖然算不上致命一擊，但是也足以讓我心灰意冷。隨後，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魯和普林斯頓的「waitinglist」。所謂waitinglist，叫做「候補人名單」，在美國，一些大學已經錄取滿員之後，會給一些學生發waitinglist的信件，那意味著如果有人放棄就讀，你可以作為候補人員得到offer。但是，作為學生來說，得到waitinglist，也幾乎等於得到了死緩宣判，就讀的概率不會太大。最終，這三家候補的大學也沒有向我敞開懷抱。
不過，在收到這些拒絕信的同時，哥倫比亞大學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又過了幾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給了我offer。在這兩所大學中，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建於1754年，是美國最古老的8所大學組成的「常春籐聯盟」成員之一。相對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它的排名靠前。當時反越戰的氣氛在哥倫比亞大學裡十分濃厚。哥大，是一個新銳思想蔓延、以「搗蛋」著稱的大學。
而對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我也作了充分的研究。伯克利分校是加利福尼亞大學9所分校中歷史最悠久，也最有聲譽的一所，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有趣的是，這在當時，也是以「搗蛋」著稱的大學之一。
為什麼兩個「搗蛋」學校都錄取我呢？我覺得這和學校的校風有一定的關係。這兩個學校的校風都是重視創意、膽識、批判式思維和獨立思考的。而我的申請表中也充滿了這些方面的天分，所以它們覺得我更合適。相對來說，古老的哈佛、耶魯可能更喜歡較傳統的「三好學生」。
對於這兩所學校的選擇，我更傾向於去常春籐聯盟的哥倫比亞大學。而家人比較支持伯克利大學，因為他們擔心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地處紐約，與當地的黑人聚居地哈萊姆區比較近，那是槍殺案比較集中的地區，治安情況令人擔憂。而位於舊金山附近的伯克利，這方面則要安全得多。
因為父母的重視，在回復offer之前，我和父母飛到了住在新澤西的姐姐家，並專門到哥倫比亞大學探訪。走在哥大的校園裡，我們感到驚艷。那就像是夢中的西方學府，到處是羅馬式的建築，許多教室都是用精細雕刻的大理石搭建的。我們看到了華麗的大理石柱子和欄杆，也看到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名字和雕像。哥大的宿舍則是紅磚的建築物，不但古色古香，而且爬滿了常春籐。雖然地處嘈雜的紐約市，哥大的校園依然優美異常，綠草茵茵，學術氣氛濃厚。至於安全的問題，哥倫比亞位於紐約114-116街區，而哈萊姆區則位於125街區。兩個街區比想像中離得要遠一些。學校有高高的圍牆，學校裡面隨處可見校警，相當安全。父母看了，終於同意我就讀哥倫比亞大學。
這次去哥大的探訪，讓我從不能選擇自己第一志願的痛苦中走了出來。校園裡活躍的氣氛，清澈的藍天，一張張充滿朝氣的笑臉，又讓我重新揚起生活的希望。
探訪回來，我馬上給哥倫比亞大學回復了offer，決定去紐約。這次選擇決定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當我在橡樹嶺高中完成高中畢業儀式時，又碰到了昔日的死黨，喜歡光著腳穿運動鞋的菲利普·柳，他已經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被哈佛大學錄取了。當得知我沒有去成哈佛的時候，他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捶了我一拳，「開復，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被哈佛錄取了，而你沒有。每次數學比賽，可都是你把我打敗了啊！」
是的，人生有很多事情並不能完全如你所願，但是，當我們接受了某種決定的時候，就要學會隨遇而安。我後來的經歷證明，哥倫比亞大學年輕、活潑、新銳、自由的學風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倫比亞大學比較自由的轉系制度，讓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鍾愛——計算機。
多年以後，我依然和活潑的菲利普·柳保持著親密的聯繫。後來，他從哈佛大學畢業以後，在一家美國的通訊公司擔任市場副總裁。即使後來我回到中國，他也經常通過郵件和我聊天。他那愛搗亂的性格依然沒有變，在他女兒一歲的時候，就模仿他女兒的口吻給我寄聖誕卡，裡面說：「李開復叔叔，我爸爸讓我寄聖誕卡給你，祝你聖誕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