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系統的觀點呈現出企業、產業和進步的國家經濟的實際運作情形。我希望能以此為起點，重塑一個理論：企業和政府共同構築強勢的競爭力。現今有關企業戰略和政府政策的指導原則，多半是建立在片面思考的前提下，這種情況也是我盼望憑借本書而加以修正的。企業成功與經濟繁榮的動力是壓力、挑戰和機會，而非只靠淘汰改善需求的靜態環境或「外力」協助。進步來自於變革，而非為穩定而穩定的偏見。
本書的基調是樂觀的。雖然不是所有的企業或國家都能走上成功之路，但是它們的機會確實存在。決定企業能否長期享有競爭優勢的力量不在其他，而正是企業本身。同樣，國家的經濟繁榮也不是一國擴張、另一國失守的零和遊戲。如果經濟發展的過程是良性的，所有國家的生活水平可以同時提高而不相斥。此外，本書也努力陳述一個重要觀念：經濟要成功，先決條件是做與不做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權最後還是握在每個國家和企業的手中。不過，政府制定政策和企業發展戰略時，絕不能只考慮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必須考慮到完整的競爭觀點。
這本書也強調各國和各種民族特點差異的重要。時下很多關於國際競爭的討論，強調全球一致，「國家」的角色因此變得模糊不清，但真實的情況是—各國間的差異才是競爭成功的核心所在。
許多產業發達的國家，可以追溯到歷史上這個國家或民族特點的獨特因素。一般企業需要的勞動力、原料、元件、基礎加工或工藝技術，往往可以由全球市場供應，但是產業走到知識密集的領域競爭時，國家環境的重要性就浮出水面。國家會影響如何發展資源與專業技術、如何迫使企業以更靈活和更快速有效的方式使用資源、人民如何看待機會。知識固然能決定競爭的成敗，但是創造知識和應用知識的過程，卻是高度本土化的，這種情形說明了為什麼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各個區域的經濟繁榮程度也不可能一致，而一些天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卻出現相對不景氣的現象。
有些人的觀點則過度維護國家認同，極力對抗開放式的國際競爭。然而，保護主義或其他可能扭曲國際市場自由競爭的手段，非但不會模糊國家的角色，反而可能更顯示國家的重要性—全球化只會使國家角色更加重要。
大英帝國曾在其全盛時期四處發展殖民地；美國有段時期也通過媒體、政治軍事力量和企業，努力向外擴張。強勢國家總是喜歡對外輸出它們的文化，使用方式則是以創造外國需求來強化自身的競爭優勢。然而，無論英國還是美國的例子都證明：它們試圖影響的國家仍完整保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即使文化輸出的力量再龐大，也不能成為經濟成功的保證。
本書有些超過原本預期的發現，這些發現使我確信誘因、努力、堅持、創新，特別是競爭，才是每一個國家經濟進步的來源，也是國民展現生產力和追求理想生活的基礎。我曾想過，這些說法似乎反映或暗示了某些價值判斷，又或許是一種許多人未必能認同的意識形態。不過，本書並不是一本推銷意識形態的書，這裡要呈現的是撇開國家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不談，當企業面對全球市場競爭時，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方式，才能獲得成功。本書對這些行為的描述是中立的，所強調的是事實的呈現。
全球競爭，位階重整
用這種觀點看經濟發展課題，有些人可能會不舒服。本書所強調的個人成就動機和競爭觀念，本質上與瑞典所強調的平等主義或社會規範相衝突，也和近年來英國普遍排斥激烈競爭的氣氛相反。不過，我確信，就長期而言，要實現這些國家所期許的價值，需要健康的經濟以及具有高度生產力和技術的國民。當國際競爭越來越尖銳時，各國在維持現有價值與持續國家經濟繁榮之間，勢必需要抉擇。以瑞典為例，它對環保的重視可以轉化並增強為國家競爭優勢，但是過度強調財富再分配的態度卻將抵消它的優勢。同樣，日本對雜貨店和農民的保護、德國對廣告的排斥，都將使它們的競爭成本越來越高。
本書完成之際，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正出現重大變動。一些亞洲和東歐的國家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已毅然調整原有做法，更強調競爭和激勵個人成就動機的經濟結構發展。這些做法與國家競爭優勢的關係，正是本書中一再呈現的模式。另外，原本醉心於國有企業理論與財富再分配觀點的英國與瑞典，也在修正原有的做法。
有些人可能因為這種經濟體制漸趨相同的現象而如釋重負。畢竟，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無論其意識形態如何）都能有效率並和平地參與國際競爭，將會是件多麼美好的事！不過，面對這些整合趨勢，我們只能期望這個世界真的開始變得單純。
事實上，如同前面幾章所呈現的，世界的發展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美好。經過幾十年的繁榮後，在這些一度朝氣蓬勃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看到種種凍結市場、鈍化競爭、保障或保護現有狀況的行動，甚至形成了新的壟斷。這些國家和企業非但不開發新技術，反而努力保護現有技術。合作、聯盟、政商一體等說法，只是比較婉轉的解釋而已，這些行動確實在減緩競爭。有些人甚至認為，即使沒有技術和創業動機，國家照樣能夠繁榮昌盛。
這些現象使得歐洲的未來走向難以預料。歐洲聯盟的整合可能會使內部的貿易障礙越來越少，並在創新與活力上出現過去幾十年來所看不到的爆發力。但是，另一股合併、聯盟、國際財團壟斷的洪流也將氾濫，威脅歐洲人在重要產業上的全球競爭力。例如歐盟設定日本進口車的配額，而不少國家更以「抵制傾銷」為由，限制美國的電視節目進口。如果這些行為佔了上風，就是歐洲經濟步入歧途的轉折點。
美國同樣有它的風險。美國在經過一連串放寬托拉斯行為、鼓勵合作、管制貿易、利用反傾銷規則封殺價格競爭、限制技術擴散的流行觀點後，正由競爭的前線撤退。美國人對日本的無名恐懼，還有對政府保護或其他干預形式的錯誤論斷，令人想起在美國人主導的20世紀60年代，歐洲人在想法和態度上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
成功與失敗的拉鋸戰
對這些令人洩氣的情況，我們不必感到意外。所有努力的過程都隱含著分裂和變化的力量。最初目標一旦達成，成功本身就無可避免地產生另一股阻止它繼續前進的力量。當經濟發展的逆流出現並成為主導局面的力量時，個人或國家似乎就開始沉於安逸並消費、揮霍現有的國家財富，停止創造新的財富。
國家的態度與這種現象有密切的關聯。國家可以成為指導繁榮、帶動結構變革和產業發展的力量，但也有妨礙再進步的高度風險。當國家干預過多時，不但對實驗和創新沒有幫助，反而會延緩生產力的提高；若對產業過度保護，也會降低民間投資與冒險的意願。
我們其實有能力避開這樣的趨勢。在中央集權、合作、保護等錯誤誘惑下，在創新、競爭、獎勵努力等新經濟的秩序中，企業和政府具有選擇的能力。而唯有選擇後者才最有可能實現我們保持經濟繁榮的願望。
今日的世界需要大政治家、大企業家而不是大管家。發達國家在人口出生率和勞動增長率上的日漸緩和，將考驗它們能否把人力資源和技術能力推到更高的層次。相形之下，勞動力充沛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前景，則因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趨緩而似乎曙光乍現。信息系統、生物科技工程、新材料、超級芯片等新的技術革命，將使所有的產業步入史無前例的創新和生產力的提高時代。迎向挑戰並順勢而為，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