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公關機器
蘇聯解體後，在普京總統為使俄羅斯作為備受尊敬和重視的國家重回世界舞台顯要位置的努力中，2006年本應是一個里程碑。自從俄羅斯1997年成為由主要工業化國家組成的八國集團的一員後，這年它第一次輪到做主席—這是個機會，可借此影響全球議程的形成；7月普京的家鄉聖彼得堡將主辦八國集團峰會，若是安排得無懈可擊，將能傳譽全球。
然而我們看到，新年伊始，俄羅斯切斷了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恐怕這不是它想在世界上樹立的形象。年前的幾個月裡，普京的所作所為已經讓西方緊張不安了。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緊對權力的控制，壓制反對的聲音，包括限制非政府組織，縱容青年組織「納什」恫嚇政治反對派和驕狂自大的外國大使。
西方保守陣營中已經有呼聲要求把俄羅斯逐出八國集團，至少要求布什總統抵制聖彼得堡峰會。
在克里姆林宮紅牆後總統辦公樓幽暗的走廊裡，有人提出了一個新奇的主意：俄羅斯需要更好地宣傳自己的形象，需要西方公關公司的幫助。克里姆林宮沒有公開招標，1而是通過私人關係找到紐約一家大公關公司—凱旋公關和它的一家歐洲夥伴公司，布魯塞爾的GPlus。這兩家公司的最高層主管飛到莫斯科，共同向普京的新聞秘書阿列克謝·格羅莫夫和他的副手德米特裡·佩斯科夫宣講設想和計劃。（他們二人共同承擔發言人的職責：格羅莫夫承擔主要角色，英文流利的佩斯科夫基本上專門和外國記者打交道。）
在這個時候，原來和我同做記者的幾個GPlus的主管拉我加入他們的團隊當俄羅斯事務首席顧問。本章大部分內容都是基於我那時的經歷寫成的。
在我們看來，做克里姆林宮顧問的任務很簡單：讓俄羅斯人瞭解西方媒體運作的方式，併力圖勸說他們採納政府處理與新聞界關係的最佳做法。我們是顧問，不是發言人。雖然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政府對西方經濟顧問的意見求之若渴，可是在媒體關係這個「意識形態」色彩濃烈的問題上向普京的團隊提供咨詢卻絕非易事。佩斯科夫確實對學習西方的做法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但初見成效後，我們眼看著我們的「客戶」又逐漸故態復萌。波利特科夫斯卡婭被害後，利特維年科又被毒殺，再後來是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看到這一系列事情，我開始猜想克里姆林宮之所以決定僱用西方公關公司，是不是因為他們事先知道自己的形象馬上要一落千丈。
他們為改善形象不惜重金。凱旋公關向美國司法部提交的申報顯示，開始幾年俄羅斯幾乎每個月付給凱旋公關100萬美元。2（凱旋公關還和因與烏克蘭的「天然氣之戰」而麻煩纏身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簽署了另一份合同，大約也要這麼多錢。）錢不是直接由克里姆林宮出，而是通過俄羅斯的一家銀行安排，因而避免了經過國家預算審批。3這件事遭到了一些俄羅斯媒體的批評，他們不理解克里姆林宮為什麼需要西方（而不是俄羅斯）的公關公司，為什麼沒有作為國家項目公開招標。4
凱旋公關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俄羅斯人對西方媒體的運作一無所知。他們根據對付國內媒體的經驗，真心相信我們能用錢買到有利的報道—比如花錢找人在《華爾街日報》評論版發表文章，說俄羅斯的好話。他們相信，記者發稿寫什麼、怎麼寫，全看報社老闆（或政府）的意思，對那些批評俄羅斯的記者，他們想予以「懲罰」，不邀請他們參加新聞活動（事實上因此而放棄影響那些記者的機會）。他們不停地騷擾《衛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盧克·哈丁（和他的家人），顯然是因為他所屬的報紙發表了對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的採訪，採訪中別列佐夫斯基呼籲推翻普京—儘管哈丁與那篇採訪沒有任何關係。5在利特維年科一案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俄羅斯分社的三名工作人員在莫斯科街頭遭到襲擊。這一切很難使記者們對俄羅斯作出克里姆林宮所希冀的積極報道。俄羅斯人總是要求凱旋公關「使用我們的技術」改善對俄羅斯的報道。我不明白他們是什麼意思。我們想要他們使用的技術是每天早上10點鐘召開像電視劇《白宮風雲》那樣的記者招待會，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做過。
我們提交了一份又一份的說明文件，反覆闡述我們的基本主題—向媒體開放。和記者打成一片，請他們吃中飯，和他們談天說地，向他們透露點小道消息，慢慢地爭取他們。對記者解釋自己的情況，他們會逐漸對你產生信任。接受採訪，上廣播電台，上電視，因為你不上，你的對手就會上，媒體關注的題目就會由他們來確定。我們的建議一度得到了執行。佩斯科夫請駐莫斯科的記者在高級餐館吃了幾次晚餐（比我們設想的聚餐正式得多），反響不錯。他們還建立了有指定部長參加的「星期二通報會」制度，使駐莫斯科的記者團大喜過望。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謀殺案發生後，佩斯科夫非常擔憂，取消了這個制度：他知道不論通報會原定題目為何，記者們一定都會問有關人權和民主的問題。還是不見他們為妙。
凱旋公關的大部分工作是世界上多數政府派自己的使館和外交部做的事情，但克里姆林宮顯然對本國的這些機構沒有信心。俄羅斯的部長出國訪問時，由我們安排記者招待會，提供背景資料文件，列出他們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有時還提供我們認為他們應該作出的答覆—雖然他們很少採用我們提供的說法）。我們為部長（甚至總統）起草文章，但通常被莫斯科當局改得面目全非，無法卒讀，很難在任何報紙上刊載。令人費解的是，佩斯科夫要求我們為能源部長或外交部長起草文章，卻又不告訴我們部長想說些什麼。如果問他，他通常回答說：「你們覺得他該說什麼就寫什麼。」於是我們只能在不得要領的情況下起草文章或演講稿。然後我們寫好的東西又被從頭寫過。特別是拉夫羅夫外長，他不想讓「無知」的外國人為他捉刀代筆（他這麼做完全正確）。
凱旋公關每天向克里姆林宮送交3份新聞總結，分別是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新聞彙編，對世界各地關於俄羅斯的報道作出全面的—也許是過於詳細的—報告。報告經常長達100多頁，包括任何提到「俄羅斯」的文章的全文和摘要，但不作分析。第一份合同執行期間，在俄羅斯擔任八國集團主席那年，凱旋公關僱用了一家機構把媒體的每篇文章都以顏色標注，用紅、黃、綠來標明報道對俄羅斯不利、中立或是有利。到年底做成圖，即可顯示由於凱旋公關的努力，代表有利的綠色多於代表不利的紅色。公關工作這個常用的方法在克里姆林宮政治的微妙環境中卻行不通。此外，不同顏色的選擇似乎毫無章法，和文章的內容沒有關係—就連體育新聞或天氣預報也被加上紅點或綠點。（這項「服務」後來終止了，因為人們意識到它全無用處。）
克里姆林宮還定期收到「路線圖」—今後3個月/6個月/1年的「全景」公關戰略。裡面用的都是唬人的大詞，什麼「利用將來的機會」，什麼「可取得的成果」，還有「爭取利益攸關方」。其實，大部分工作說到底是幫助安排部長訪問、組織記者招待會和報告西方發生的大事這類平常的事情。
作為公關這一行的新手，我每次看到「與影響者關係」和「第三方接觸」這些雲山霧罩的說法總是忍俊不禁。它們的意思其實就是培養與對俄羅斯感興趣的專家和「思想領袖」的關係。凱旋公關對任何這方面的接觸都進行鉅細無遺的報告，比如同某智庫的成員共進午餐或出席講演會。所有這些都作為完成的任務記錄下來，每月送交莫斯科。如果一位「影響者」在文章中寫了一句積極的話，這句話就將在報告中作為「成功」予以引用。我記得凱旋公關一份關於工作成就的報告引用了加拿大總理的一句話，說「我認為俄羅斯近幾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不知道克里姆林宮是否真的相信這裡面有我們的功勞。
我們的一個不容置疑的成功是開啟了「電話通報會」的辦法，記者們可以打電話參加佩斯科夫或某個部長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俄羅斯人覺得這比面對面的記者招待會自在。他們終於找到了向媒體解釋他們行為的辦法。
我和佩斯科夫一起工作了三年多，和他混得很熟。40出頭的他高高的個子、衣著整潔、舉止隨和、很有魅力、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土耳其語也很流利，因為他在安卡拉使館工作過多年）。1999年葉利欽總統訪問土耳其時發現了他，把他調回國，在總統辦公廳工作。普京上台後，他成為克里姆林宮新聞關係辦公室主任和總統的副發言人。從那以後，他一直是媒體眼中的無價之寶，全俄羅斯幾乎唯有他有能力、有權威，也有意願接受外國媒體的公開採訪。他因此成了大忙人。我在英國廣播公司莫斯科分社的同事一直渴望能多採訪幾個人，他們曾懇求我說：「請讓他們多派些發言人。德米特裡是很棒，可他沒有時間……」然而，除了幾個部長之外，俄羅斯沒有人願意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難怪他們覺得把信息傳遞出去那麼難。
我對德米特裡進行媒體培訓，幫助他在電視攝影機前表現得更加自如。不僅訓練他的聲音和舉止，而且對他提出最尖銳的問題，教他如何以簡明扼要、條理清楚的方式表達重要的意思。許多沒有研究過西方簡明新聞報道的人在接受採訪時常常說個沒完，但總說不到點子上。
2007年在德國舉行的一次八國集團峰會上，佩斯科夫交給我一項特殊任務—修改普京總統將在危地馬拉市為支持俄羅斯爭取在索契承辦2014年冬季奧運會所作的講演稿，要改得更風趣些。俄羅斯申奧成功了—這個大功我自然居之不疑！（其實，我提的大部分建議都未被採納！）2008年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就任總統後，我負責就視頻和播客提供咨詢，至少一部分建議被採納在他創新性的視頻博客中。
德米特裡的上司阿列克謝·格羅莫夫是普京任總統期間克里姆林宮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聽說他是「唯一無須預約就可以進入普京辦公室的人」。普京和他每天見面，經常就政策問題徵詢他的意見。格羅莫夫對俄羅斯媒體實施嚴格的控制。一次我正在他的辦公室喝茶，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台長走了進來。格羅莫夫把我簡單介紹給他，接著揮手要他去後間自己倒點喝的，在那裡等著。這是他們每週例行的談話，格羅莫夫會把今後一周的議程過一遍，確保新聞報道「正確」。
格羅莫夫和佩斯科夫一樣，也是干外交出身，曾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發工作。1996年奉命回國任葉利欽的新聞辦公室主任。他喜歡穿格子開衫毛衣，用長煙嘴吸萬寶路香煙。作為普京的新聞秘書，他只管俄羅斯媒體，由佩斯科夫對付外國媒體。在一次和格羅莫夫的會面中，我提起了我的一貫主張：在西方看來，俄羅斯在思維和行為上正越來越往蘇聯的老路上走，為了扭轉這種看法，不僅需要停止蘇聯式的行為（比如禁止反對派集會示威），還需要通過演講和國家電視台播出的紀錄片大力批判蘇聯的歷史。格羅莫夫的答覆非常說明問題。他承認這樣做會改變西方的態度，使西方對俄羅斯的看法更加積極。但是，他說：「我們得照顧國內輿論。而國內輿論對蘇聯的看法總的來說是積極的。我們首先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穩定。」確實，俄羅斯有許多人，特別是老一輩的人，懷念過去，如果對他們的觀點提出挑戰可能會導致「不穩定」。令我洩氣的是格羅莫夫對此只是被動地接受。以他對俄羅斯媒體的影響，他完全可以發起一場運動來改變人民對昔日的看法。畢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職時都這樣做過，民眾的態度也確實發生了改變。而現在政府拒不作為。
那幾年我提建議盡量有話直說，即使有時超越了「公關咨詢」的正常限度。在那段時期裡，當局開始驅散由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領導的名為「另一個俄羅斯」的新反對派聯盟組織的示威。我對我在克里姆林宮的同事解釋說，多少公關都彌補不了一張防暴警察毆打老太太的照片造成的破壞。當然，我說這些話的對象不對。我堅信佩斯科夫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但他無權改變警察的做法。
有一次他們要我對一篇文章發表意見，文章是用俄文以梅德韋傑夫總統的名義寫的，想在聲名卓著的《外交》雜誌上發表。那是在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之後。那篇文章寫得極其蹩腳（好像是由至少三個意見迥異的人共同執筆的），我發回的評論也毫不客氣，說除非他們想讓人認為他們的總統是個精神分裂的瘋子，否則就該把這篇文章撕成碎片。我那些專業從事公關的同事大為吃驚，擔心僱主會不高興。但佩斯科夫卻對我的建議表示感謝。
無論佩斯科夫後來多麼信任我的判斷，我最終認識到那其實是沒有用的。克里姆林宮想要我們幫助傳播信息，不是改變信息。他們事先什麼都不讓我們知道。比如我們要求事先拿到重要講話的講稿（或至少是節選），好在早間新聞簡報會上透露一點口風，吊起記者的胃口，以保證晚間收到最大效果。這是西方政府新聞辦公室的標準做法，但克里姆林宮不信任我們這些顧問。普京的講話稿發到記者手中的同時才發給我們。至於引起西方注意的公關手段，比如顯示普京男子漢氣魄的照片，那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永遠是事後才知道。
凱旋公關2007年的工作贏得了一項很有威望的公共關係獎，但我知道克里姆林宮想讓它的公關顧問「闖勁更大一些」—不僅是安排記者招待會和採訪，或提供背景材料和分析文件，而且要想辦法引著記者多說俄羅斯的好話。我記得一次和佩斯科夫的副手談話，他批評我們在一位部長接受採訪後沒有採取後續行動以確保記者對採訪的報道寫得「對路」。報紙說我們是歪曲事實的專家，努力洗刷普京的人權記錄—確實，克里姆林宮可能就是想讓我們這麼幹。事實上，凱旋公關的主要作用是讓克里姆林宮瞭解外界對他們的觀感，並鼓勵他們採取措施改變這種觀感。當然，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信息本身，不是傳達信息的方式—但那是遠遠超過凱旋公關職權範圍的政治上的挑戰。
其他的西式做法
凱旋公關還不是當時克里姆林宮唯一的「宣傳工具」。2005年底俄羅斯成立了24小時播放的衛星電視台「今日俄羅斯」（後來改名為RT），就世界大事發表「俄羅斯的看法」，並向全世界觀眾介紹俄羅斯的政治和生活。它第一年的預算是6000萬美元，僱用的播報員都是英語一流的俄羅斯人，也有外國人。它看上去非常專業化，比起全球電視市場上的許多競爭者來毫不遜色。然而，與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美國有線新聞網或新出現的法國24台這樣的對手不同的是，它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公平冷靜、實事求是地報道新聞。「今日俄羅斯」的使命是讓世界瞭解俄羅斯，所以它重點報道國內的政治新聞，很少對其他國家進行全面報道。蘇聯時期新聞報道中的西方是一張黑白照片，充滿了階級鬥爭和貧窮，相比之下蘇聯則是一片光明。「今日俄羅斯」的手法則細緻多了。它知道觀眾還有其他消息來源，所以不迴避報道反對派的活動，甚至是對俄羅斯的批評。這樣，它造成了俄羅斯媒體多元化的幻覺，掩飾了這一真相：「今日俄羅斯」是俄羅斯電視體系的例外，因為它是面向外國觀眾的。2008年俄格戰爭期間，它露出了本相和真實的目的，「今日俄羅斯」扔掉了所有貌似公平的偽裝，變成了克里姆林宮徹頭徹尾的宣傳工具。
這家電視台是由國有新聞機構俄羅斯新聞社創辦的。俄新社和它的前身，蘇聯時期的蘇聯新聞社一樣，身兼二職：首先，它收集新聞，主要向外國受眾提供新聞報道（蘇聯新聞社龐大的駐外記者網中也包括許多秘密克格勃特工）；其次，它的駐外分社是宣傳俄羅斯政府新聞的中心。這第二個職能與凱旋公關和GPlus的作用有很大的重疊之處，因此導致了一些摩擦。我感到俄新社十分不滿外國人篡奪了它作為克里姆林宮官方宣傳工具的作用。比如，有幾次要GPlus安排俄羅斯駐布魯塞爾大使葉甫蓋尼·契卓夫的新聞發佈會，結果發現俄新社已經安排了—而且俄新社財大氣粗，排場十足，新聞發佈會經視頻連線直通莫斯科。
另一個宣傳俄羅斯形象的新舉措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它成立於普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主要推手也是俄新社。瓦爾代俱樂部每年9月召集大約50名「俄羅斯觀察家」（主要是記者和學者）同俄羅斯本國專家舉行10天的辯論，加之參觀遊覽（每年都去一個新鮮地方）並接受克里姆林宮高級官員的接見（官員的級別逐年升高）。2004年的第一次辯論會在莫斯科北部的瓦爾代湖舉行，瓦爾代俱樂部即由此得名。而且那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京總統竟然親自接見了他們。他正因別斯蘭慘劇憋了一肚子火，願意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和這群人見個面，發洩一下怒氣，回答他們的問題。自那以後，俱樂部成員們遊覽過喀山、車臣、西伯利亞和聖彼得堡等地，和普京與梅德韋傑夫（分別）在他們莫斯科郊外或索契的別墅裡共進過豐盛的午餐。梅德韋傑夫顯然認為瓦爾代俱樂部同普京的聯繫過於緊密；他在2009年成立了自己的外國專家聚會，「雅羅斯拉夫爾全球政策論壇」。
瓦爾代俱樂部是影響外界觀感的全新手法—比起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或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或引導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對俄羅斯進行更積極的報道來要細緻多了。這是一種軟宣傳—風險不小，因為50個外國人在五星級酒店住10天耗資不菲，也肯定不能保證一夜之間能夠改變他們的看法。他們的想法是：來賓們—這些資歷深厚的克里姆林宮觀察家在學術雜誌上撰寫文章，向政府提供咨詢意見，作為權威在媒體上發表評論—如果有機會和普京悠閒地共進午餐並花上一個來星期的時間和友好的俄羅斯專家與官員辯論問題，那麼他們對普京的好感就會增加。
莫斯科知識界的批評家對這個項目嗤之以鼻，說大多數參加者都是「被利用的傻瓜」，他們受了蒙蔽，回去鸚鵡學舌地重複他們在享受清蒸龍蝦和美酒時被灌輸的宣傳辭令。
比如，卡內基基金會的麗莉婭·謝夫佐娃就說克里姆林宮通過瓦爾代俱樂部「收編」和利用西方評論家：「外賓來瓦爾代吸收俄羅斯領導人的意見，然後傳達給世界。」6我完全同意這正是克里姆林宮的意圖所在，否則他們不會不惜花費如此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然而，我參加了三次瓦爾代會議之後，認為她高估了瓦爾代的效果。也許有些與會者的批評不再那麼尖銳—而且確實幾乎所有人，無論是不是瓦爾代俱樂部的成員，親自接觸到普京都會被他迷住（撒切爾夫人曾有類似的魔力，哪怕是對批評她的人）。但是，參加了幾屆俱樂部活動後，成員們並不是回去就大唱讚歌。保守的「傳統基金會」成員艾瑞爾·柯恩和經驗豐富的馬歇爾·戈德曼絕不能算是克里姆林宮的傀儡。
見到官員總比見不到強。大部分參加瓦爾代活動的人都有足夠的經驗，分得出什麼是宣傳什麼是事實。基本上，來時對俄羅斯有好感的人離開時仍然有好感，之前認為普京是騙子、反民主的人也很少改變看法。大部分記者和學者都歡迎有機會見到一個國家如此之多的官員；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自動接受這些官員的觀點，更別說「傳達」了。比如，聽普京談上幾個小時的話不一定讓人從此愛上他，因為聽眾得以近距離觀察他的舉止、他的偏執，甚至有時是他的憤怒，而對一個信奉民主的人來說，觀察的結果遠不能令人安心。我對瓦爾代參加者感到不滿的不是他們輕信宣傳，而是他們—也許是被普京鎮住了—沒人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和他爭論：他們只是問一個（通常是溫和的）問題，然後耐心地聽他滔滔不絕地回答—從來不敢繼續提問或打斷他的話，或指出他哪裡錯了。即使是號稱「尖刻」的那些人提問時也都先說上一大堆奉承話。佩斯科夫私下告訴我，（明顯喜歡和人爭辯的）普京本人也因聽不到論戰式的提問而著急無奈。
普京好像也懷疑瓦爾代行動到底多麼有效。2007年他第四次和俱樂部成員會見時，一上來就說了一番尖利刻薄的話，明顯表示出他認為西方媒體是奉某種「指示」行事的：「近年來，我看出來歐洲和北美媒體的紀律非常嚴明。從你們發表的文章中我沒有看到我們的會議產生過任何明顯的結果，雖然我相信你們對我國瞭解得更多了。如果你們能把瞭解到的情況傳達給你們的讀者和觀眾，打破西方對我們的僵化印象，我們將很高興。」
普京在第二任期的又一個發明是「民主與合作研究所」，它遠比瓦爾代俱樂部更為有害（儘管實際效果不彰，但至少意圖如此）。它在紐約和巴黎設有分部，是今天俄羅斯最徹底的蘇聯式做法的復辟：這個智庫的目的是要證明踐踏人權和民主的是西方，不是俄羅斯。研究所的使命聲明說，它希望「改善俄羅斯在美國的名聲」並就美國民主提供「分析」。它的紐約分部主任是安德蘭尼克·米格拉尼揚，此人雖然是亞美尼亞裔，卻狂熱支持俄羅斯所謂干涉鄰國的權力；巴黎分部主任是娜塔莉婭·納羅奇尼茨卡婭，她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還極力為米洛捨維奇辯護。他們派到前線之前都在我這裡接受過媒體培訓。我可以有信心地說西方完全不必害怕他們能破壞人們對西方民主的信念，但我敢肯定他們兩人在美國和法國待遇優厚的閒散職位上都會樂不思蜀。
慕尼黑
2007年2月，克里姆林宮要我去德國。普京總統將在巴伐利亞州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講話。他的新聞團隊預計反響會非常強烈，想要人幫助安排普京演講後由佩斯科夫接受各種採訪。像通常一樣，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關於演講內容的細節。佩斯科夫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謝·斯米爾諾夫緊張又興奮：「這活兒不好幹！」他們說，「我們得確保記者明白演講的意思。」他們大可不必擔心：那是普京生涯中最直言不諱、最強硬的演講。
貝爾裡施爾霍夫酒店周圍層層圍滿了保安人員，裡面世界要人濟濟一堂—不僅有幾十位國防部長和高級將領，還有議會議員、政治家和名記者。誰也沒有料到普京的講話會如此強硬。據消息人士說，2007年初俄羅斯總統終於失去了對美國人的耐心。「夠了，」他對助理們說，「我受夠了！」他如此大發雷霆是因為華盛頓最近決定著手實施它在歐洲建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它剛剛開始和波蘭會商，打算在其領土上部署10枚攔截導彈，也在和捷克共和國談判在那裡建立一座最先進的導彈追蹤雷達站。普京初任總統時，勉強默許了布什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決定，但現在美國人想要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對此他絕不會善罷甘休。俄羅斯堅信，美國此舉將使俄羅斯的核威懾效力全失。
普京大步走進會議廳，他這次帶來的可遠不止通常他牢騷卡上的那些抱怨。演講開始時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警告下面的聽眾：
由於這樣的會議安排，我不必過於彬彬有禮，不用說一些拐彎抹角、好聽然而空洞的外交辭令。這種會議形式能使我對國際安全問題暢所欲言。如果我的話在同人們聽來過於激烈、尖銳或不精確的話，那麼請你們不要生氣，畢竟這只是一場會議。我希望我開始講話兩三分鐘之後，特爾契克先生（主席）不要開亮那邊的紅燈。
普京對美國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說美國妄想統治世界，做世界「唯一的主人」，在聽眾中引起一片騷動。
今天我們親眼目睹了美國在國際關係中幾乎任意地過分使用強力—使用軍事力量，這正在把世界推向永久衝突的深淵。這使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找到對任何衝突的全面解決。政治解決也成為不可能。我們看到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日益遭到蔑視。事實上，獨立的法律規範越來越向一國的法律體系傾斜。一個國家—當然首先是美國—在所有意義上都越過了自己的國界。它強加給別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政策現在都顯示出這一點。誰會喜歡這種情況呢？誰對此能感到高興呢？
他說美國「意識形態僵化」、奉行「雙重標準」。他指控美國對俄羅斯奢談民主，自己卻侵略別國、踐踏國際法、挑起軍備競賽。他懷疑美國可能並未銷毀按照不久前締結的軍控條約應該銷毀的導彈，而是「把它們藏在倉庫裡以備不時之需」。談到布什總統的導彈防禦計劃時，普京譴責「外空軍事化」並建議締結一項規定此類武器為非法的條約。他把北約的擴張稱為「挑釁」：
我們有權發問：擴張是針對誰的？華沙條約解散時我們的西方夥伴作的保證呢？今天那些宣言在哪裡？人們已經全然忘懷了。但我卻要提醒一下諸位它們是怎麼說的。我想引用北約秘書長沃納先生1990年5月17日的講話：「我們不準備把北約部隊派到德國領土以外，這本身就是對蘇聯的一項堅定的安全保證。」這些保證如今到哪裡去了？
普京警告說一道新的鐵幕正降臨在歐洲大地上。當他指出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一樣—也實現了制度轉型，卻沒有得到一點承認時，語氣憤懣不平：
柏林牆的石頭和混凝土塊早已成為紀念品，但我們不應忘記柏林牆的倒塌要歸功於一個歷史性的選擇—我們的人民，俄羅斯人民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我們選擇民主、自由、開放和與歐洲大家庭所有成員建立真誠的夥伴關係。現在有人企圖把新的分裂線和分裂牆強加給我們。這些牆也許是虛擬的，但它們仍然把我們的大陸分成了兩半。
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坐在第一排，普京講話期間他一直在紙上振筆疾書。他的助理丹·法塔和埃裡克·艾德爾曼趕緊跑過來問聽了剛才的講話後是否要他們幫他重寫他第二天早上的演講。蓋茨拿出他寫的那張紙說：「看看，你們覺得這個怎麼樣？」
法塔和艾德爾曼聽他念了一遍，對視一眼，說：「太棒了！」
他們的上司回答說：「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馴馬大會。」7蓋茨的經歷和普京十分相似。他1966年進入中央情報局，老布什任總統時升任中情局局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發言的第二天，他在講話中作出和解的姿態，並提到了這段經歷。
在座諸位中的許多人有外交或政治方面的背景，而我和昨天的第二位演講人一樣，背景完全不同，是干間諜出身的。我想大概老牌間諜都習慣有話直說。但是我受過再教育，當過4年半的大學校長，和教員打交道。近幾年來不止一位大學校長在教員面前領教到，如果不客氣點，就得走人。我們今天的世界比起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樣，複雜得多。我們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和挑戰，必須和其他國家，包括俄羅斯，攜起手來予以應對。打過一場冷戰已經足夠了。
分析家德米特裡·特列寧把普京的慕尼黑講話描述為他思想發展過程中新階段的開始。如果第一階段是「同歐洲和美國和解」，第二階段（伊拉克戰爭後）是「不結盟，但不願與西方對抗」，那麼慕尼黑會議之後的第三階段就是「強迫建立夥伴關係」。特列寧寫道：「普京列出了他要強迫美國和歐洲與俄羅斯建立夥伴關係的條件：接受現狀、平等相待、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立合作。」8最後，特列寧寫道：「強迫的夥伴關係」並沒有建立起來，因為2008年和2009年初，俄羅斯開始和可能成為它夥伴的國家漸行漸遠。
不過，在2007年慕尼黑講話後的那幾個月，普京確實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想和美國人就導彈防禦達成妥協。可能他希望他那篇講話會對美國人造成震動，促使他們合作。雙方離達成協議只差一步之遙，可惜最終還是功虧一簣。這一次，美國人和普京一樣難辭其咎。
來自伊朗……或俄羅斯的威脅
喬治·W·布什從就任總統起，就堅持說計劃建立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是為了保護美國不受像伊朗和朝鮮這樣的「流氓國家」的攻擊。儘管它們尚未具備此種能力，但看來它們正在發展中程和遠程導彈系統，有朝一日可能會打到美國。據說伊朗導彈的彈道將經過東歐上空，所以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歐洲部分就需要在捷克共和國建立雷達設施（以便在導彈發射後對其進行追蹤）並在波蘭部署攔截導彈（好把它們擊落）。
普京的外交政策顧問謝爾蓋·普裡霍季科說：「從一開始，我們就不能接受這些計劃。」9俄羅斯人的拒絕有幾個理由：伊朗還沒有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要防的遠程導彈，很多年內都不會有；即使他們有，波蘭和捷克共和國也不是攔截的最佳地點；最關鍵的是，捷克的雷達將能夠偵察俄羅斯的設施，而波蘭的導彈則會破壞俄羅斯的核威懾能力。
此前，俄羅斯只是一味批評這些計劃，卻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辦法。但2007年6月，普京前往德國海濱度假勝地海裡根旦姆參加八國集團峰會時帶去了他自己的計劃。除了峰會本身的事情以外，普京與布什總統舉行了雙邊會談。他有備而來，使美國人措手不及。此前一周內，他咨詢了軍事專家，頭天晚上，普京在他的房間裡畫出了導彈彈道圖，還記下了別的數據。現在他把這些往布什面前一擺，詳細闡述了為什麼美國的計劃完全不對。據一位當時在場的助理說，普京解釋了雷達應該安在哪裡，為什麼布什在伊朗和朝鮮問題上被他的顧問誤導了，以及為什麼俄羅斯感覺受到威脅，等於「宣講了一篇實實在在的論文」。10
據說布什看著他說：「噢，我看得出這對你們是件很嚴重的事。沒人跟我說你們對這事這麼認真。」
普京說：「我們想到這事連覺都睡不著！」
布什說：「好吧，作為朋友，我可以保證我們會研究你剛才說的那些。」
但是普京有一個新的具體建議，為的是打消美國的行動—同時也要試探一下這個系統是不是真像布什所說是針對伊朗，不是針對俄羅斯的。他說：「你看，我昨天和阿塞拜疆的總統談過了。我們在那裡有一座雷達站，在一個叫加巴拉的地方。我願意讓你們用。那地方離伊朗更近。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聯合系統。你們用我們在阿塞拜疆的雷達，就不需要在捷克共和國設雷達了。」
普京是大棒和胡蘿蔔並用。峰會召開幾天前，他曾凶狠地暗示美國人若是在東歐部署導彈攔截武器，那麼俄羅斯作為報復只能把它的導彈再次瞄準歐洲。現在他卻主動提出如果美國人重新考慮他們的計劃，他可以收回他的威脅：「這樣我們即可不必改變立場，不必恢復我們導彈的瞄準目標。我國不需要在接近歐洲邊界的地方部署導彈打擊系統，美國也不需要在外空部署導彈打擊系統。」
這對美國人來說是個不可輕視的機會：普京首次主動提出如果讓俄羅斯參與的話，他可以不再反對導彈防禦。布什答應和他的軍事顧問商量一下。
普京感到布什被他說動了，於是不到一個月後，又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7月1日，他飛往美國緬因州肯尼邦克港與布什進行非正式會談，地點是布什在沃克點的老家，位於一個伸進大西洋的小小半島上。他和小布什以及他的父親一起乘坐快艇在海上航行，和布什一家人享受有龍蝦和劍魚的晚餐，一起吃飯的還有兩國的外交部長和國家安全顧問—美方是康多莉扎·賴斯和斯蒂芬·哈德利，俄方是謝爾蓋·拉夫羅夫和謝爾蓋·普裡霍季科。「氣氛非常輕鬆怡人，」賴斯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們坐在起居室軋光印花布面的沙發上，窗外就是大海。」11
第二天他們去釣魚，普京又提出了新建議。他不僅讓美國使用阿塞拜疆的加巴拉雷達站，而且說他會把雷達站更新換代。另外，他們將在俄羅斯南部的阿爾馬維爾建立一座全新的雷達站，也可供美國人使用。他們可以建立共同導彈防禦的聯合預警系統，不僅有美俄兩國參加，而且包括整個北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終於可以做些實實在在的事了。普京提出可以在莫斯科成立一個「信息交流中心」，建議在布魯塞爾也成立一個類似的中心。「這將是一個一整套的系統，全部實時運作。」普京接著說，「我們認為這樣就無須在歐洲建立設施了—我指的是要在捷克共和國建立的設施和在波蘭部署的導彈。」
布什對普京說的最後一點不能完全肯定，但覺得他的其他建議很有道理—尤其是普京似乎是把他關於導彈防禦的具體建議放在了建立全新戰略聯盟的大背景中。後來拉夫羅夫回憶道：「普京強調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可以一起工作，這實際上就使我們成為了同盟。普京提出這個建議是希望在兩國之間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
會談結束後，兩位領導人正準備出去對媒體講話，哈德利把布什總統拉到一邊：「普京說得太好了，正是我們一直所希望的。你覺得他會願意公開那麼說嗎？」
布什回答：「我不知道。咱們去問問他。」他走到俄羅斯總統面前說，他覺得如果普京能在電視攝影機面前重複他剛才私下說過的話，那將會加快兩國關係的進展。12
普京欣然同意。他對媒體說：「此種合作將為俄美兩國在安全問題上的關係帶來重大的改變。事實上，它將導致我們兩國在安全領域逐漸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事情迄今為止一切順利，但美方尚未看到普京讓他們使用的設施是什麼樣子。國防部門的新保守派對此深為懷疑，認為普京此舉是一個花招，意在離間美國與波蘭和捷克的關係。國防部副部長埃裡克·艾德爾曼回憶說：「我懷疑這是否表示俄羅斯真的願意在導彈防禦方面和我們合作。我認為，他們做的許多事情其實都是為了用毫無意義的討論或其他問題拖住我們，防止我們在導彈防禦上採取行動。」13
9月，導彈防禦局局長帕特裡克·奧雷利帶領一組專家飛往阿塞拜疆視察加巴拉雷達站。他們看到的是一座蘇聯時期的老舊設施，條件不怎麼樣。新保守派的懷疑得到了證實，欣欣自得。據艾德爾曼說，「奧雷利說有這麼一座雷達站，有一定能力，可以派上用場。但它也相當老舊，需要大規模升級更新。將來若真讓它發揮作用得投入大量的資金和力氣。」
視察小組的結論是，普京提供的雷達只能幫助監視導彈攻擊的威脅。但美國設想的是可以防禦導彈攻擊的系統—而那樣的系統仍然需要在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設施。
美國政府內對俄比較友好的軸心接受了這種意見，但又不想扔掉普京伸出的橄欖枝；在普京的慕尼黑講話後，他們本沒有想到他會如此友好。賴斯和蓋茨在五角大樓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單獨見了一面。賴斯回憶道：「我們兩個都是研究俄羅斯問題的，我們說得想辦法把話挑明，把俄羅斯人排除在外，將雷達設施設在捷克共和國和波蘭，他們必然會感到惱怒，而我們得想辦法化解。顯然這方面問題很多。有沒有什麼可以採取的建立信心的措施？」
蓋茨和賴斯反覆地討論各種想法，最終想出了一個大概可行的辦法。10月他們前往莫斯科參加所謂「2+2」會談—這是兩國的外交和國防部長之間的會談：賴斯和蓋茨對拉夫羅夫和謝爾久科夫。
10月12日星期五早上，他們驅車前往總統在諾沃奧加廖沃的官邸，走的是一年前賴斯去那場不歡而散的意外生日宴會所走的同一條路。普京想在「2+2」會談開始之前接見他們—他的心情和一年前幾乎同樣糟糕。雖然他沒有別的會見，但還是讓美國人乾等了半個小時。然後，他把兩國代表團召集在桌旁坐下，在電視攝影機前再次向美國的計劃開炮：「我只想說一點，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在這個複雜的談判進程正在進行的時候，執行你們原來和東歐國家達成的協議。要知道，我們可以決定有朝一日共同在月球上建立導彈防禦系統，但現在由於你們的計劃，我們可能失去合作的機會。」
蓋茨說普京質疑美國是否真正需要防禦伊朗攻擊的系統。「他遞給我一張紙，上面畫著伊朗導彈的射程弧線。他的意思是根據俄羅斯得到的情報，伊朗很多年內都製造不出可以打到歐洲的導彈。聽到這裡我說，『那麼你需要另換個新的情報部門。』」14
當時的新聞報道引用了普京諷刺地提到在月球上部署導彈的話，認為這證明會談失敗了。其實在幕後，蓋茨和賴斯提出了一個俄羅斯人喜歡的建議。這個建議是為了彌合美俄之間關於伊朗是否構成威脅的意見分歧。拉夫羅夫記得：「他們說除非我們和他們一起確定威脅存在，否則美國不會啟動他們的導彈防禦系統。」15
據賴斯說，「蓋茨說：比方說我們把彈坑挖好，然後一道對伊朗的威脅進行評估，除非我們對伊朗的意圖達成共識，否則我們不會實際開始部署攔截武器。」
蓋茨又說：「反正導彈設施真正投入運轉要幾年的時間，我們可以等伊朗試驗了可以打到歐洲的導彈後再安裝攔截武器。」
俄方對這項建議欣然接受，因為它至少起到了拖延的作用，但是它卻絲毫沒能打消他們堅定不移的想法，即美國的真正目標是他們，不是伊朗。此刻蓋茨提出了一個建議—現在他苦笑著承認那個建議和國內鷹派的主張大相逕庭。「我覺得我們在提高透明度、讓他們瞭解情況方面大有可為。我們甚至可以讓俄方派常駐人員，比如武器視察員。」
這個想法一經提出，幾分鐘內就發展成讓俄羅斯向美國在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設施設立永久性的全天候軍事存在。這使俄羅斯人大喜過望。他們的首席談判代表阿納托利·安托諾夫回憶說：「我們沒有具體討論人員住在哪裡，由誰擔負他們的費用這些技術細節……但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主意。」16
蓋茨回想起來仍然有些懊惱：「我談到的所有這些措施都是我當場靈機一動想到的。如果我和賴斯沒意見，為什麼不試試看普京能不能同意呢？」
拉夫羅夫請美方把這些建議寫成白紙黑字。可是，蓋茨和賴斯帶著他們臨時提出的建議回到華盛頓時，用蓋茨的話說，遭遇的是「震驚」。他們的想法要經過所謂的「機構間進程」，由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國防部、國務院、聯邦安全會議—予以評估。情況很快表明，新保守派絕不肯讓俄羅斯人24小時隨時進入美國最尖端的設施。他們也和捷克和波蘭方面進行了磋商，但此時磋商為時已晚，捷克和波蘭均反應冷淡。蓋茨微笑著含蓄地說：「機構間進程把我們的建議磨去了一些稜角，弄得不那麼誘人了。」
按俄方的要求，美方把建議落實到了紙面上，但把「俄羅斯永久性的軍事存在」改成建議俄羅斯使館的武官可以偶爾訪問捷克和波蘭的設施。俄羅斯人對此予以輕蔑的拒絕。拉夫羅夫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們11月接到了文件，原來的建議裡面一條也沒有。」
2008年3月舉行了第二次「2+2」會談，但氣氛惡劣，一事無成。至此俄方已經清楚地看到布什政府將堅持原有的計劃。幾個月後，美國就與捷克和波蘭簽訂了協議（儘管兩國的公共輿論都反對）。普京又一次企圖迫使美國考慮俄羅斯的意見，卻又一次沒有成功。
克里姆林宮學說
普京對外日益強硬時正值國內不確定因素增加的時期。2007年，普京總統第二任期的最後一年，我與克里姆林宮人員共事期間覺察到總統思謀自己的未來時，他的班子幾乎陷於癱瘓。按照憲法，他不能第三次競選連任，普京也幾次三番地聲明他不會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修改憲法。他的團隊中許多人慫恿他修憲—民意調查結果也顯示這是最受歡迎的辦法，但普京想另找辦法來繼續發揮作用。
這位決心至少在形式上照章辦事的專制者此時左右為難。他無意離開政治舞台：普京在多次談話中都表明，他擔心自己帶領俄羅斯走上的道路仍然有可能被逆轉；他不能充分信任任何人能像他自己那樣堅決地扞衛這條道路；他也絕不信任老百姓通過民主選舉一定能選擇「正確的」道路—哪怕是只給他們兩個「經批准的」候選人讓他們二選一。他得想法子把一個他所信任的替身推上駕駛座—這個人既要延續他的政策，又不會對他在幕後大權獨攬、做終極「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提出挑戰。問題是，普京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才做得到。而且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也沒有選定合適的替身。
肯定不能用現任的總理。1999年葉利欽任命普京做總理是為了培養他做總統，而普京最近任命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做總理卻是為了正好相反的原因—就是要一個毫無個性、沒有野心、對他唯命是從的人做政府首腦。
有兩個人最有可能入選：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自從2005年11月起一直擔任第一副總理，被視為「自由派」，與強人集團沒有明顯的關係；而曾做過情報主管和國防部長的謝爾蓋·伊萬諾夫在2007年2月15日也被提升為第一副總理，因此而引發人們猜測他是未來總統寶座的有力競爭者。這兩人已經開始組建忠於自己的團隊，包括新聞秘書，但最聰明的官員還是暫時不投靠任何一邊。
結果，政府所有高級層面的人都縮手縮腳，不敢作長遠決策，也拿不準支持哪個候選人。這種明顯的猶豫躊躇從2007年年中一直延續到12月的議會大選，甚至到2008年3月28日總統大選之後。有將近1年的時間，強人的難題把國家弄得軟弱無力、瞻前顧後。
有一點是清楚無誤的：俄羅斯的老百姓—應該說任何不在最高權力圈內的人—對俄羅斯下一任總統由誰擔任沒有絲毫發言權。不過普京還是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想出了辦法。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他在年初時一點主意也沒有，其思路是在後來的幾個月中產生並逐漸演變明朗起來的。我常常問克里姆林宮的熟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說一點也不知道，我相信他們不是在撒謊，就連普京自己都不知道。
這種狀況造成了早已消亡的「克里姆林宮學說」的重起。過去研究這一學說都是由像我這樣的人仔細琢磨紅場上政治局成員列隊的照片，或計算《真理報》對那些嶄露頭角的蘇聯領導人的報道各有多少字。2007年1月梅德韋傑夫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作了一篇相對開明的演講，受到熱烈歡迎，而謝爾蓋·伊萬諾夫在2月陪同普京參加慕尼黑會議回來5天後就被晉陞到和梅德韋傑夫一樣的級別，這些都受到外界的密切關注。
新的「克里姆林宮學家」，包括那些身在克里姆林宮內為自己的未來擔心憂慮的人，熱烈地辯論這兩位候選人孰優孰劣。梅德韋傑夫可能太傾向自由主義，或者太軟弱（雖然普京就是想要這樣的人，好對國外顯示溫和的形象）。伊萬諾夫屬於強人集團，自然和普京關係更近，過去幾年提拔了那麼多情報人員和軍人……但話又說回來，可能他太強了，太有自己的主張，因此是個威脅。普京會不會讓他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代表政府的不同側面呢？還是說普京最終會改變規則，競選第三任？
看起來伊萬諾夫是培養對象，他更常在電視上露面，和普京一起旅行比較多，慷慨激昂地痛斥西方也像普京。民意調查如果可信的話，直到6月之前都顯示梅德韋傑夫稍稍領先，但在6月的民調中，伊萬諾夫領先了4個百分點。
突然，9月12日，普京導演了一場拙劣至極的政治劇。電視上，總理弗拉德科夫走進總統辦公室，可以說他是要自廢武功，且手法相當笨拙。「鑒於目前的政治進程，」弗拉德科夫嘟嘟囔囔地說，「我希望您能完全不受限制地作出決定和任命。所以我想主動空出總理的位置以便您按照您認為合適的方式組閣。」話說白了就是：顯然下一位總統不是我，所以我乾脆辭職讓你任命你想要的人。（這裡的假設是，普京將和葉利欽一樣，把他的接班人任命為總理。）
普京假裝他對此事無法置喙，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並立即任命了新總理。但普京任命的既不是梅德韋傑夫也不是伊萬諾夫，而是他在聖彼得堡的老同事維克托·祖布科夫。他和弗拉德科夫一樣沉悶乏味，但普京任總統期間，他幾乎一直擔任金融監管局這個權力巨大的反洗錢機構的領導，這使他得以掌握精英階層的金融秘密。沒有多少人聽說過他，但幾天後，66歲的他就宣佈他也許要參加總統競選。
對此大吃一驚的不只是國外觀察家。那天我剛巧在莫斯科同瓦爾代俱樂部那群人在一起。我們和伊萬諾夫有約，而兩個小時前，他剛剛得知這個消息，這說明他並不是內定的接班人。他盡量表現得若無其事，但從他的行為舉止中看得出來，他和別人一樣深為震驚。他的事業本來如日中天，卻忽然跌了個嘴啃泥。他說普京根本沒有和他討論過這件事。
那麼祖布科夫會是下一位總統嗎？只有在普京遵循葉利欽先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但普京要另闢蹊徑。他和葉利欽不同，他不想任命一個接班人，然後體貼地淡出政治。兩天後，普京宣佈「至少有5個」合格的候選人。「克里姆林宮學家們」猜想他指的是祖布科夫、伊萬諾夫、梅德韋傑夫，還有兩個別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消息來源告訴我，這不單純是為了迷惑評論家而拋出的煙幕彈：普京自己還沒拿定主意。
12月2日國家杜馬選舉後，普京才終於揭曉了他的選擇。其實杜馬選舉的結果—他的統一俄羅斯黨毫無懸念地獲得了64%的選票—對他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他選定的人既不是祖布科夫，也不是人們壓寶的伊萬諾夫，而是本來在最後衝刺中似已落敗的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
那又是一場安排好的貌似民主的表演。剛選入國家杜馬的4個政黨的領導人來找普京，提出梅德韋傑夫的名字。普京故作驚訝地轉向恰好在場的梅德韋傑夫：「德米特裡·阿納托利耶維奇，他們和你談過嗎？」
「是的，我們初步討論過。」這位候選人答道。
「好吧，」普京只能同意，「既然代表俄羅斯社會4個不同階層的4個政黨都這麼建議……我認識德米特裡·阿納托利耶維奇·梅德韋傑夫17年多了，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密切合作，我舉雙手支持這個選擇。」
第二天，梅德韋傑夫宣佈如果他當選，他將任命普京為總理。經過了幾個月的混亂和權謀，前面的道路忽然豁然開朗。普京將繼續維持他的政治生涯，他將（不動憲法的一字一句）把總理這個職位從弗拉德科夫和祖布科夫在任時清靜的閒職變為俄羅斯真正的權力中心。
梅德韋傑夫雖然和普京出生於同一座城市，畢業於同一所法學院，但他比普京年輕13歲，背景也截然不同。他1965年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87年大學畢業時正是戈爾巴喬夫力圖實現共產主義制度民主化的高潮時期。那時的時代精神就是揭露批判普京選擇作為自己職業的克格勃。在20世紀80年代末第一次真正的選舉中，梅德韋傑夫效力於自由派改革者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他的法學教授之一）的競選運動。索布恰克成為聖彼得堡市長後，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都進入他的對外關係辦公室工作—他倆就是在那裡認識的。後來梅德韋傑夫追隨普京到了莫斯科，1999年就任他的辦公廳副主任並負責他2000年的競選運動。普京當選總統後，任命梅德韋傑夫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董事長，後來又任命他為總統辦公廳主任。
普京之所以選中梅德韋傑夫而非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伊萬諾夫，大概有幾個原因：他沒多少個人魅力，自己沒有權力基礎，比起和普京同屬強人集團（可能會想要逐漸把普京擠開）的伊萬諾夫來威脅更小，而且對一個矮個子來說相當重要的是—他比普京還要矮。總的來說，比起高大魁梧、儀表堂堂、不怒自威、曾把康多莉扎·賴斯一把抱起的伊萬諾夫，他差得多了。還有一個好處是梅德韋傑夫有思想開明的名聲，西方會願意接受他，可能他可以起到避雷針的作用，暫時緩解普京的壓力。今後4年普京要把梅德韋傑夫管緊，並至少保留他自己重返總統大位的可能性。
我們這些倒霉的克里姆林宮公關人員再一次眼看著給西方造成好印象的機會白白失去。兩個候選人都是制度內的，對於如何管理經濟各有一套意見，在他們中間二選一，這和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並無二致。然而俄羅斯人民卻沒有機會發表意見。普京的選擇是唯一重要的選擇。正如普京的朋友，不到1年前被任命為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的弗拉基米爾·丘洛夫所說，「丘洛夫的第一法則是普京永遠正確」。
國家電視台對普京選中的候選人進行了密集報道，梅德韋傑夫在2008年3月2日的選舉中理所當然地以70%的票數當選。共產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贏得近18%的選票，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得了9.5%的選票。「民主」反對派的候選人，前總理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原已登記參選，但因後來受到指控說支持他參選的許多簽名是偽造的而被取消參選資格。
選舉結果宣佈時，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身穿皮夾克、牛仔褲，一起走到紅場上，梅德韋傑夫竭力模仿著普京大踏步的行姿。他們打斷了在聖巴塞爾教堂前舉行的搖滾音樂會，梅德韋傑夫作了簡短講話，申明他將繼續沿著過去8年的道路走下去。當普京接過話筒讚揚他的愛將時，支持者人群的歡呼淹沒了他的聲音，人們呼喊著「普京、普京、普京……」沒人喊「梅德韋傑夫」。
選舉結束了，梅德韋傑夫也於5月宣誓就職。但一個多月以後，依然一片混亂，官僚們都忙著爭搶他們認為是最好的位子。我在克里姆林宮新聞部所目睹的可能是整個政府情況的縮影：官員們費盡心機揣測真正的權力所在—是梅德韋傑夫總統的克里姆林宮，還是距離10分鐘以外，莫斯科河畔普京總理的政府所在地「白宮」？回想起來，那些去了「白宮」，希望從那裡監管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的同事的官員是聰明人。4月，佩斯科夫被普京任命為發言人後，帶我們在克里姆林宮參觀了一圈作為告別。
「離開這裡有什麼感想？」
佩斯科夫摸著唇髭說：「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佩斯科夫的調動是普京為了保持對新總統的控制而作的一系列巧妙的人事安排的一部分。佩斯科夫把他長期的副手阿列克謝·斯米爾諾夫帶到了「白宮」做總理新聞辦公室主任。在前幾任總理手下，這個單位幾乎沒有事做。是佩斯科夫（而不是總統的新聞秘書）任命了由年輕的新人組成的總統新聞團隊，並說明他們要聽他指揮。普京過去的發言人和盟友格羅莫夫留在了克里姆林宮，被晉陞為梅德韋傑夫總統的辦公廳副主任，這是公然企圖維持對總統新聞工作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梅德韋傑夫把他競選時的新聞顧問納塔利婭·季馬科娃留下來做了新聞發言人。她不是佩斯科夫提拔起來的人，而是他的對手，很快她就開始拉攏佩斯科夫在總統新聞辦公室安插的隊伍。她忠心耿耿的對象不是總理，而是總統。不到一年，裂痕便清晰可見：梅德韋傑夫的團隊很快感到他們應該忠於總統，而不是任命他們的人，這原是意料之中的事。後來幾年，我強烈感到這兩個新聞辦公室日益疏遠，甚至彼此不知道對方的計劃。
知情人士告訴我，其他部門也有同樣的情形，所以，在2010~2011年間，有兩套官僚機構互相競爭，雙方都知道自己的未來取決於老闆，因此都竭力確保自己老闆的生存。這種情形是普京所始料未及的。
普京把他的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索比亞寧和影響力很大的經濟學家伊戈爾·舒瓦洛夫從克里姆林宮帶到了「白宮」。但他留下了一些他所信任的高級幕僚以確保在梅德韋傑夫治下的「延續性」。這些人裡不僅有負責大眾媒體的格羅莫夫，還有擔任梅德韋傑夫辦公廳第一副主任的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外交事務顧問謝爾蓋·普裡霍季科和經濟顧問阿爾卡季·德沃爾科維奇。普京是想把政府的這兩個分支緊緊綁在一起，同時確保他安插在克里姆林宮的人掌握大權。但事與願違，那些人融入了他們的團隊，專心為新主人服務。就連「理論家」蘇爾科夫也改變了立場，轉而支持梅德韋傑夫的新舉措，其中有些舉措與他原來代表普京宣揚的觀點截然相反。
普京總統的遺產
2008年2月8日，競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普京作了他作為總統的最後一次重要講話—等於是他對自己成就的評價。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堅稱「我們作為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然而他詳細的闡述聽起來卻更像是憤憤不平地承認失敗：「我們關閉了在古巴和越南的基地。得到的是什麼呢？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建立了新的美軍基地。波蘭成了新的第三個導彈防禦區。」俄羅斯沒能阻止美國「以它的導彈防禦系統發起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因此被迫製造「和別的國家同樣，甚至更加先進的新型武器」作為回應。他像是壞了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聲明：「不負責任地蠱惑人心，企圖分裂社會，憑借外國援助和干涉在俄羅斯進行政治鬥爭，這些行為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
不過國內的形勢卻是一片大好。他說俄羅斯現已成為世界上七大經濟體之一。「我們的主要成就是實現了穩定。我們為今後生活的進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礎。葉利欽時期富饒的俄羅斯一度淪為人民的困苦之地。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開始實施使國家擺脫危機的方案。我們不懈努力，創立了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金融集團和媒體大亨左右國家決策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經濟增長是7年來最快的。俄羅斯的外債減少到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過去的兩年是俄羅斯「真正的投資繁榮」期，人口出生率也在上升。
普京暗示說某些政治上的限制是有理由的。他說：「政黨必須認識到它們對俄羅斯的未來、對社會穩定肩負的巨大責任。把國家推到混亂的邊緣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失的。」這是在微妙地提醒國人他向他們提出的—其實應該說是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似是而非、心照不宣的交易：為了不斷增長的繁榮和穩定，必須限制政治自由。
反對派對他說的這兩點一一予以駁斥：專制主義和經濟增長沒有必然的關係，而且並沒有真正取得經濟成功，因為早期的自由化改革已經完結。
2008年2月，普京的兩個主要政敵，鮑裡斯·涅姆佐夫和弗拉基米爾·米洛夫發表了一份嚴詞批評普京的報告。他們承認有些官方數據看上去不錯：在普京治下，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0%；收入翻了一番還多；貧困減少了，只有16%的民眾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下（2000年有29%）；預算得到了平衡，黃金儲備達到4800億美元，穩定基金則達到1570億美元。
但是……這些大部分都要歸功於石油價格的飆升，葉利欽時代，石油每桶價格平均為16.7美元，而普京上台後漲到每桶40美元（現在則直逼100美元大關）。報告的作者寫道，石油帶來的大筆收入沒有用來實現經濟現代化，進行經濟改革，「我們的軍隊、養老金體系、醫療保健和初級教育在普京任職期間都退步了」。17與此同時，腐敗猖獗，到了「俄羅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嚴重程度」，那些沒有被普京趕到國外或投入監獄的寡頭，犧牲國家利益，自己大發橫財。他們說，從蘇聯解體的崩潰中恢復不是始於普京時代，而是在那之前，在葉利欽任總統的最後幾年。普京推行的不是「專制現代化」（若果如此，理論上人們也許還可以原諒他統治下的一些反民主傾向），而是「沒有現代化的專制主義」。開明的改革只進行了短短一段時間即告夭折，取而代之的是「對財產貪婪的再分配，把俄羅斯變成了警察國家」。
就在同時，美國學者邁克爾·麥克福爾（後來被奧巴馬總統任命為駐莫斯科大使）和凱瑟琳·斯通納－魏斯在《外交》雜誌上撰寫的文章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們寫道，雖然在普京治下國家財政增收，得以及時支付養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薪金並增加在道路和教育上的開支，但總的來說國家的表現不佳：「在公共安全、保健、反腐和保障財產權等方面，俄羅斯人民今天的處境其實比10年前更差。」18安全這個「國家給人民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惡化了：普京治下恐怖襲擊更加頻繁；在車臣，軍隊和平民的死亡人數比第一次戰爭高得多，而且北高加索地區的衝突還在擴大；謀殺案發案率在上升；俄羅斯每天大約有40人死於火災—大約為西歐平均火災死亡人數的10倍。醫療保健開支下降了，人口總數在減少，酒精消費大增，平均壽命也縮短了。「普京時代俄羅斯社會的安全和健康水平都出現了退步，」麥克福爾和斯通納－魏斯寫道，「同時俄羅斯在經濟競爭力、經商環境、透明度和腐敗方面的國際排名也有所下降。」腐敗日益加劇，財產權受到破壞：國家一手操縱把尤斯科的資產賤價賣給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也被迫把薩哈林2號項目的多數股權賣給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2008年5月7日就任時，俄羅斯就是這麼一種情形。有跡象表明他同意，或至少理解，對他前任執政記錄的批評。他在競選期間唯一一次講話的經典語錄是「自由比不自由好」，他在就職演講中保證「實現對法律的真正尊重，克服法律虛無主義」。
在外交事務方面，梅德韋傑夫想迅速打開局面。他（和普京一樣）就任後不久就匆匆趕往柏林發表演講，希望這篇演講能開闢新的天地。他慷慨激昂地呼籲締結新的歐洲安全條約。顯然（雖然他沒有明說）這一新條約將取代所有現存的條約和結盟，使北約和歐安組織成為多餘，當然，俄羅斯在新組織裡將佔據它應得的首席位置。他的建議基本上沒人理睬，不僅僅是因為它過於草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主要是因為它與現實脫節：俄羅斯的行事方式仍然使許多人想起蘇聯。它與鄰國打天然氣戰，對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和利特維年科的謀殺案不予追究，欺凌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沒人想聽這麼一個國家就歐洲安全說教。我們凱旋公關提交了備忘錄，解釋說像這樣的外交政策倡議要想得到別國的重視，必須伴以在國內推行自由化，讓它成為「一攬子」的一部分。我們指出戈爾巴喬夫成功的原因：他是共產黨領導人，但他在軍備控制方面做出的姿態得到了重視，因為他開啟了開放進程，釋放了政治犯。我們告訴克里姆林宮說，只要他們在國內民主上面開倒車，就沒人會認真對待他們的安全建議。
也許—希望如此—梅德韋傑夫總統真想在國內進行變革。但是，任何實現自由化的希望都會歸於破滅，因為俄羅斯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後第一次和鄰國發生了戰爭。普京和後來的梅德韋傑夫費盡力氣地證明他們的國家擺脫了蘇聯的過去，已經變成真正可信任的歐洲民主國家，但2008年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一下子讓他們前功盡棄。關於「5天戰爭」之前的事態發展以及最終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各方眾說紛紜，爭執不下。激烈的公關戰更是進一步擾亂了視聽—公關戰中格魯吉亞比俄羅斯靈活得多。下一章我將試著說明當時發生的事—但不敢妄稱能提供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