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波特
政府如果降低通信和交通的成本，減少關稅壁壘，提高國際競爭力，將有助於當地產業的創新，因為本地企業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磨煉出對外界市場的滲透力。
在國際競爭舞台上，人們對政府所應扮演的角色莫衷一是。在各種討論政府的觀點中，有些主張視政府為絕對重要的，而有些極端的看法則把政府視為國際競爭中的被動參與者。持這類看法的理由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緊系於該國市場的客戶、歷史以及獨特的環境，政府並沒有左右的能力，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讓市場機制充分運作。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鑽石體系理論研判政府的政策應用，為政府角色定位。事實上，本書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是：政府政策會影響國家優勢，而且，它的影響力可好、可壞。這種情形在前面幾章已表露無遺。
雖然政府在創造和保持國家優勢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它的效果卻是片面的。一個產業如果缺少基本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環境，政策再好也是枉然。政府並不能控制國家競爭優勢，它所能做的就是通過微妙的、觀念性的政策影響競爭優勢。
生產力是主要目標
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和資本。1如同前面所說，生產力是國家生活水平的源頭，要使生產力持續增長，該國的經濟必須不斷發展，而要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現有產業必須無止境地改善和創新，並培養在新的產業領域裡成功的能力。當新的產業成型時，一方面會為勞動市場帶來工作機會，一方面也吸收其他產業（如失去競爭優勢的產業）所釋出的人員。
產業政策的角色就在於刺激產業、鼓勵發展，而政府的政策也應該以創造產業發展的環境為目標。在這個環境中，企業可以尋求更精密的技術，並滲透到更先進的產業區間。政府的政策也應該影響企業放棄缺乏生產力的產業或產業環節，而走進更高生產力的產業。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力低的產業會通過海外投資和海外生產等方式向外移出，這種產業外移是健康而必需的過程。反過來說，如果該國高生產力產業輸給外國競爭對手，那麼長期的繁榮經濟也將受到影響。過去10年來，美、英、德等國家的產業就清楚地呈現出這種變化。
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和長期提高生產力是同一回事，把它們看成兩件事不但是錯誤態度，也將導致政策本身的偏差。如同第1章所提到的，沒有一個國家能使它的所有產業全是出口產業，不論產業表現好壞，堅持齊頭式發展的做法，只會降低這個國家的生活水平。貿易平衡本身未必是國家的最理想目標，通過貨幣貶值來達到競爭優勢的做法就更等而下之了。如果產業政策一直是以提高生產力的成效為指標，那麼想要通過不同政策的相互影響，以達成真正的經濟進步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了。
如果制定適當的目標是健全產業政策的第一個先決條件，那麼第二個條件是建立可以支撐競爭成功的適當模型。很多政策制定者在這方面的觀點並不正確，如果競爭優勢被當成總體經濟的條件或生產成本條件，決策者在尋求產業利益時會誤用不恰當的工具。本章後面會討論到，企業改進和創新的能力，才是形成國家優勢的關鍵，它們的重要性遠超過匯率、收益率和薪資水平。如果政府從狹隘、靜態的競爭優勢角度出發時，許多的協助動作反而會對產業發展造成長期的傷害。同樣，許多看似合理的獨立研究發展、稅制、產業規格規范等政策，放到總體和整合的架構中時，能否產生應有的效果，還有待商榷。
本書對政府角色的論點，與一般傳統看法有很大的出入，所要討論的也不只是單純的產業政策而已。要處理國家競爭優勢這個題目，政府必須考慮各個政策彼此之間的互動性，進而找出一個能涵蓋多重領域且能持續進行的計劃。一個特定政策能產生的效果，往往離不開其他因素的表現，這也是鑽石體系理論所看重的。發達國家最有影響力的產業政策往往是間接而緩慢的。
影響國家優勢的每一項政策都有它的特定考慮。在這一章裡，我們不可能對它們作全面性的討論，或分析任何一個產業政策的所有方向。這一章希望以比較詳盡的方式，從鑽石體系的架構觀察個別政策的選擇性，以及一個國家如何以整體角度處理它的經濟政策。
時至今日，幾乎所有國家都朝改善競爭力的方向發展。政府在這方面的主要（或一般性）政策大致包括：貨幣貶值、自由化、民營化、放寬產品和環境的標准、倡導企業之間各種形態的合作、鼓勵合並、稅制改革、區域發展、對進口產品設限，以及設立市場秩序、政府投資研發、努力改善一般的教育體系、以政府名義設立創業基金、更主動的國防采購，或其他形式的政府采購，以帶動產業發展等。鑽石體系理論是本章判斷這些政策工具的標准。
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前提
當政府的政策影響到鑽石體系的四個關鍵要素的任何一項或超過一項時，無論這個政策是屬於地方性、地區性還是國家層次，都會左右產業的競爭優勢。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如果想提升（而非傷害）國家競爭優勢，它必須注意下列幾個大前提。這些大前提與接下來所談的每一個特定政策領域有關，也是評估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標准。
1.從事產業競爭的是企業，而非政府。競爭優勢的創造和提升，最後必須反映在企業上，因為它們才是直接與外國對手較勁的主角。一般而言，政府在管理企業和回應市場變動等涉及國際競爭的表現上並不理想。政府即使擁有最優秀的公務員，如果他們無從決定應該發展哪項產業、必須投資哪種技術，以及如何達到最適當的競爭優勢，也是無用的。這種情況可以從日本、韓國、新加坡、英國、法國等國中那些聽命於政府的產業的表現看出，政府根本不可能以產業參與者的角色跟上市場變動的步調，也無法依賴扭曲市場的政治力量來作決策。
如果政府不能創造有競爭力的產業，那麼這個責任就落在了企業的肩上。由於競爭與國家環境特點有關，政府只是競爭環節中的一部分而已。政府能做的是打造或影響企業周邊的機制結構，以及從旁提供企業所需的資源。除非是處於競爭發展的初期階段，否則一個成功的政府政策應是創造企業能從其中獲得競爭優勢的環境，而非直接介入競爭過程。政府最有影響力的作用往往是間接而非直接的。
政府要扮演好角色，最應該做的是成為放松或擴大鑽石體系的力量。當政府成為鑽石體系的閘門時，它可以創造創新的機會和壓力。日本政府對這方面的認知無人能及。日本的政府政策刺激市場的搶先需求，也通過象征性的合作研發計劃帶動產業發展最新的技術，或利用獎勵方式強調質量的重要性，並以鼓勵競爭和其他相關做法，使產業創新和發展的步調加快。不過，日本的官僚體系也常常提高產業門檻，以掌控產業結構，並聽任政治力量長期保護國內市場，使該國毫無效率的零售業、營銷渠道、農業和相當多的工業與外國競爭絕緣。碰到這類情形，不理會政府的產業往往苦盡甘來，而其他乖乖聽話的產業，最後終將成為導致國家生產力衰退的禍首與受害者。
當政府介入產業時，應該注意並決定市場需要創造哪些條件，並且鼓勵企業行動，因為這通常是專業化及萌發產業力量所必備的條件。以德國的研究發展政策為例，該國技術能持續發展，是因為政府撥款誘導企業發展研發工作，或贊助企業與大學之間的研發計劃。英、法兩國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們的政府精英主動投入與民間相關的研究計劃，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利弊參半。至於美國，近幾十年來，政府雖然在科技發展上投入龐大的聯邦預算，但是只有極少數的成果與產業競爭優勢有關，原因是大部分研究計劃和產業無關。
政府必須直接投入的部分應該是企業無法行動的領域，比如貿易政策，或是外部效益過大造成企業不易投資的領域。能夠產生外部效益的領域往往是投資所得的好處超過單一企業或個人，它的影響可能遍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傾向於低度投資，並指望國家承擔起負責的角色。這些領域包括普通教育、環境質量、某些具有提高許多產業生產力的研發等。
2.產業的國家競爭優勢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許多關於國家優勢的討論把焦點放在國內的情況，不過評估競爭優勢的標准絕不能只看國內，而要比較它與對手國家的差異，而勞動者素質和工作動機是決定本國表現的因素。生產率的真正價值也不只在於它是否是本國產業中最高的，而且在於它與其他國家比較時能不能出現相對更好的表現。2這種相對比較的觀念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漸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像美國、英國和丹麥等國家，它們的問題不在於產業沒有進步，而在於速度不如其他國家快。
一個國家想要提升本身的經濟時，國際水平是它制定政策時最起碼的標准。以機械工程的教育政策為例，日本和德國規定學生必須修滿指定學分才能畢業。同理，想要產生競爭力的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追求目標，單單依賴現有基礎的改善是不夠的。
3.競爭優勢來自長久的活力，而非短期的成本優勢。當國家具備永不停止的改善和創新能力時，競爭優勢才能不斷提高。傳統的優勢如果不能被其他國家的產業復制，也會因過時而失去價值。
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最常犯的錯誤是，只著眼靜態、短期的成本趨勢，卻傷害到整個產業的創新與活力。政府真要“協助”產業，絕對不能實行“避免資源浪費”的聯合研發計劃，或允許以節省經常開支或提高效率的名義，進行實際上只會減少國內競爭的企業合並行動。但是，政府采用的政策，多半還是會妨礙、延緩或扼殺企業對改善和創新的敏感度，或是提供給企業一些錯誤的信號。想想看，國內企業的並購或合作計劃即使再成功，它的經濟規模也很少能達到節省10%成本開銷的效果，但是相同的目標，卻很容易在國際市場競爭和快速的產品和流程改進中實現。政府往往犯下“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毛病，因而使企業的競爭基礎逐漸崩潰。
壓力和警覺心是國家競爭優勢的一部分。以意大利為例，企業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幅進步並走向高標准的產業環節，那段期間也是裡拉快速升值的階段。幣值壓力迫使意大利企業提升產品質量和引進現代化技術。除非本國產業還在成本導向或投資導向的初級階段，否則政府不應該提供太多的協助，如此才能使挑剔型客戶、激烈的國內競爭等企業創新條件得以充分發揮。
4.國家需要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繁榮。有些國家的環境確實比其他國家好，這也使得它們在提高生產力和保持競爭表現上更加有利。不過，通常具有充沛的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成本、弱勢貨幣的國家，生產力也比較差，相對來說競爭力更不穩定。政府如果將競爭優勢建立在這些條件上，會引導企業走到價格導向戰略或價格競爭的道路上。歷史已證明這種戰略經不起其他國家的企業或保護主義的挑戰。原因是價格競爭戰略往往帶來其他國家對傾銷的抗議，甚至以提高關稅作為報復；另一方面，這一類的優勢也很容易被發展中國家模仿，或因對手政府的補貼手段而喪失殆盡。
競爭優勢的最高層次是相對較高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的提升來自於穩定提升技術水平、新產品推陳出新的風潮、與客戶聯系密切的投資，以及在全球市場發展出的經濟規模。最穩健的戰略是擴大、提升市場規模，而非棄本國問題不顧而轉向和外國人做生意。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如果是依賴其他國家的市場，那麼很容易受到其他國家政府的傷害，當一個國家的企業擁有更高層次的產品差異性時，它所角逐的就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市場，其他國家政府所可能給予的威脅就相對減輕了。
因此，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基礎，必須著眼於提升產業競爭優勢，並督促企業確實做到。可惜的是，產業政策本身往往過於強調維護已有優勢，反而對產業發展與進步過程形成阻礙。
5.展現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通常具有地理集中性。本書曾經提過不少例子說明，在國際稱霸的產業或產業集群，通常會聚集在某個城市或區域，它們的優勢是完全本土化的。地理集中性不但是產生競爭優勢的重要條件，更是擴大和持續競爭優勢的良機，因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
一般，人們往往會先入為主地認定，提升競爭優勢的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必須以整個國家的環境條件為對象。隨著區域和地方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有必要將大學教育、基礎設施、地方性規范、地方性研究機構和信息等地方特色納入政策考慮。在本書研究的案例中，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地方政府的政策，以及意大利個別城鎮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遠遠超過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力量。
6.一家新公司成立之後，大約三四年即可邁入正軌；一個產業要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則需要10年或更長的時間。競爭優勢涉及人力資源的提升、產品與流程的投資、產業集群的建立，和對海外市場的滲透等，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日本小汽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出口，但是在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卻是要20年的時間。
不過，從瞬息萬變的政治來看，10年可能如遙遠漫長的永恆，產業政策因而成為救急與應付短期經濟變化的藥方。當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改善貿易表現，使用薪金調整、貨幣市場干預、控制通貨膨脹或其他政策工具時，可能對很多產業在獲利表現上有些小的幫助，不過對產業想要建立長期競爭優勢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同樣，要讓政策在短時間內見效，政府也傾向於選擇補貼、保護或促成企業合並等做法，可是這些做法只會使產業創新的機能受挫，並腐蝕經濟的平均生產力。
政府該做的並且真正有助於產業的，是創造生產要素、制定鼓勵競爭、提升需求質量等政策。然而，其所產生的效果往往不能立竿見影，甚至很多有利於長期競爭的政策，會帶來短期的陣痛；長期被保護的產業一旦自由化，必然導致失調。由於解決這些現狀比貫徹遙遠的政治目標急切得多，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常常只好延續傳統模式，或屈從於特殊利益團體。在這方面，日本的競爭優勢來自於它在政策制定上具有強大的自主性，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執政黨長期一黨獨大，形成穩定的多數有關。意大利和美國表現出來的則是另一種相反的模式，這兩個國家的產業政策由於政治領導人和執政黨的快速交替，利益團體運作的痕跡也特別明顯。
7.一國的優勢在於它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性，而非一致性。每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都有大小強弱之分。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所有產業上維持絕對的競爭力。因此，競爭的成功來自國家獨具的環境與特定產業競爭優勢的結合。以意大利為例，意大利競爭力強的產業大多是點狀、分散的，這與該國獨特的環境有關。許多評論家低估意大利的經濟力量，原因是他們拿意大利和美國、德國或日本等經濟結構截然不同的國家作比較。事實上，每個國家在需求、技術、供應系統和教育長處等各方面的差異性，正是競爭優勢中最寶貴的條件。
盡管有些經濟原則和政策具有普遍性，可以適用到大多數國家的產業政策中，不過把另一個國家的政策模式全盤搬到本國使用卻是一個錯誤。當一個國家將另一個國家的模式全盤移植，發展相同產業、采用相同戰略或相同的政府計劃時，這只能使這個國家發展到某種程度，但不可能產生並駕齊驅或超前的效果。各國政府的任務是真正了解自己國家的優勢與基本條件，並通過政策使環境特色表現出來。
8.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與各種產業分類方式並無關聯性。基於經濟發展研究的需要，很多人習慣把一個國家的產業分門別類，因此出現所謂的高科技產業或低科技產業、朝陽產業或夕陽產業、成長型產業或成熟型產業、制造業或服務業，乃至於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或知識密集型產業等說法。這種分類意味著某個范疇的產業優於另一類范疇的產業。尤其當產業被冠以高科技、朝陽產業、成長型、制造業或知識密集等名詞時，更是令人興奮。這種區分甚至已影響到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時的考慮。
不過，這種分類經不起深入的分析。例如意大利的經濟發展良好，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支持的力量是紡織、制衣、家具、制鞋等被視為成熟型或傳統型產業的競爭優勢。雖然這些產業被看做是成熟型產業，但是意大利企業積極引進現代化的制造技術，使用新材料、采用新的設計知識和理念，以快速創新。因此，意大利的這些產業的生產力是在持續增強。
另外，德國、瑞典、瑞士被視為“成熟型”的轎車、卡車、紡織機械、采礦設備或其他機械工業，也仍然享有貿易順差。
事實上，絕大多數產業，即使今天不是，將來也必然成為高科技或知識密集型產業。象征現代科技的微電子、尖端材料、信息軟件和其他技術，正在改變每一個產業從產品到價值鏈的面貌。甲國的成熟型產業可能是乙國的成長型產業，差別只在於該國企業有沒有活力而已。3同樣的道理，制造業並不必然優於服務業，因為許多服務業照樣要使用精密的技術，講求高級的生產力。
政府的政策在於提供任何產業都能創新和提高生產力的環境。唯有經濟多元化，產業才能找到從技術到工作目標也多元化的人力資源。4依此類推，沒有哪個產業是國家絕對不可缺少的，也沒有哪個產業需要政府在市場上給予保障。各種產業或各個產業環節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生產力，因為它關系到生活水平的高低。另外，對於那些為數不多卻能帶動生產力的火車頭型產業，政府則應特別予以關注。但是在擬定政策時的大前提是，要避開保證企業利潤或出口配額等保護行動。
9.對企業和員工而言，持續競爭優勢的過程並不輕松。要保持持續的優勢，必須面對持續的壓力和挑戰，以及投以持續的改善與投資。許多企業更樂於選擇穩定，而不願長期奮戰。
這種情況可以由幾方面來理解。例如，企業領導人希望貨幣貶值以減少價格上的壓力，他們往往用“不公平競爭”的名目，寄望政府排除外國的競爭者。此外，企業也希望冷卻“過度”的國內競爭，瑞士就流行卡特爾組織或美國與北歐模式的並購行動，以降低國內的競爭。還有一種傾向是企業投資於不相干的產業，發展多元化經營，以逃避核心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這些心態會影響產業的未來命運。許多企業員工或勞工領袖因為屈從這種人類天性，而喪失對真正競爭優勢的遠見。他們爭取或支持的政策往往並未考慮長期利益。這些行動也會延緩變革、阻礙創新，隔絕企業從產業集群中獲得的幫助，並且朝競爭劣勢方向發展。事實上，抗拒變革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續保護國內市場，但是依賴保護、抗拒變革的時間越長，該國的消費者和產業所受的傷害就越深。
政府政策必須注意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只要企業和工會相信政府會“協助”或允許它們避開必須面對的問題，它們就不會求變。政府直接“協助”某一個企業或產業的效應也會擴散開來，引起其他企業或產業一視同仁的要求。第二，如果政策選擇只考慮到討好本地產業，也會產生降低生產力的效果。政府官員可以對產業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和恐懼表示感同身受，但是像政客選擇討好產業界或工會的政策，對產業的傷害將是難以估量的。5
政府制定政策的挑戰
大多數的政府政策都會影響到某些產業或產業集群的國家競爭優勢。像教育政策、稅制、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反托拉斯政策、限制規定、環境政策、預算和貨幣政策等，都與產業競爭優勢有關。再加上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往往要經過立法部門和許多相關政府機構，就更使得政策的制定非常復雜而且牽一發而動全身了，這也是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的主要挑戰之一。然而，由於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許多是橫跨傳統的社會和產業政策領域，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面對以上的重要課題。本書所研究的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上，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主管部門重疊，或因改朝換代造成政策不連貫的問題。6
當政府想借制定政策來提升競爭力時，常以改善稅率、教育制度、法規等方式來實現。這種做法對提升競爭優勢的效果有限。政府政策的重要性不在於政策本身，而在於它對鑽石體系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從廣義上說，規范性的政策對競爭優勢的影響有很多不同的途徑，例如，產品的標准規范會影響到需求程度，產業結構的規范又影響到國內競爭形態，政府對某些產業可能應該盡量松手，但是對另類產業卻必須嚴加規范。
更明確地說，政府政策應該放在鑽石體系的各個關鍵要素中檢驗，這種做法可以通過體系的機制呈現出各個政策對國家優勢的影響。由於影響各個關鍵要素的政策實在太多了，這裡將選擇最普遍也最重要的進行討論。事實上，要在本書中對每個政策的細枝末節作抽絲剝繭的討論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本身都可以寫成專著來進行討論。
政策對生產要素的影響
經濟發展的指數，通常是根據生產要素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改善比率來設定的。企業要達到高生產力，必須不斷掌握高級而專業的人力資源、科技知識、經濟信息、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要素，生產要素也必須能激勵企業持續提升它們的競爭優勢。政府的政策在這兩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政府是發動機
政府最傳統也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創造和提升生產要素，這裡面包括熟練技術能力的人力資源、基礎科學、經濟信息和基礎設施等。一個國家要從生產要素中獲得優勢，現在擁有什麼資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一套能持續提升生產要素的機制，因為生產要素的標准一直在提高，例如現在工人識字已經不能算是一項優勢了。
通常，政府被視為創造生產要素的發動機制。在與生產要素有重要關聯的領域，如中小學教育、基礎性硬件建設及醫療保險等具全民性的事務上，政府也扮演著責無旁貸的角色。政府選擇創造的生產要素，通常是對經濟具有外部效益的部分，這些領域超過個人能力，但能使整體產業受益。如果政府並未擔負起它應盡的責任，將會對該國的產業產生負面影響。例如，美國產業界就有工人識字能力和基本技能不足的問題。
政府的生產要素機制本身很少是競爭優勢的來源，因為政府創造生產要素的努力重點通常是在一般性領域，而競爭優勢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卻是高級和專業性的，且必須和產業或產業集群發生直接關聯。本書所研究的產業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創造活動都與企業有關，有時候則是企業與政府合作的成果。這方面的機制包括：專業化職業培訓計劃、由大學針對產業相關領域進行的研究、行業協會的活動，以及最重要的，由企業自行投資進行的計劃。國內競爭、產業集群和地理集中性都關系到生產要素的提升速度，原因是這些活動都會增加核心動力，也會吸引注意力和努力，刺激民間機構注入投資。
單由政府針對專業性生產要素進行的創造工作，常常發生在錯誤的時機，創造錯誤的生產要素的情況。例如在許多國家，政府教育部門對於像信息科技等新領域的人才培育和培訓計劃相當遲鈍，落後產業需求多年，因此，政府和產業雙方都應該投資創造生產要素才是。而創造生產要素的過程中，必須很清楚地知道將會獲得經濟利益，否則便是這些被創造出來的生產要素太無效率、太不合宜，不但延誤了時機而且也太不專業了。
重視教育和培訓
在某些國家中，人民已理解創造生產要素對經濟繁榮的重要性，而且也對持續投資達成了共識，如此，創造生產要素已經是這些國家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活動。像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教育和培訓、研究發展和硬件建設已被視為競爭的本錢。美國對這方面的議題只是光說不練；而英國還在辯論不休；傳統上嫌惡中央集權的意大利，在很多生產要素的創造行動中，更是受到極大的抵制，這也將限制意大利產業未來在競爭優勢發展上的可能性。
教育和培訓 要掌握高標准的競爭優勢，並在新起的產業環境和新的產業中競爭，需要具有改善技術的人力資源。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人力資源的質量必須持續提升。一方面，國家要達到高生產力更需要有經驗的管理人員和技工；另一方面，也必須達到其他國家所設定的人力資源標准，以維持現有的競爭地位。
本書的研究肯定了教育和培訓是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德國、日本和韓國對教育的投資不遺余力。在這些國家中，很多成功的產業也和人力資源的素質有關。另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是，幾乎所有國家都在最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上大量投資於教育和專業培訓。以英國為例，該國的化工和制藥等產業在技術和紀律上都很強，這也是英國大學比較強的領域。英國的教育系統和產業在這方面明顯地發揮著連貫作用。瑞典的機械工程培訓課程在全球數一數二，很多產業因而受益。在美國，產業與教育結合的例子是航天和制藥產業。在這些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產業中，企業和大學之間的合作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各級政府要提升產業水平，強化教育和培訓機構可能是最有遠見也是最可行的手段。改善一般教育體系是政府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教育不能只考慮人文、社會，也必須把經濟的需求列入考慮。然而，一般的教育體系並不足以保證國家競爭優勢，因此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政策，連接教育系統和產業需求，並且鼓勵產業自行發展專業教育培訓。
健全教育政策應有的條件?教育體系的成效固然和政府的投資比例成正比，但關鍵仍在於政府的做法。理想的教育和職業培訓政策必須能反映本國的環境特色。下面所列各項是健全的教育政策應有的條件。
1.教育的標准要高。一個國家要發展競爭優勢，必須要提高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的要求標准，學生也必須具備在最先進的領域中競爭的能力。包括美國、英國、瑞典、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起逐漸放寬教育系統對學生的要求，甚至取消留級制度，但是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卻是不斷提高對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要求標准，除非國民能夠面對這種趨勢，否則國家不能指望長期繁榮強大。
設立標准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而且除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動介入，否則高標准的教育系統是很難發展的。日本、韓國和瑞典的國家教育標准是非常嚴格的，德國的蘭德標准更是舉世聞名。英、美兩國的情況則是政府對該不該制定教育標准一直有爭議，而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做法導致了大家最後朝最低標准看齊。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英國政府推出了一套提升標准—卻是個自相矛盾的教育改革計劃，它的問題將在第13章有更詳細的討論。
高標准與開放式教育及職業培訓系統並不沖突，開放教育大門並不意味著標准的降低，相反，助學貸款可以協助各種財力背景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大學預科教育可以提升學生受高等教育的能力。
2.教育是一項受尊重並有價值的行業。教育的質量必須從幼兒園抓到博士畢業，各教育階段中都要有熱誠且有能力的教師作為骨干。在美國，從事職業教育並不是很有吸引力的行業，很多人把它列為次要的就業選擇，美國的教育質量因此相對較低。和產業界的收入比較，美國教師的待遇大幅落後，許多教職，尤其是科學和工程領域往往教師人力不足。日本與韓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在這些國家，教師的地位崇高，而且是一流人才爭取的熱門行業。7德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也有類似的情形，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從80年代起，德國中等學校教師的地位也有下滑的趨勢。
3.學生在受教育和技術培訓時，應該具備應付實際需要的能力。學生在接受技術培訓時，應該有在產業中工作的心理准備。教育領域中和產業完全扯不上關系的學科並不多，因此，絕大多數的學生應該在受教育時就接受技能基礎的培訓，並參與一些與實務有關的實習。數學、電腦、寫作、基礎科學和語言等課程應該是最重要的常識課程，而教育的最低標准也應該隨科技的進步而提高。
一個國家如果能培養出大量科學和工程方面的傑出學生，對提升經濟有很大的幫助。優秀的青年學子不但可以提升就業新兵的水平、有利於創新，還將堅實未來的管理實力。
4.大學以外，應該還有其他高質量、受尊重的教育機制。大學生畢業後，大多數人會選擇就業，繼續攻讀研究生院或投身學術研究的並不多。不過，一個國家的經濟要想快速發展，需要學生不斷自我充實，針對特定產業的技術知識的充實尤其重要。在德國和韓國等國家，技術學院和職業學校與大學同樣受到社會重視，德國的技術學院在某些領域的地位甚至超過一般大學，而日本的企業更在高中教育後的培訓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國則有人力資源的問題。英國社會上長期重視人文藝術和基礎科學，相對忽略工程和職業學校。美國也好不到哪兒，美國念大學的年輕人雖然很多，但並不意味人力資源水平也跟著提升。發達經濟體系的首要條件是高質量的職業、技術和專門產業職業培訓的體系。
5.企業領導人和教育機構應該維持密切的關系。在本書研究中，各國最成功的產業大多與大學及技職學校有密切的聯系。德國最有名的三年學徒制，使得上百萬的年輕人將學識與現場實習的培訓合而為一。瑞士的情況也是如此。
德國的例子顯示，如果各種學校、學院和大學能夠彈性發展適合當地產業需要的專業知識，企業領導人和教育機構之間可因此而緊密結合。如果教育體系由中央控制，雖然有助於維持標准質量，卻可能傷害產業在地理集中這一特性下創造專業性生產要素的能力，而這對提升競爭優勢是不可或缺的。
6.企業和行業協會有責任對企業或產業內部的教育培訓進行大量的投資。在我們的研究中，成功的企業莫不重視內部的教育培訓。以日本為例，企業把員工再教育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員工升遷也需要通過測驗。在本書研究的產業中，行業協會為產業提供所需的重要技能培訓也很普遍，原因是行業協會本身就具有這種機制。當一個產業是由中小企業構成時，行業協會是培訓從業人員的有效途徑。
政府應該避免阻礙國家發展人力資源的政策，這種情況常在涉及教育培訓的稅法中出現，並影響企業領導人對投資培訓的意願。事實上，各國企業投資於教育常是因環境需要而進行，而不是因政府提供的誘因，如日本和德國企業便是因為想提升競爭力，而非政府誘導而進行教育培訓。假如企業和員工們能對本產業保持忠誠，並且肯面對激烈的競爭，政府其實不必對產業研發工作進行補貼。
7.制定吸引專業能力人才的移民政策。在本書的研究中，擁有成功產業的國家大多有放寬專業人士移民的政策。美國等國家因為對外國專業人士廣開大門，因此受益良多。而瑞士等嚴格限制移民的國家，它的政策常常和產業發展目標相互沖突。
主動研發重要科技
經濟發展需要技術能力的持續提高。廣義上的技術進步包含了整合技術以提高效率、提高產品質量以爭取更佳售價、對新產業或產業新環節的滲透、不斷提高生產力等。在這些方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一個國家的科技研發不能完全依賴企業，原因是科技研發的成果，影響的層面往往超過個別企業，而直達國家整體經濟能力的表現。技術的進步通常不僅使應用這項技術的產業與所屬企業受益，還會影響到與該產業相關的其他產業。這種跨產業影響力的本質，在高級材料、信息科技、彈性制造系統、醫學、環境科學、能源等基礎科學上面尤其明顯。
本書研究案例中的每個發達國家都有鼓勵研發的產業政策，各國政府涉及的程度雖然不等，但是重要的科技研發通常都有官方研究機構直接引導。這種情形可以從前面提過的一些例子中窺知一二。像意大利是通過沖退稅方式鼓勵企業引進工廠自動化設備。德國除了有弗勞恩霍夫和馬普學會兩大協會在多項重要領域進行研發工作外，同時還以基金協助企業的研究計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等聯邦機構，每年投資在研發方面的經費高達數十億美元，並在國防相關科技的研究上舉世無雙。日本政府對大學的研發補助並不多，但是通產省所屬的研究機構會主動研發重要科技，其他部門或協會也會提供經費吸引企業參與各種合作研究計劃。
不過，這種由官方帶動重視科學和技術的原則，應該進一步發展為創新政策，而不能局限在科學和技術本身。國家優勢要提升，光靠科學和技術商品化是不夠的。政府的政策應該超越科學和技術本身，強調刺激商品創新，帶動競爭，建立規范等鑽石體系的互動功能。
科技原則 以下是產業科技政策的一些原則和特色。
1.科技政策應該和該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態一致。最理想的科技政策必須與國內競爭力強的產業步伐一致，並與產業所處競爭階段以及企業和大學的研究能力一致。以丹麥為例，該國在農業相關產業方面的基礎扎實，如果發展電腦科技方面的基礎研究，還不如積極投入生物科技研究來得重要。政府的計劃更應該考慮到使技術廣泛應用到多項產業，如此才能深化或提高該國產業集群的表現。
2.以大學研究為主，政府研究單位為輔。如果政府在大學研究所的研發上大量投資，無論采取直接撥款還是通過政府基金，以合約方式進行研究計劃，對提升經濟的幫助都會很大。大學研究所的研究計劃對提高經濟生產力有好幾項幫助。第一，新一代的科學家和技術員將是在最先進和精致的設備中訓練的，這使得他們對產品和商品導向的研究不會陌生。第二，大學校園的開放性，會使研究成果很容易擴散開來。第三，當教授與學生發現有商品化的可能性的新點子時，他們可能會籌建公司或自行創業以實現想法，這將使大學的研究所和實驗室成為新產業的搖籃。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很強，不少成功的美國企業就是從校園走出來的。日本則缺乏完整的大學研究能力，這將是日本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大門檻。
有些歐洲國家會把政府科技預算直接撥到官方研究機構進行研發，事實上，這種做法對產業的幫助不大。官方研究機構的興趣通常和產業應用有段距離，研究成應的擴散效應也較差，而且研究員對市場需求和企業經營的了解也不夠。
3.研發原則應強調與商品化相關的技術。強化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需求，科技研發的方向也應該緊扣著產業的需求進行。表12–1顯示，在各國政府的產業研發預算比例中，日本、德國、瑞典比較高，美國、英國比較低。8
在英、美兩國的科技預算中，國防應用高達49%和68%之多，但是國防科技並不能轉換成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骨干。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國防科技曾經是科技發展的核心技術，但是許多觀察家都同意，當代的國防和產業需求之間已經分道揚鑣。9企業投入國防工業將無法專心一意地經營重要的產業環節，並在全球化和商品化領域中競爭。
4.研究機構和產業界應該緊密聯系。不論研究機構如何發展它的研究，它最好都能時時覺察產業的需要，並與產業界保持聯系。但許多國家都以此為目標，要做到並不容易。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國家實驗室最近才開始和企業相互協作，拓展它們的研究成果。
表12–1?各國研發支出的分配情形
民間產業部門
占全國研發支
出的百分比政府占全國
研發支出的
百分比國防占全國
研發支出的
百分比非國防領域占
全國研發支
出的百分比
丹麥（1985）55.744.30.599.9
德國（1987）59.140.912.594.8
意大利（1987）43.756.37.895.3
日本（1986）78.821.23.599.3
瑞典（1987）58.441.626.988.7
瑞士（1986）87.212.817.297.9
英國（1986）49.250.849.274.8
美國（1988）53.546.568.168.3
注：有關研發的其他數據，請參見圖13–1。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要的科學與技術指標》，1989年。
研究機構可以通過下列幾種動力和產業界形成聯系：
?專門化研究機構的重心應該放在產業集群或橫向的技術需求上。本書的重要發現是，各國領先全球的產業往往和專業性研究機構或大學研究所保持聯系，它們之間甚至具有地緣關系。前面提到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學校和荷蘭花卉種植與處理研究所，只是眾多例子中之一。這類的研究機構通常也接受政府或企業的捐款及專業人才，形成解決產業問題的人才庫，產生出比個別企業獨立研發更快、更有力的效果。例如，在國際上屹立不倒的德國餐具業，大多集中在索林根一地，當地多年前就已成立了一家專供產業測試材料的研究所。在許多國家，通常是由行業協會負責捐助或設立研究機構以解決產業專業化技術需求。
?委托研究。在企業和政府研究機構、大學研究所之間發展委托研究，具有引進市場規則、提高技術流動力的效果。政府可以通過提供基金或作出特定承諾來分擔研發成本。對中小企業提升研發能力而言，委托研究的效果最佳。
?廣為流傳的機制。除非有約在先，否則由政府研究機構或政府贊助的大學研究計劃，應該向社會公開，形成擴散效應。以丹麥為例，該國農業科技的擴散主要是通過政府所資助的農技專家咨詢體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對技術擴散也很積極。
5.鼓勵企業內部自行研發。到目前為止，最具有影響力的創新大多來自企業本身。這也是因為技術的可用性必須滿足產業需求，因此企業在研發工作上責無旁貸。如表12–1顯示，各國民間對研發工作的重視程度差距頗大，最低的是意大利和英國，日本和瑞士則最高。和日本情況相近的國家中，由於企業發展目標和國內市場競爭壓力的影響，企業只要稍加鼓勵就會積極投資研發活動。其他國家的政府則需要在研發方面下更大的力氣，直到研發本身成為企業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每個國家都需要有刺激企業研發的做法。在德國、丹麥、英國等國家，政府對企業研發是采取直接獎勵或補貼，這種做法頗具爭議性，成效也不如預期。原因是即使環境配合，要政府從商業觀點去評估企業的研發計劃，仍然是件困難的事。為了避免承擔財務風險，企業往往是應付了事或草率行事，而這套制度更會引導企業用政府研發基金處理早已商品化的案子，或誇大研發成果。英國和德國已經汲取教訓，逐漸脫離了這種僵化的做法。
美國以抵稅方式鼓勵企業投資研發工作。不過這套做法幾乎看不到具體成效，這可能是因為企業並不把力氣花在研發工作上面，因此無法有任何突破性的成就。其他發達國家如德國、瑞典等，並沒有像美國這種研發誘因，但他們的企業卻是研發工作的積極投入者。
企業要強化創新能力不能只靠研發工作，鑽石體系中其他要素的影響力可能更大。類似鼓勵國內市場競爭、帶動高水准的國內需求、提高國內市場和技術信息流通、促進企業設立更正確的發展目標等政策，對提高一個國家的先進科技的效果，絕不遜於刺激企業從事研發工作。本章隨後也將討論“刺激優先和高端需求”的政策。
從我們的研究來看，刺激產業主動研發最有效的政策是，政府以部分科技經費補助與產業集群有聯系的專業化研究機構，再撥部分經費補助企業和研究機構進行委托研究，其余則用來補貼小規模企業，以及支持大學進行研發工作。這套做法對本書研究的案例中那些競爭成功的產業，效果似乎頗為顯著。
6.先求創新速度，再談創新技術的保護問題。保護專利權對提升研發意願有幫助，不過如何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國家競爭優勢和生產力要持續提升，靠的是活躍持續的創新行動。當產業集群內部能夠活躍地競爭時，這股力量會自動整合成有效的創新。專利權和著作權的保護期限如果太長，相對會變成過時點子的保護傘或成為創造新點子的障礙。研發政策應該強調快速的創新，而非緩慢的擴散，很少有企業或國家能靠著保護昨天的機密而長期穩坐領先的位子。
7.有限度地進行企業之間的合作研發計劃。近年來，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企業合作研究計劃上，並希望借此提高產業創新的速度。一般人會有這種想法，主要是看到日本企業頻頻在通產省的領導下，合作進行大型研發專項。鼓吹企業應該合作研發的論述大致有三點：第一，競爭企業如果自行開發會形成浪費和重復投資的現象；第二，合作可以擴大研發的經濟規模；第三，企業自行研發的財力有限，能觸及的層面也有其限制。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已經明確地修正為不反對企業進行合作研發計劃，歐洲企業更有一長串各式各樣的大型合作研發計劃在進行或研議中。例如代號ESPRIT的超大型信息科技合作研發計劃，便吸引了多國企業的投入。
競爭帶來創新?不過，本書所研究的10個國家中，日本的做法是例外而非通常的情況。大多數國家的企業，不靠合作研發也能在各種技術產業和精密產業中立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日本的合作研發計劃，將會發現它們的功能大都被誤解了。
日本企業會參加由通產省發起的大型合作研發計劃，建立企業形象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另外則是害怕自己不參加將會落在競爭者之後。參加合作研究計劃的企業，通常不會派出它們最好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每家公司的代表更是幾乎逐日匯報合作計劃的進度，把有關做法帶回公司內部自行研發的計劃中。因此企業是在內部的相關研發計劃下進行大量投資，並且靠自行開發的技術在市場上進行激烈的競爭。相較之下，日本政府在研發經費上的投資反而有限。
日本合作研究計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研發工作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率，而是此舉使得技術領域受到真正的重視，並引導企業進行個別專屬性的研發工作。通產省認為，日本企業大多缺乏前瞻性，而且需要強烈的刺激才能使它們在新領域進行研發。合作研究計劃能夠滿足這樣的想法而且提高企業內部的研發投資。日本企業的管理者曾向作者表示，現有的合作研發計劃，是他們說服最高層對相關領域進行研發的有力武器。另外，有時候合作研發計劃也對建立一些基本技術標准有所幫助。本書隨後也將討論後者對加速產業創新的重要性。
在本書研究的產業當中，競爭優勢往往是來自於一群企業彼此相互競爭的結果。這種競爭會刺激出更有力的創新。任何模仿抄襲的效果會因為更大的創新壓力、更多樣的技術方法而消失，進而帶動技術進步的速度。當少數企業積極進行與產業集群相關的研發工作時，又將帶出外溢效果和整體產業的進步。
當企業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時，會被迫投資研發，以拉開它與競爭者之間的差距，並確保它的市場地位。創新固然有被模仿的困擾，然而，即使創新被模仿，模仿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其中精髓，而仍處於落後階段，但創新者卻可享有更持久的知名度。10更重要的是，當創新在一個國家的產業集群內部擴散時，該國產業的進步速度會比對手國更快。
運用合作研發計劃?合作研發計劃要為產業帶來好處，必須具備特定的條件。第一，合作研發的領域必須是最原始的產品和流程的研究，或是為了發展出更精密的技術。它不應該針對特定企業的專業需求而進行。
第二，公司不能把整個研發部門投入到外界的合作研發計劃上。假如企業研發部門過度投入外界合作研發計劃，會造成它與同業在技術競賽中落後的危險，同時也會減緩整個產業進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假如合作研發計劃與公司發展目標主客易位，也將減緩公司在其他方面的競爭。
第三，合作研發計劃應該以間接、細分和獨立專題的方式進行，使大多數的業者都有參與的機會。這種計劃的主持者最好是類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知名研究機構、大學研究所，或准法人形態的研究機構（這種模式在德國很普遍），以這種結構進行合作研發，將可以減少管理上的困擾，降低競爭的風險。一般來說，由企業召集進行的合作研發計劃，管理難度很高，原因是每個參與者的動機都不同，研發效率是個問題。第四，最有用的合作研發計劃通常會波及到相關產業，並且是對基礎性技術的投資。以日本為例，縫紉機自動化計劃的目標是使原本勞動力密集的成衣流程自動化，它所涉及的產業包括紡織、化工、縫紉機械、軟件和零售等。
合作研發計劃應該納入產業內最活躍的競爭企業，而非限制參與成員或偏向少數領導企業。理想的情況是，一個合作研發計劃可以引來國內各地甚至海外企業的主動參加。合作研發計劃如果缺少活躍的競爭對手加入，將很難刺激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自行研發。歐洲的企業集團在許多合作研發計劃中，通常一面倒地傾向領導企業的需求，並排斥外國企業的參與。這種做法雖然有助於發展自己的基礎科技，但是對產生商品化的新技術研發作用不大。
政府在選擇合作研發計劃時，應該考慮到該國的產業環境和相關政策。日本產業的合作研發計劃缺乏突破性成就，因為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能力不健全，這是該國在尋求發展時應特別注意的地方。日本合作研發計劃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企業以雙軌進行方式參與，計劃主持者的角色超然但具有實力，能夠減少成員之間的沖突，以及日本國內市場激烈競爭的緊張關系。
發展基礎設施
一國的產業要發展，不能缺少現代化且高級的基礎設施。這裡面包括先進的交通運輸、物流和電信設施，它們都是引進現代科技與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在這方面，政府和企業都有創造和提升基礎設施的責任。在大多數國家中，基礎設施是政府理所當然該承擔的責任。不過伴隨著民營化進程的步伐，越來越多的企業和私人機構也在投資發展專業性的建設。
本書所研究的國家中，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基礎設施上表現最積極，也獲得了應有的效果。英國和意大利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明顯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競爭優勢的意大利產業，通常不待中央政府行動，便主動通過行業協會和地方政府的協助，發展改善專業性的基礎設施。
除了特定產業會因為擁有高度專業性基礎設施而產生競爭優勢外，一般性基礎設施很少能成為國家競爭優勢的資源。不過，落後的國家基礎設施也會成為競爭優勢的包袱。以20世紀80年代而言，基礎設施已不只是道路和電信，還包括文化和娛樂條件是否能吸引優秀人才在當地定居工作。以德國的蘭德鎮為例，在當地的產業政策中，文化和娛樂上的投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開放資本渠道
經濟發展需要充沛的低成本資本，並通過銀行和其他資本市場的合理配置，以最高效率進行投資。低成本的資本不但可以鼓勵產業大量投資改善生產力，還具有支持產業在不景氣時期持續投資的效果。韓國和意大利的經驗顯示，當其他關鍵要素有效運作時，高利率不會妨礙產業持續投資。這兩個國家都經歷過長時期的高利率，但是官方和民間有助於振興經濟的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很高。不過從長遠來看，韓國和意大利如果希望繼續振興經濟，企業在資本取得上，仍然要走低利率和渠道多元化的道路（見第13章）。
政府在影響資金成本、供給量以及金融市場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個國家的資金供給量主要受到個人儲蓄率、政府財政順差或赤字，以及國外資本流動狀態等因素的影響。以新加坡為例，該國是以社會保險制度促使人民儲蓄，這套制度提供了超越新加坡經濟能力所能積累的巨額資金。另一個鼓勵或妨礙儲蓄的政策工具是稅制，日本直到近年來，仍然以免稅鼓勵郵政儲蓄，這種做法相對壓抑了其他投資渠道的發展。美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傳統上，美國的所得稅制鼓勵國民抵押房屋貸款消費，又對收入課稅，相對抑制了國民儲蓄的意願（有關規定目前已取消）。
政府影響融資最直接的工具是控制預算赤字，但是各國政府通常極少使用這項工具。意大利和近年來的美國，預算赤字顯現不出在基礎設施或提高生產力等方面的投資。由於缺乏補償性效益，這類預算赤字對產業的唯一幫助是評估真正的利率。另外，資本市場的全球化趨勢雖然會縮減各國的資金成本差距，但是各國資本市場的差異性仍然存在，而且還會持續下去。
資金取得的渠道反映出一國的資金如何配置，這對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企業要成功，不能缺少開放而公平的資本市場，並借以成長壯大，進而追求高層次的競爭優勢。在這方面，意大利和韓國會因資本市場太落後，而妨礙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正如過去的日本，韓國政府在選定產業大力補貼和融資後，產業已經走到投資導向階段。不過，由政府挹注資金協助產業升級的效果是有其限度的，超過這個限度，市場機制將取代政府角色。本書稍後將會討論先進經濟體系中，理想的資本市場應有的特點。
培養信息整合能力
在現代化的國際競爭中，一個國家擁有的信息質量和數量越來越重要。對企業而言，信息具有克服慣性和預警的意義。企業不管是在已成型的產業中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還是在新萌芽的產業闖出一片天，都需要整合信息的能力，這裡面包含了市場、技術和企業在競爭中的決策力。這種力量一方面凸顯出新的需求和機會，另一方面也點出了危機所在。
一個國家的信息來源，通常呈金字塔形分布。在信息體系的最底層，數量比較大的是企業的年報、科技出版物、專利記錄、私人信息公司和大眾傳播媒體的新聞等。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政府憑借各類官方統計數字和公布各類法規，扮演起傳播信息的主要角色。但是和創造信息同樣重要的是傳播信息。政府要達到信息擴散效應，可以通過類似於美國國家技術信息服務中心等機構，形成產業發展的信息網。
在不斷提供企業重要信息的過程中，政府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打信號”。這其中又以日本通產省做得最成功。通產省下面有數不清的研究小組、產業咨詢委員會，不斷提出與新技術、國際競爭趨勢或未來需求有關的報告。這類組織通常包含日本一流的學者專家、企業高層代表和政府官員，他們所出版的報告不但廣泛散發，更通過新聞媒體向一般大眾作詳細的報道。
通產省的產業報告書的主要功能是，提醒企業即將發生的趨勢和問題，並引導它們進行回應。至於企業如何反應並不設限。不過，當這類報告在業內普遍流傳而企業更加知己知彼時，還是會刺激業者進行內部改善和回應外來挑戰。
直接補貼並非良策
當政府企圖影響生產成本和其他競爭優勢時，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是一項很重要的政策工具。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曾利用補貼資金、補貼研究、補貼原料、補貼出口和直接獎勵等方式，對該國特定產業進行補貼。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該國在相關產業上的優勢。
但是，真正的競爭優勢很少是由補貼政策而來，相反，很多例子證明，補貼政策與產業長期委靡有關，德國和瑞典的造船業、美國的航空業、意大利的航天科技等就是其中的例子。當我們把問題放在鑽石體系內時，就很容易看出補貼政策與產業發展的關系。例如，當企業面對調整和創新的壓力時，補貼政策通常會延緩而非加速這些必要的改善行動。有些補貼政策帶有限制工廠選址或裁員額度等附加條件，結果又限制了企業的靈活性，使創新意願受挫。
政府持續補貼會減弱誘因，養成企業的依賴性。如果凡事都有政府支持，產業無論在投資還是面對風險時，注意力都會放在持續補貼的好處而非創造真正的競爭優勢上。當政府對一個產業進行補貼時，這種風氣馬上會延伸到其他產業。風氣一開就很難遏止。更糟糕的是，當一個產業獲得補貼的同時，也暗示了其他產業可以仿效跟進。
一般而言，在促進產業發展方面，減稅會促使企業朝增加經濟效益的方面行動，它的正面影響大於補貼政策。直接補貼的唯一優點是，它照顧到企業生產成本中極有限的部分，並成為匡正企業發展方向的信號。日本的合作研發計劃和意大利的采購先進設備優惠制度，是這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
政府投資於教育、提升大學研究能力和高級的基礎設施等做法，是一種間接的補貼行為，也是政府經費用在改善本國產業競爭地位的較佳做法。同樣，以提高客戶需求來刺激高級產品的發展和提升，也會比直接補貼企業的效果更佳。
生產要素和貨幣市場政策
許多政府在改善本國產業競爭力時，最常利用總體經濟政策和個體經濟政策，以達到控制生產成本和以匯率調節貨幣與原料市場的功能。政府要影響薪資水平、能源成本和匯率，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包括金融和貨幣政策、能源市場規范，以及影響集體議價程序等。最好的方式是低生產成本和低匯率，這有助於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以往裡根政府就曾通過美元貶值來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
不過，這種政策並未能真正反映競爭優勢的各項要素，以及經濟繁榮的完整過程。德國、瑞士以及近10年來的日本等國家都遭遇了工資上漲、能源價格提高、強勢貨幣等問題，但是它們的產業競爭優勢依然持續不衰。其中，日本經驗尤其具有意義。尼克松水門事件、能源危機和日元升值，非但沒有削減日本產業的競爭優勢，反而使它們進一步發展、競爭力更強。原因是這些不利因素的壓力不僅直接沖擊產業，而且帶動了上游材料和機械供應商的創新努力。英國、瑞典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些國家長期壓低零件價格，促使貨幣貶值；只是一旦政策失靈，產業的競爭力和優勢也就不復存在了。
如果其他條件相當，降低生產成本和海外市場的價格是有助於產業的競爭優勢。問題是生產成本只有在技術簡單、容易進入和生產成本為主的情況下，才具有主宰競爭優勢的意義。11大多數產業具有潛在的高生產率，它們的競爭優勢是來自於創新。因此，事實上，有利於靜態競爭的生產要素會傷害到動態的競爭。任何人為的生產成本限制或干預匯率而造成貨幣貶值，都會減輕企業創新的壓力，引導企業走向競爭優勢持續力較差的價格或成本市場。結果，企業的焦點不再是改善產品質量，推出更高級的新造型、新機種和引進自動化降低生產成本，而只是滿足於眼前的利潤和安適。可是當其他國家的企業快速創新，長期下來的消長會使原本領先的企業喪失既有的優勢。
美國的汽車工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日元升值美元貶值時，美國的汽車企業捨棄擴張市場，一味在提高產品價格、增加公司利潤方面下工夫。反觀日本，汽車企業則是積極改善生產率和提升產品造型與技術。
這並不意味政府的政策應該努力引導生產成本提高或提升幣值，而是提醒政府不應該抗拒市場機能，更不可試圖破壞市場機能。以下是對各種政策更進一步的評估。
1.貨幣貶值。一國的貨幣幣值是對包含政府預算赤字、利率等各種機能的反映。不過通過貨幣貶值來提高出口、降低進口、改善貿易平衡，並不是它最佳的功用。廣義上來說，一國的產業是可以憑借貨幣貶值發揮競爭優勢，並達到該國的貿易平衡目的。因為當貨幣貶值時，本國或外國的客戶會因外國產品轉換為成本國價格後偏高而改買國貨。然而，通過貶值來達到貿易平衡有它的副作用，貶值也會降低這個國家的生活水平，及造成外國產品更貴、本國產品在國外市場價位相對降低的結果。12
貶值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對經濟發展過程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貨幣貶值過程中，企業因為期待匯率上的優勢，會向價格競爭和價格敏感的產業環節或產業發展，相對減緩在自動化和其他創新形式的努力，向更高層次競爭的發展步伐也會遲滯。13貨幣一旦貶值，更多因貶值所帶來的壓力隨之而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家發展經驗來看，貨幣貶值很少能換來長期的生產力提升。一個國家要因貨幣貶值而獲益，最好是處於發展競爭優勢的初期階段（生產要素導向或投資導向）。不過即使處於這一階段，任何人為干預的貨幣升值，都會妨礙產業的進步。
政府對貶值政策的掌握應有其分寸。為了產業發展，貨幣升值的壓力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超過提升生產要素的質量或其他引導成功的先決條件。當國內競爭或高級人力資源等鑽石體系的其他關鍵要素都處於有利的狀態下時，強勢貨幣是發展過程的有利因素。按照市場機能穩定提升匯率，會進一步鼓勵產業發展。
日本的經驗說明，當一個國家的產業已具備鑽石體系的優勢時，突如其來的貨幣升值壓力會形成產業發展的新動力。當匯率因人為操縱而偏高時，政府有權加以干預，但僅限於回歸到市場機能上面。
2.零件價格過高。當本國的零件成本過高，必須移往海外生產之時，就是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警訊，也是提供競爭優勢發展的機會點。碰到這種情況，政府應該避免人為壓低零件價格的誘惑。美國政府在能源價格上就犯了這樣的錯誤。當其他國家的產業開始節約能源時，美國企業渾然不覺，結果是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日漸低落，眼睜睜地看著其他國家的產業在市場上超前領先。
3.抑制薪資。政府通常不當地抑制薪資上漲。合理的薪資上漲幅度，將為企業帶來合理的壓力，促使它們尋找更有競爭優勢的資源，或走入更高水准的產業環節中競爭。薪資上漲會提高人們對高質量、高價位產品的購買力，改善國內市場需求狀態。政府須時時考慮薪資上漲幅度應超前生產率的提升程度。
4.勞動力增長過快。快速增長的勞動力會幫助經濟成長。因為就業帶來購買力，購買力的增加會刺激市場上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過，勞動力增長太快時，可能會減緩經濟發展的速度，原因是勞動力充沛時，在提高生產率和技術，以及尋求更先進競爭形式的壓力，相對也會減輕。德國和瑞士的例子顯示，缺乏技術的外籍勞動者大量移入，是減緩經濟發展速度的原因。從人文的角度看，移民有助於文化交流，不過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只有高級技術人員的自由流動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產業生產率不如其他國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國的人口增長比其他國家快，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女性或沒有技術能力的外國移民（見表7–1）。
同樣的觀點也可以應用在失業問題上。高失業率會使國家喪失提高生產力和產業發展的興趣。如果失業率問題未改善，產業競爭又已經國際化，則將帶來更大的失業問題。
前面所提的政策方向都有其局限性。社會環境本身還隱藏了更多的變數，其中不少還超越產業競爭的考慮范圍。盡管如此，應該注意的是，真正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政策往往不是給糖吃的手段。
特別是當國家尋求更高層次的產業競爭優勢時，這一點尤其明顯。政府必須認清一件事：有助於靜態競爭的概念通常會延緩動態競爭中的創新。為了經濟發展，最理想的生產要素和貨幣市場狀態會為產業帶來短期的不便。所以即使會遭遇政治上的壓力，政府還是必須抗拒有權干預市場機能的誘惑。日本的經驗說明，一個比較好的政策應是不斷使生產成本和貨幣條件適應國家發展的優先順序。
如第3章所討論的，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如果成為創新的實質障礙，它的正面功能就無法發揮。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加強生產要素的質量、發展目標、國內市場競爭狀態等其他關鍵要素，因為只有將它們整合，一套完整獨立的系統才能運作，競爭優勢才能發展。這種情形也使得政策之間有它們的互動性，每一項政策的制定都應該考慮產業整體競爭狀態的發展程度。
很重要的一點是，改善不利的生產要素必須有選擇性。如果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比較，從生產成本較低的項目發展起來是較好的戰略，則產業政策應朝拉近本國產業和其他國家產業水平努力。不過，一味以較低生產成本提高產業競爭力，絕非最好的產業發展目標。
政策對需求條件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優勢要發展，需要先進而高水准的國內市場需求配合。傳統上，政府以公共部門開支、控制產品種類，或以成本與信用等方面的政策影響國內市場需求的情形，都屬於總體經濟政策的努力。以日本為例，今日日本政府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開發國內市場需求，而非刺激出口上。
本書的理論認為，政府在國內需求方面的政策應該加重分量，並有別於傳統的角色。政府應該了解，在國家競爭優勢中，國內需求的主要功能是它會影響各種產業的需求質量，而非單純是需求量的總和。
如果政府受到不完整的關鍵要素的影響，在這方面的政策往往會不知不覺起到與提高生產力相反的作用。更糟糕的是，很多國家往往將本國需求擺在一旁，一味朝出口導向模式發展，結果限制了本國的進步。
需求面政策的原則是它必須能改善國內需求質量。本書在第3章所討論的各種層次的國內需求質量，基本上是發展過程的核心。如果政府能意識到這方面的重要性，它會驚訝於自己竟然擁有那麼多可以提升國內需求質量的政策工具。
政府采購原則
政府最直接地提升國內需求的方法是采購民間的產品和服務。政府單位和國有企業單位是國防產業、基礎設施相關產業（如國有航空公司、電力公司、電信局），以及許多產品和服務的最主要客戶。
所以，政府的采購能提升也能抵消該國的競爭優勢，原因是政府采購通常會變成一個有保證的市場。
著名的例子如德國聯邦電信，其以國有身份壟斷國內的電信市場。美國的“采購美國貨”立法也影響了許多州政府的采購形態，這類排除外商競爭的行為，在其他國家也很常見。14處在這種環境中的本國企業，往往會把政府需求看成一種天賦權利，它們的注意力因此集中在政府的采購市場上，為了排除外國競爭力，而盡力游說政府通過各種不合理的產品規格或其他限制。
表面上，排除外商競爭對本國企業有利，但是由大多數產業的經驗顯示，沒有外商競爭的結果，也將減緩本國業者創新和發展的步伐。它們的產品與服務從質量、造型或成本概念上都與國際市場的需求有分歧。當本國企業因此而無法在國際市場立足時，它們會回過頭來加倍依賴於國內市場。
政府要使采購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正面力量，應該遵循下列原則：
?搶先性需求。政府的采購應該刺激先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並借此帶動本國業者走到這些新領域。
?扮演強勢挑剔型客戶。政府單位采購時，應該定下嚴格的、性能專業的產品標准，采購對象也不要限於本國企業。
?采購內容要反映國際上的需求趨勢。當政府擬定產品采購規格時，應該先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情形，而不只是考慮本國的特殊需求。最合乎理想的狀況是，政府的采購規格應適用於國內外市場的競爭。
?采購程序要有利於創新。政府采購應該有利於該國產業的創新工作。在丹麥，醫院為藥廠提供免費的臨床實驗，同時也保存完整而清楚的醫療病歷，這種做法使丹麥的醫療企業能針對各種病患族群的不同需求，進行研究和測試，也使丹麥在醫療保健方面表現出色。
?競爭。為了本國產業的發展目標，政府的采購必須包括競爭的成分。在1985年開始民營化的日本電信電話公司一直扮演著有別於傳統壟斷型國有企業的角色，當它更換交換機時，絕不著眼於日本業者現有的機型。更重要的是，日本電信電話公司擁有陣容龐大的供應商，這使它們必須在各種規格的產品上競爭，進而確保在國內市場競爭的能力。日本政府雖然對外國電信企業設下重重進入限制，日本電信業者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不受影響，原因在於它們的競爭力已表現在像微波設備等本國市場規格領先的產品上面。
長期而言，政府必須對外國企業開放本國市場，以刺激本國業者進一步的創新能力。當本國企業實力不足時，最好的做法就是為外商提供一些市場機會，同時制定市場開放時間表，強迫本國企業提升競爭能力。如果一味排除外商而保障本國企業，只會使本國企業無法踏出本國市場的大門。
國防采購助益不大
在英、美等國家，國防采購是本國需求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被視為有利於競爭優勢的一環，也代表一些重要而搶先性的精致型產品市場。
然而，前面提過，由於國防采購對許多產品的需求不同於民間規格，所產生的效果也是各有利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防需求確實刺激了航天科技、電子、復合材料等多種核心科技的基礎研究，這種研究的擴散效應也很顯著。不過，國防科技越先進，與民間需求的距離也越遙遠。今天的國防需求已經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即使在國防與民間需求相互重疊的部分，客戶對產品性能和成本的考慮也大不相同。國防工業的簽約企業本來應該是對新科技最敏感，而且是帶動技術擴散效應的執行者，但是基於不同的競爭優勢考慮因素，它們往往不願從事民間商業性產品上的競爭。
對一些國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高的國家，國防市場本身就是許多產業的主要市場，本國企業之所以傾向於爭取這個市場，不僅因為它的需求量大，還與它的市場搶先性有關。但是受到國防市場特性的影響，企業雖然能在國防市場上成功，卻又因疏於開發不同類型的產品及降低生產成本，反而失去更廣大的國際市場。外國的競爭對手因為沒有國防需求的“好處”，反而可以集中精力在民間市場上求表現。美國的機床業者無法在數控機床上競爭即是一例。對於航天工業等產業，國防需求是一項重要優勢，因為它代表規模經濟，同時也是這個市場的主力。但是對大多數的產業而言，國防市場是弊大於利，因為它提供了錯誤的市場需求信息。
即使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國防建設也是具爭議的一環。15原因之一是前面所提的，國防需求往往不同於民間需求，更重要的是，國防部門的目標和產業發展並無太大關聯。從純粹的國防角度來看，最佳的狀態是本國能夠在所有的重要產業上都能自給自足。這種觀點也造成國防單位傾向扶助本國企業，而非以強勢和挑剔的客戶姿態出現。從競爭優勢的觀點來看，這些做法基本上是有害而無益，生產力的提高也會因此減緩。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府預算中國防經費比例太高，也會減少政府對教育、研發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因此無法創造有利的生產要素，結果減緩了經濟發展的腳步。16
利用產品和流程的規范
政府還可以通過規范產品和制造標准來影響需求條件，這類規范包括產品性能、產品安全性、環境影響力（如噪音、污染、回收、視覺等）。制定這類產品規范不僅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許多國家還有國家級或地區級的產品標准及制定組織，例如德國標准委員會、美國保險商實驗室協會和日本工業標准，這些規范通常會成為法律的一部分。
基本上，20世紀80年代的自由化風潮是對各種產品規范的反撲效果。這種沖擊又以美國最為嚴重。一般而言，產業規范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前面提過的對產品本身的規范；另一類則是對產業競爭的規范，屬於這方面的規范包括產業進入障礙、價格規定、產業結構規范和企業之間的競爭形態等。
規范競爭形態，必然會影響到本國競爭的過程和形成新產業的可能形態。規范產品標准同樣也會對需求條件產生重大影響。有些人認為，對產品標准設立規范是政府介入競爭的工具之一，它將會傷害到競爭優勢。17但是反過來看，政府在許多方面的放任，同樣也傷害到競爭優勢。
例如一個國家如果要創造和提升競爭優勢，在產品性能、產品安全性、限制環境影響等標准上都必須從嚴。因為這些壓力有助於企業改善質量、提高技術能力、提供新造型以滿足社會和重要客戶的需要。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政府對出口產品制定嚴格的標准，結果刺激了日本企業改善產品質量。德國標准委員會的標准也以巨細靡遺出名，它的嚴格標准，有時候甚至引來保護主義者或外國企業的抗議和攻擊。另外，制定工業層面的標准也有促成發展壓力的效果。以1938年通過的《索林根法》為例，德國餐具業中心的索林根市，注意到市場上充斥著良莠不齊的產品，有破壞當地產業形象的可能，因此才通過這項嚴格的工業標准法案。這項法律目前已成為保障德國產品在產品差異性上的重要工具。
當嚴格的產品標准能夠擴展到國際上，並且成為國際性標准時，這種產品規范還具有另一層作用，它有助於本國企業領先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性商品，進而乘勢擴展到全球。例如環境保護的社會運動正在各個先進市場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各國對環境的規范也會影響到該國企業回應趨勢的態度。像瑞典在環保和產品安全性上的嚴格標准，已經成為該國很多產業的一項重要競爭優勢。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能生產出對都市居住干擾最少的冷氣壓縮機就是一例。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在1979年通過的《節約能源法案》，這個法案對空調設備、電冰箱、汽車的能源使用制定了嚴格的標准，結果許多產品質量改善了，日本產品的國際地位也相對提高了。
制定嚴格的產業標准 嚴格的產業標准也會觸發專業制造和服務性企業的誕生，並在國際上享有重要地位。美國人長期關注污染防治工作，使得美國在污染防治設備和服務方面的出口競爭力很強。當德國、瑞典、丹麥等國在環境質量方面超越美國時，它們的企業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市場競爭優勢也在不斷增強中。
只是，企業和政府一樣，往往只著眼於嚴格標准會造成短期內的成本增加，而忽略創新所帶來的長期利益，更令企業界憤憤不平的是，未受那些較嚴格標准限制的外國競爭者將在成本上占有優勢。這樣的想法源自於對競爭優勢的認識不完整，不了解競爭優勢是如何創造與持續的。當全球各發達國家對環境的敏感度和社會福利的關心不斷提高時，企業想要靠銷售性能拙劣、不安全且有害於環境的產品踏入精細型產業或產業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精細型的客戶通常比政府更早接受安全而干淨的產品。生產這類產品的技術也是企業打入國外市場的武器，尤其當國外市場的產品規格非常嚴格時，這種技術更會提高企業的市場滲透力。因為舊式產品一樣可以賣到對產品規格比較松散的市場和客戶手中，或者賣給還沒有能力發展新標准的發展中國家市場。
當一個國家的產業規范落在其他國家之後，或是不合時宜時，這類產業規范會傷害產業的競爭優勢。原因是它們會延緩創新速度，或引導本國企業走向錯誤的創新發展方向。例如，如果一個國家的電子產品規格是根據20年前的技術能力而制定的，結果將使所有應用到這種規格的產業失去競爭力。像德國等限制生物科技研究的國家，與生物科技有關的農業化學和制藥等產業，近年來就飽受威脅。而一味地根據本國特色制定足以保障本國產業的產業規格，也將使產業只能在國內享有競爭優勢。要判斷哪種產業規格具有前瞻性，哪種是開時代倒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核能技術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不過，對大多數產業領域而言，制定前瞻性的產業規范是勢在必行的。
要判斷產業規范政策與國家競爭優勢的利弊關系，最重要的判斷標准是有關產品的可靠性規范。當有關產品可靠性的法案能培養本國挑剔型客戶、促使產品朝更佳的質量方向發展時，這類規范就能為產業帶來競爭優勢。
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它對產品可靠性的規范不是不夠明確就是走極端，結果減緩了創新的步調。處於這樣的環境下，企業遭到法律訴訟和增加成本費用的風險大增。當其他國家以比較實際的觀點處理產品可靠性問題時，美國在相關產品可靠性上的極端規范，已經超過了合理保障客戶的程度。
從產品可靠性問題還可以評估政府的職能。合理的產業規范應該考慮規范的內容和執行的程序。國家競爭優勢的提升不但有賴於嚴格的產品規范，還需要快速、有效、持續執行的方式，它們的作用正像主動性的客戶所起的作用一樣。
反過來說，過程漫長、內容不清楚的產業規范，不但浪費資源也傷害到創新能力。無菌包裝食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美國終於通過無菌包裝食品的規范時，其實已經落後於手腳利落的德國和瑞士10年之久，連帶也造成已有多年經驗的外國企業大舉攻入美國市場，成為這類產品的主角。18所以，嚴格的產業規范必須搭配有效率的執行過程，才能協助國家提升競爭優勢，而不是形成阻力。19
購買者的責任
政府既是健康保險、電力、電信等服務部門的大客戶，又是國有企業單位的經營管理者，所以它在這些領域的規范和政策必然會影響到相關產業的結構。當政府以挑剔型客戶的姿態出現，提出嚴格而先進的需求時，它的國有企業與產業規范對上游產業自然產生正面效應。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的采購決策過於保守，它反而會成為本地產業進步的絆腳石。
在大多數的例子中，民營化和競爭壓力是形成主動性和要求型客戶的最佳環境。它們為產業提供了快速創新的有利因素，且避免了政治角力和官僚體系介入采購作業。既是國有企業同時也是挑剔型客戶的例子並不多見，保健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保健體系大量民營化和分散式的運作帶來了實質競爭，並成為美國醫療相關產品和服務業的主要優勢來源。在其他國家，絕大多數的保健體系是半國有或完全國有，結果造成上游產業創新速度的緩慢。許多新產品、流程或服務（像心律調節器、一次性針管、醫療檢測儀器等），大多是在美國問世或在美國取得快速成長的機會後，才進一步普及到國際上。
在下游產業中，零售業和營銷渠道最常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面對大型連鎖商店的興起，許多國家都以法令保障零售商和雜貨店的生存，或以其他形式限制現代化營銷渠道的發展。美國在10多年前就已廢止《反連鎖店法》，而日本和意大利等國家，卻依然存在各種抗拒潮流的法令。
《反連鎖店法》可能具有它的社會意義，或從保護主義的觀點出發，保護零散的小店防止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不過，這種法律對提升競爭優勢有雙重負面效果。第一，這種做法提高了零售業和大批發業的成本，又降低了它們的勞動生產率，妨礙整個國家生產率的提升；第二，這種做法封殺了國內優良零售企業借由銷售渠道的服務獲得發展，長期而言，也會傷害到所有上游相關產業的競爭優勢。該國企業因此被迫朝擁有高質量和進步客戶的國外市場發展。日本時空錯亂又缺乏效率的渠道和零售部門，將成為日本企業發展的絆腳石。
反過來說，美國由於零售業和渠道上的創新能力，它的企業因此在競爭優勢上受益匪淺。20政府在這類政策上的大原則是：注意本身的做法是否具有超前意義，或至少能與其他國家同步發展。
優先需求
政府在鼓勵優先進入市場或強調精細型需求進而促進產業發展上的方法很多。以機器人產業為例，前面曾提過日本政府如何引導企業采購適當的機器人，並利用租賃方式對企業提供財務支持；21意大利則是利用更誘人的政策引導企業采購先進的制造設備。
這類政策會使國內的下游企業優先成為高端產品的使用者，也迫使上游業者不斷創新以滿足下游客戶的需求。這類政策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會降低企業擔心新產品缺乏市場的風險。對企業而言，不管是公開還是暗示性的保證，都將鼓勵它們進行研發和生產方面的投資。
只要本國需求能轉換成外國需求，能刺激優先和高端需求對競爭優勢是絕對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優先性需求需要搭配活躍的國內市場競爭，否則不但不能產生催化效果，反而會使本國的上游產業停滯不前。
當政府通過政策引導客戶成為高端產品優先采購者時，會比直接補貼更有助於創新和競爭優勢。當企業把焦點放在客戶身上，必然以迎合客戶需求為原則，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因此產生。這類政策也有助於下游客戶水平的提升，鼓勵客戶和供應商在精致型需求中，形成相互強化的體系。
政府要創造對產品和服務的優先、密集和精致型需求，可用的政策機制相當多。以北歐移動電話計劃為例，這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為領先他國而進行的移動電話計劃，它也使得芬蘭的諾基亞在相關產業中躍居領先地位。
有時候，政府的社會發展政策也會帶來搶先而密集性的需求效果。以瑞典為例，該國將殘疾人士的平等工作權列為施政的優先項目，這種高度關心殘疾者的做法，使得瑞典產業在殘疾者用品領域特別活躍。丹麥的助聽器產業能夠馳名全球，原因是政府早年就補助聽疾人士使用助聽器。日本政府為了普及音樂教育，撥款補助各公立學校購買鋼琴。這個決策不但為日本鋼琴業創造了市場需求，而且引導企業向一般學校能夠負擔的大眾化價位鋼琴發展。山葉、河合等鋼琴業者就是以產品和流程上的創新為基礎，成為國際市場上的常勝軍。同樣，由於丹麥政府很早就關注風力發電的環境質量問題，連帶也促使丹麥的風車產業在國際間扮演活躍的角色。
前瞻性的立法也可以刺激優先性需求。以日本為例，傳真機需求的出現，歸因於法務省認可傳真文件的合法性。所以另一個可能對高端需求帶來的重大沖擊是信用的認定問題。22
綜合本節和前面的討論，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政府在影響國內需求條件上擁有很多工具。行政單位如保健局、環保署、教育部、交通部、國防部等，可以利用它們的采購或立法，影響國內的客戶和市場。不過，這些政府部門很少意識到自己對國家競爭優勢的影響力，只是一味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社會或公共福利工作上，這是將可以提升國家經濟的有力工具棄而不用。
當政府對企業向客戶提供完整而正確的信息以法令進行規范，或要求企業提供相關的服務時，也有助於需求質量的提升。充分的信息帶給市場更好、更高品質的選擇，並促使企業加強表現的壓力，而消費者申訴系統是另一個刺激企業改善的動力。
設定技術標准
政府通過設定技術標准，也會影響創新速度和提高產業水平。在電視機、傳真機、數據傳輸設備等產品領域中，器材和服務的兼容性標准必須先建立，產業才能順利發展。如果制定標准的過程太長，基礎技術勢必爭議不斷，創新的過程就會變得緩慢。一旦基本標准設定，企業必然將注意力放在快速創新和改善產品上面。23
當政府在技術標准方面的政策，是以提升整體高級技術的水平來考慮時，支持這些技術並搶先實施，將有助於競爭優勢的發展。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企業各自運用手段維護本身權益，所以推動技術標准的過程相當耗時。日本的情形正好相反，通產省是借由對企業施壓來設定基本標准，往往敦促企業跨過標准的門檻，朝更高級的創新邁進。以縫紉機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已確定縫紉機零件標准，不僅造成零件企業大量出現，降低了縫紉機裝配業的進入門檻，更開啟了企業對新造型和質量方面的注意力。日本在電視機、傳真機和其他產品上，也因為短時期即確定技術標准，企業因此快速走上開發新機種和新造型的健康大道。24
想辦法延伸國內市場
政府對外援助也是它影響本國企業需求條件的可行途徑，其做法是通過兩國正式或非正式的商品采購和服務關系，這種情形在傳統殖民地國家最明顯。今天，殖民地雖已少見，但是從殖民地獨立的國家往往和前殖民國之間保持著特殊的采購、貿易和政治關系。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前殖民國的社區發展、社會規范、產品標准和其他生活相關事務，依然鮮明地保存在這些新興國家中。
事實上，援外和保持某種特殊關系，形同國內市場的延伸，本國企業在那些市場中往往可以予取予求。盡管援外在現實中有助於本國產業發展，但是在運作上必須注意兩點。25
第一，依附型的市場會妨礙企業放眼全球市場的偉大戰略。以第9章的討論為例，英國企業的注意力就過於集中於英國聯邦市場。反之，瑞典和瑞士企業因為沒有殖民地的歷史條件，所以很早就展開廣泛向國外市場滲透的營銷戰略。
第二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是，通過援外和特殊關系所創造的市場很少是發達的或主動型的市場。當一個國家的企業把目光集中在依附型市場時，它們的能力將無法迎合其他發達國家更嚴格的需求。無論是發展殖民地貿易關系的英國企業，還是以拉丁美洲為主要市場的美國企業，都面臨相同的問題。這並不是說政府不要有對外的經濟援助政策，只是強調經濟援助政策絕不能成為產業發展的主要工具。
政策對相關產業與支持性產業的影響
政府政策在擴張相關產業的國際市場，以及發展整體競爭優勢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前文提過，一般有助於提升產業競爭優勢的政策，基本上也適用於特殊性或相關產業。以日本半導體產業為例，由於它是許多產業的上游，所以它的成功也成了很多下游產業成功的保證。
接著要討論的是一些有特別關聯性的政策領域，它們會影響到許多相關產業的表現，或關系到產業集群的成型。以下就是關於這些相關政策的介紹。
媒體政策
本書所指的媒體，泛指企業體可以加以運用，而對客戶介紹它們的產品或服務內容的各種媒介，包括電視、廣播、雜志、報紙、郵購和電子購物系統等。
擁有進步和富有創新能力的媒體，將可強化國家的競爭優勢。這種類型的媒體會使企業暴露在高水准的市場渠道中，也會引導該國市場不斷創新，形成國家的競爭優勢。以美國為例，它的媒體民營化，以及對廣告和相關營銷活動的限制不多，使電視等重要媒體首先在美國誕生。而美國企業因為能充分運用電視媒體發展營銷戰略，又造成美國在民生日用品和服務業的輝煌戰果。因為這兩類產業的成功強調的不是產品或服務的獨特性，而是大眾營銷方法。
其他國家對媒體（尤其是電視和廣播網）往往是管制較嚴格，最極端的例子是瑞典，瑞典的電視和廣播禁止播映廣告。這種做法也許有社會價值上的理由，但卻忽略了對產業造成的無形傷害。當政府的政策限制了消費者利用某些方式取得商品信息時，不論它的社會理由是什麼，對該國產業的國際發展都有不利的影響。產業如果不能在本國發展進步的營銷戰略，也很難成為國際市場中的營銷高手。瑞典企業就很少在需要大型市場營銷的民生日用品或服務業中扮演強勢的競爭角色。
如果更詳細地剖析各國對媒體使用的程度及限制情形，大型市場營銷和消費品及服務業競爭優勢的共生關系就更清楚了。日本和英國都擁有先進的商業媒體，並且也允許電視大量播出廣告，因此這兩國成了少數能與美國在民生用品和服務業上較量的國家。
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性
國家的競爭優勢不只存在於產業內部，也表現在產業集群上。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世界一流的客戶，供應商和相關產業也會產生自我強化、產業發展的效果。在滋養和強化產業集群上，政府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產業集群的萌芽和成長通常是自然形成的。美國的硅谷與意大利機械商業雲集的摩德納的成型，起初完全沒有政府政策的影子。然而，一旦產業集群開始成型，政府就有強化它的責任。最好的做法是在大學研究所、職訓中心、資料庫、專業性基礎設施等專業性生產要素上進行大量投資。以德國為例，地方政府通常會主動參與和地方產業有關的教育機構或發展計劃。而美國則是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將支持產業集群發展看成理所當然的事，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科技園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產業集群的成型過程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些國家除了加強或擴大現有的產業集群外，也試圖衍生出新的產業集群。以韓國為例，韓國政府在龜尾地區成立了一個專業工業園區，憑借提供專業性的基礎設施和技術中心，希望吸引各類型電子企業來此投資，以形成地理集中性的自我強化效果。日本的築波也是一個類似的科技城，不過它的企業對象不像韓國那麼明確。一般而言，當新的產業集群圍繞著大學研究機構或先進的科研集中地時，它們的發展最有效率。工業區對企業類型的限制越小，使用價值會越高。反過來說，限制越多的工業區，越容易出現反效果。
當產業集群開始萌芽、運作時，政府政策的功效很容易看到。如果產業集群並不存在，單憑政府政策，讓新的產業集群由無到有的機會並不大。盡管如此，很多政府會基於國家聲望的考慮而進行這種徒勞無功的努力。舉例來說，像丹麥這樣的國家應該加強現有的醫療、環境管理等產業集群，而不是試圖發展航空工業。政府應該了解，每塊土地都有適合它發展的產業。中央在形成產業集群的政策上，最好是支持各地方的努力，而非重點式地專注於幾個地區。
在選擇什麼產業對國家競爭優勢有幫助的層面上，政府的績效一向不佳。既有的產業集群的表現，代表著當地擁有的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但當政府投入資源時，這個產業集群成功的機會也會更大。相形之下，憑空創造一個新產業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每個產業集群都包含傳統和現代的產業，即使成熟型產業也有應用新科技的情形。像食品加工等成熟型產業，還是可以引導出從生物科技到加工材料等新的產業領域。
要促進競爭優勢，政府最好在提升產業集群、客戶、供應商和相關產業等政策上齊頭並進。26政府可以為機床企業成立一個技術研發機構，但是除非它能引發本地制造商參與技術研發過程，並取得更進一步的機械設備，否則效果有限。更廣義來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應該能牽動鑽石體系的所有部分，才能產生真正的競爭優勢；政府在施政時，必須認清的是只有產業相互聯系才能創造競爭優勢。像日本的自動縫紉機系統計劃，目標雖然是成衣加工自動化，但是卻具有鼓勵許多上下游產業參與的效果。這也是以政策貫穿產業，引導發展的好例子。如果這個計劃成功，所有與縫紉機相關的產業的競爭優勢都將因此而增加。
進行區域發展計劃
國家經濟很少能有均衡發展的，經常是有些地區或城市的經濟發展會超過其他地方。德國和英國的不景氣地區大多在北部，意大利的經濟問題主要在南部。要解釋這種差異，必須回到每個地區擁有的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表現等鑽石體系上。
國家往往會對很不景氣的地區進行振興式的區域發展計劃。由於區域發展計劃往往以補貼、勸誘或優惠等行為吸引企業到當地發展，所以它的效果通常也不大，英國和意大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利用補貼政策引誘企業在不被看好的地區發展，不僅經濟體制不扎實，也無法創造出競爭優勢。
事實上，要使原本已經不景氣的地區轉變成企業能自我強化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其他企業的生產力，甚至刺激出新的產業集群，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產業集群的形成有它的一定模式，按照這個模式進行，區域發展計劃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產業集群的磁場是大學、研究機構、專業性基礎設施或優秀熟練的技術工人，它們對產業的吸引力遠大過補貼的效果。最好的區域發展計劃是標出產業實力的核心所在，並且在產業集群形成時投入資源，鼓勵形成有地理集中性的產業集群。因為一個產業會創造另一個產業的高水准需求，也會為另一個產業提供零件材料。這比漫無目的地鼓勵一些企業，到它們沒有興趣的地點設立工廠或區域總部，要高明得多了。
政策對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同業競爭的影響
政府政策會影響到企業如何成立、組織、管理以及發展目標和競爭方式上。20世紀80年代後期，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一直在變，但並不見得就比從前更好。
國際化
競爭優勢如果要持續提升，企業需要具有全球視野的發展戰略。政府通過引進外商、匯率和進口管制等規范機制，可以在企業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政府的政策應該朝鼓勵企業出口和建立主動的全球觀點上努力。做法之一是為業界提供關於國外市場和技術的信息。最具代表的例子是日本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這個機構有許多官員和國外專家參與，共同協助日本企業發展出口。此外，當產業集群彼此有串聯時，這種擴展出口的活動最有效率。政府要避免妨礙企業國際化，做法上應避免貨幣、外商投資、技術人力的移入移出等限制。
企業的國際化有時會引起一些疑慮。有些人會以二分法區別國家需求和企業需求，並振振有詞地指出企業在海外投資或借助外力，是無國家觀念的證據。當企業以收取專利費方式出口技術時，也會被看成是洩露國家機密的不忠行為。
這些說法多少帶有主觀的情緒。因為對企業需求和國家需求強加區分，長期來看是錯誤的認知。當經濟要往更精致、更高級的競爭優勢推進時，其過程中必然包含全球化戰略和引進外國的次級產品和原料。只要經濟處於發展狀態，國際化就不會威脅到本國的就業機會，反而會提高生產力，而國際化也會減低國家對匯率的敏感程度。以日本為例，1986年以來，由於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曾對企業應否快速國際化展開激烈的辯論。不過，20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企業應用國際化戰略鞏固海外市場地位，日本在經濟增長和出口方面的表現反而更強。27
企業與國家長期利益之間的真正沖突，主要出現在企業國際化或外移時，移出的是高生產力而非低生產力的活動。會出現這種情況，大多是因為本國的鑽石體系不健全，企業無意在國內持續投資，或國內缺乏競爭壓力，影響到創新的發展。同樣，企業把優秀的人才往外送，意味著本地生產要素的創造力不足，重要的相關產業太弱或有其他缺點。
這種形態的企業國際化，不但對提升國家競爭優勢沒有幫助，長期而言，也會影響到企業本身的能力。如前一章提到的，在本國進行創新所產生的競爭優勢持續力，絕對高於在海外發展生產和工藝流程所產生的，培養本土供應商的競爭能力也優於對外商的依賴。
如果反生產力的國際化現象出現時，利用政策來封殺這股潮流的效果也不顯著。政府如要阻止企業出走，除非采取永無止境的補貼政策，否則縱使為今天留住幾個工作機會，也會喪失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可能性。阻止企業國際化並不能解決問題，政府該做的是虛心檢討企業為什麼不能留在國內進行發展，這才是對症下藥的做法。
目標的重要性
國家的競爭優勢要能擴散開來，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都必須要有目標借以鼓舞士氣，並保持對產業的忠誠度。只要企業希望改善和創新，社會希望新企業持續出現，目標是絕對必要的。目標本身往往也能反映出政府政策影響力所不及的狀況，其中包含對於提高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態度、歷史中商業的角色、宗教信仰、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繁榮程度等。不過，如果政府的戰略應用得宜，也會影響到民眾的個人目標。
個人的發展目標 政府可以通過下面幾種途徑影響個人的發展目標。
賦稅政策是第一種。政府的稅制應該要能鼓勵個人努力，而非通過高額累進稅擷取百姓的工作成果。近年來，有些國家利用稅法優惠政策讓民眾感受到收入與工作表現的關系。在廣義上，這是很不錯的做法，因為它有激勵個人努力和對事業忠誠的效果。不過做法上卻必須小心，因為這也可能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假如稅制所鼓勵的是給予員工短期利益，產業在長期投資和創新方面就會相對受到傷害。
政府影響個人目標的另一個途徑是，以政策影響國內的勞動市場。勞動市場的運作方式雖然超過本書的討論范圍，不過，在本書所研究的產業實例很清楚地顯示出快速流動的勞動力對經濟發展並無幫助。當產業的生產率不高時，員工固然可以考慮離開，但是只要競爭優勢的升級動作仍在進行，員工就應該對本身的職業和所屬的企業忠誠。產業的生產率並不像許多勞動力流動理論所假設的是天賦或一成不變的，相反，生產率可以從正確的個人工作態度或合作行為中提高。意大利和日本的勞動力流動率不高，而它們表現出的高度經濟增長，正是有力的說明。
要使員工和管理層對企業和產業效忠，公司和產業也需要相對付出心力。不管是從個人還是企業的觀點來看，除了企業發生緊急狀況必須裁員外，企業應多采用終身雇傭制，這種制度會使人才聘用更謹慎，並加強員工的培訓、提升員工能力；人事變動也應以調整崗位而非解雇為考慮，這會同時鼓勵企業朝相關領域的多元化經營邁進。日本的情形正是呈現出這種做法的正面價值。不管是勞動法還是教育培訓的抵稅規定，只要是能促進勞資相互承諾的政策都是好的。除非是經營困難的產業或已出現結構性崩潰的產業，否則任何鼓勵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都是不妥當的。
政府還可以通過“社會地位的晉升”鼓勵個人努力。這種做法對經濟發展的效果非常具有實質性作用。如第9章所討論的，美國企業家中，絕大多數並非來自上層社會。英國最成功的企業，其經營者也很少出身貴族世家，反而是一般中下階層背景的人。要形成個人追求成就的風氣，政府應該培養社會對建立技術、承擔風險、不尋常努力的投資和獎勵的共識。開放的教育體系、助學貸款、進階培訓和嚴懲歧視（不公平對待）等政策，都有助於這些效果的實現。
企業的發展目標 政府政策對企業目標的影響，是從投資者的目標、公司組織形態、資深經理人的專業等方面進行。由於競爭優勢需要產業內的持續投資，投資人不應該成為企業投資的阻力，更不該因股票價格起伏、短期收益表現，而影響到企業對新產品、新設備，或其他有助於競爭優勢的投資。28日本、德國等國家，由於資方股票很少買賣，而以長期增值為主要目標，所以對企業經營的幫助很大。這種情形也使經理人的工作士氣高昂，既不必擔心投資問題，也無須在提升生產率時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公司持續在研究發展、新設備、培訓教育等方面的投資，對國家經濟的幫助大於其他形態的投資。研發等形態的投資可以提高產業生產率，還對相關產業有所幫助。這類做法不但有助於投資人的回收，還有提高員工薪資的效果。和其他對社會回饋較少或只對投資人有利的投資形態比較，政府有責任鼓勵企業進行良性的投資。有些國家可能因為社會結構問題，造成投資人缺乏長期投資意願，此時政府有必要以政策鼓勵研發等類型的投資。但必須注意的是，降低投資的交易成本，使金融市場更有效率地運作，雖然有助於提升短期周轉的利潤，但也會傷害企業的長期投資意願。因此，政策的目標應該是不要因過度零散的投資而分割了國家的資源。通過合理的分配投資以達到最發達的國家生產力，可說是一種理想，因為在現實環境中，大多數經濟所面對的問題不是過度投資，而是最需要的領域投資不足。
政府要鼓勵產業進行大量而持續的資本投資，政策應該傾向在公平原則下，通過稅制保障長期資產所得。這將使投資人在投資或籌建公司時，更有耐心改善競爭優勢，並專注於企業的長期表現。29許多發達國家並沒有資本利得稅，有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國家，政府對短期所得的課稅也會比長期所得的稅重。美國從1986年稅制改革後，對資本利得的課稅比例高於其他國家（英國其次），而且一般所得稅依然存在。更糟糕的是，美國的退休基金是免稅的，這使得企業在尋找短期收入的興趣大於長期股息所得。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共同趨勢是，平等看待資本利得和所得的稅制，英國已經實施這種制度。然而，這種做法的缺點是它所依據的是狹隘的金融市場效率觀點，對產業有反生產力的效果。30
高層管理的目標 公司運作模式也會影響投資人和經理人的行為。如果投資人除了買賣股票外，對公司毫無影響力，結果必然導致股東的股票交易和公司易手行為頻繁。在這種情況下，經理人也會傾向減少投資以穩定股價、避免公司易主。公司易主雖然有助於降低成本，出售利用不足的資產，以及由新東家帶來更多的事業動力，但是它只能算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解決辦法。最好的做法是增加投資者在經營決策上的籌碼，而經營模式也能激發經理人的干勁。事實上，公司易主往往會使企業在尚未開始投資前就已經背上一大筆債，並因此無法走上有利的競爭位置。另外，資金外流的壓力也會引起創新速度減緩的危機。新東家對公司的興趣可能是再轉賣出去，而非將它發展成世界級的企業。
當公司管理結構中，代表投資人利益的董事會，以及大股東有權對管理事務發言時，這種組合是強調投資人的長期利益。因此，政府的法規應支持股東在經營管理上的參與決策權。日本和德國也允許債權人有同等的權利，同樣有助於企業持續發展競爭力，不必為了債權或擔保問題而陷入僵局。
高層管理者的目標也會影響到公司的目標。當高層管理者的收入是建立在公司短期經營的表現上時，不但會扼殺他對投資和創新的勇氣，也會對公司的長期發展產生負面效果。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利用所得稅制進行矯正。例如，當所得稅和資產稅制雙管齊下時，一方面可以導正股票長期持有人的投機行為，也對贏利分紅有所幫助。此外，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允許經理人持股，原因是它不會傷害到公司真正的所有權，而且又不像分紅那麼有煽動力。由於長期持股有助於高層管理者對企業經營的忠誠度，政府在這方面不應該隨意降低限制。
另一項影響公司目標的政策是企業准備金的會計制度。企業准備金是由營業額中扣除，主要是用在增加資產上。在日本、德國、瑞典、瑞士等國家，企業可以保留大量的准備金以應付困難時期的需要；准備金制度也可以避免企業過分在意短期利潤。根據瑞士的經驗，這類制度的危險性在於當企業缺乏有效競爭時，准備金本身會成為企業重整和創新的障礙。
保持國內競爭的重要性
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最重要的角色，莫過於保證國內市場處於活躍的競爭狀態。國內市場的競爭不僅對培養創新能力有幫助，更為本國產業和產業集群帶來多項好處。維持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也將使本國業者從主動性客戶、轉換不利因素等鑽石體系要素中產生競爭優勢，而不是殺雞取卵，尋求政府援助或出走了事。
要從國內競爭中產生國家競爭優勢，市場必須避免壟斷，政府政策尤其應該關心企業的合並或聯盟等行為。不過，產業全球化或企業合並產生規模經濟等觀點，也一直在挑戰反壟斷的必要性。
企業壟斷的聲浪每隔幾十年就會飆漲一次，目前正隨著歐洲聯盟的發展，形成疾風橫掃歐洲之勢。經理人基於減少國內競爭對手、提高短期利潤的考慮，往往是第一個舉雙手支持企業合並或聯盟。
事實上，“制造”出一個主導國內市場的企業，不會在國際上具有必然的競爭優勢。在國內無法競爭的企業，也很少能在國際上揚威。同樣的道理，規模經濟最好以全球市場作為考慮的基礎，而非將目光局限在國內市場（見第3、第4章）。
根據歷史經驗，把小企業合並成一兩家大企業，以使競爭更有效率的理論，基本上都通不過歷史和實踐的考驗。以英國為例，禮來、ICL等公司就是企業合並反而不振的寫照。31反過來說，前面幾章有許多例子顯示，積極的國內市場競爭則會帶來真正的國際性成就。
泛政治化的民族意識也會成為產業政策的噩夢。當國內一兩家企業獨大時，政府對企業的態度往往會以它們的需要為主，相對地忽略掉產業發展的真正誘因；產品標准也是依這些大廠的能力而設，甚至還威脅國內其他企業購買這些質量不佳的大企業產品。當企業在國內缺少競爭對手時，它的目光往往鎖定現在，而非努力提升競爭優勢。當它的創新速度減緩時，它必然轉向政府，尋求更多援助以維持現有的市場地位，因此鼓勵企業合並的政策也有自我強化的效應。一旦合並動作開始，後續的合並案會越來越多。
政府如果對卡特爾形態特別寬大，也會掉入喪失競爭力的陷阱。在卡特爾形態的產業中，幾乎找不到真正具有競爭優勢的例子。在沒有反卡特爾的瑞士，手表和啤酒等卡特爾形態的產業對國家競爭優勢的傷害甚巨。卡特爾會妨礙國內競爭所產生的自我強化和發展力量，雖然能維持暫時的暴利，但同時也使產業開始在國際市場上衰退。
禁止企業並購 強有力的《反托拉斯法》對橫向合並、聯盟等方面活動的規范，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來源，在產業領先群之間並購和結盟的行為應該禁止。例外的情形是當企業並購的對象是相關產業中的小企業，並借以提升本身技術時，這種並購行為是被允許的，因為這種做法有助於提升競爭優勢。32此外，政府對合並或結盟的規范，應該同時適用於國人和外商，以防止國內市場競爭受到重大威脅。政府不但應該禁止企業並購，還應該特別鼓勵產業在本國和海外發展新企業。政府應該牢記，企業間的聯手行動是非法的，競爭者合作開發的活動更應該受到嚴格的監督。
美國、意大利、瑞典、瑞士、德國等國家，都是因為對企業合並、結盟甚至壟斷的行為不太在意，以至於妨礙了生產率的提升。過去10年來，反托拉斯的政策往往被攻擊為“浪費”和“過度”的競爭。事實上，“浪費”和“過度”的競爭才是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動力。在我們所看到的例子中，產業一旦失去競爭行為，結果將是資源不斷外流、產業結構崩解。
政府雖然應該禁止企業橫向聯合或合並，但這並不表示它可以一味地保護既無效率又大幅落後的企業，但是這種情況卻在不少國家出現。以日本和意大利為例，小雜貨店一直以政府保護做後盾，這使得更有效率的連鎖商店無法發展。美國的伊士曼柯達公司一再被業者控告，認為它推出的新產品不利於新競爭者的建立和發展。然而，如果企業不斷投資，推出新產品帶動創新與提高生產率，即使因此造成其他競爭者喪失市場占有率，也不應該加以干預。
《反托拉斯法》也應該避免妨礙有助於創新過程的上下游合作活動。一般而言，除非產業集群中的縱向合作已造成競爭者接近客戶、營銷渠道、供應商等的屏障，否則不應加以干預。同樣，只要產業協會的培訓、基礎設施、研發等創造生產要素的活動並沒有排他行為，《反托拉斯法》也不應該加以干涉。在美國，《反托拉斯法》認為行業協會有抵消生產力的效果，而應加以規范，而這些規范使大多數行業協會成為毫無效率的組合，對提升國家競爭優勢毫無幫助。當行業協會發現自己無事可做時，自然會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國會游說活動上。
如何制定競爭規范 競爭需要規則，但是大多數的政府規范著眼於維持國有壟斷、設置產業門檻、固定價格等方面，對提升經濟競爭優勢並沒有幫助，甚至有雙重的負面影響，而使競爭和創新為之窒息。企業如果失去公開的競爭壓力，接著就會失去動力，最後淪為與制定規范的單位討價還價，以保障現有的利益與地位。
如前文指出，對競爭加以規范往往使產業成為被動的供應商或客戶，產業缺乏活力和創新時，企業對引進高級或精細的零件材料毫無興趣，它們能給本國客戶或下游產業的，也只是沒有創意的過時產品或服務。
憑借本書的研究發現，對產業競爭規范越少的國家，往往也是在國際性產業中，擁有盟主頭銜較多的國家。以保險業為例，英國的自由放任政策使這個產業出現了非凡的創新成績，倫敦也一直扮演著國際保險業的龍頭角色。如果競爭規范涉及保護消費者、勞動者安全，或環保性質的規范，這是必要的，但是會妨礙新產品、新制造工藝競爭的規范，則是多余的。
國有企業民營化和市場自由化通常會刺激國家競爭優勢的提升，它們產生的效果甚至波及相關產業。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民營化的過程雖有瑕疵，但此舉造成今日美國電信服務業的大幅改進和創新。必須注意的是，假如缺少活躍的國內市場競爭，民營化或自由化策略不可能成功。
因此要達到自由化和民營化的目的，還需要《反托拉斯法》的搭配。英、美兩國民營化和自由化的效果不明顯，正是因為對市場競爭忽略的結果。
政府除了應該取消對產業結構的限制外，還應該拋棄妨礙創新的政策。這類政策包括妨礙勞動力轉換工作的法令，或限制企業選擇發展地點的命令，比較好的做法是在法令上反映社會的需求。
該不該用保護政策 政府通常利用各種形式的保護政策，以避免本國企業因面對國際競爭對手的壓力而受挫。這種情況舉世皆然，連美國也不例外。33保護政策最有力的說辭是，它有助於本地的新產業，或能為轉型中的產業帶來喘息的空間。34這兩種說法都是從尋求產業的短期保護為出發點，結果卻演變成長期保護。根據本書的研究，絕大多數的保護政策並不適合產業環境。
產業萌芽期 當一個產業剛剛萌芽，還處於缺乏競爭狀態，而國外已有強力競爭對手時，保護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能延後外國競爭者進入國內市場的時間，本地業者有可能通過內部的競爭而茁壯發展，啟動自我強化機能，造成國家鑽石體系的發展。不過這種萌芽期產業必須保護的理由，往往只適用於產業基礎不扎實，而發達國家競爭者虎視眈眈的發展中國家。
更重要的是，保護政策雖然有其正當性，但是成功的概率並不高。它通常只適用在以下三種情況：35
1.本國市場必須有競爭性和效率。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通常是國際市場競爭壓力下的征兆。本國市場的競爭與市場本身的快速成熟，將使業者把注意力轉移到國際市場。如果國內市場結構具有這種形態，保護行為是不至於阻礙創新和發展的。
保護本國的重要企業，很少能轉換成真正的競爭優勢。在缺少競爭的情況下，被保護的產業將不可能在國際市場脫穎而出。日本和韓國的保護政策能夠奏效是因為產業處於發展階段，而且國內競爭相當激烈。這兩個國家的保護產業能產生競爭優勢，理由都是國內具有激烈競爭的市場結構。日本的汽車、鋼鐵、機床、電子等產業便是證明。令人覺得諷刺的是，通產省因為追求規模經濟和避免過度競爭，試圖對一些重要產業設計進入障礙，日本企業能幸運避開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傷害，是因為它們拒絕依照通產省的指示行事。36在韓國，所有重要的出口產業如果不是群雄逐鹿，至少也有四大集團的參與。它們之間激烈的戰斗帶動了快速的創新，以及在海外市場的成功。
2.國內必須具備有利的鑽石體系。當本國缺少適當的需求條件、充沛而專業性的生產要素，以及其他鼓勵持續優勢的條件時，產業通常無法在國際上和他國競爭。
3.保護措施必須要有限度。保護是一種令人無法自拔的毒品，它通常也帶來政治的借據，並限制了本國的企業活動，使得本國企業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市場。
在韓國和日本，因保護而成功的產業往往最後還是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企業把注意力放在構築防止外商進入本國市場的壁壘上，這個舉動削弱了它們在創新方面的爆發力。以建築設備業為例，在保護政策下，小松的產品質量不佳，生產效率也差，但仍在日本市場穩若泰山。但是當卡特彼勒與三菱合作，進軍日本建築機械市場時，新的局勢變化使得小松進入密集創新和發展的努力階段，後來終於使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一員。37
保護成長非良策 如果市場從低層次領域開始開放，而且逐步調整保護過程，這將有助於產業的發展。以日本為例，機床產品進口限制的解除，是從最簡單的手工操作型逐步進展到數字控制機型的。這種做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靠本國市場的鑽石體系其他功能的不斷發展。
前文曾提過，保護政策若要能放能收，政府的穩定和獨立運作能力很重要。在許多國家，“暫時性保護”往往是名不副實，而且很少有企業能借由保護而達到產業成型的。重要的是，成功產業一旦喪失競爭力，往往很少能卷土重來。還不太壞的結果是，產業逐漸退到最具持續力的核心部分。
以保障成長空間為名要求保護，可能不是產業衰退的主要理由（產業衰退是鑽石體系運作有問題），但是保護會延緩（而非激勵）產業建構競爭優勢的過程。它會使企業停在原本就缺乏競爭優勢的產業環節，延後因為外在沖擊而產生的競爭優勢。當企業得知在政府幫助下可以避免改善時，基本上企業是厭惡改善的。然而，保護政策並非恩澤廣被的德政，當企業面臨破產或嚴重衰退而需要援助時，政府常常是袖手旁觀的。
盡管保護政策預定的期限已到，其通常也會以公開或化明為暗的形勢持續進行。美國汽車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直到今天，美國的汽車業依然缺乏實質的競爭優勢，是因為日本對手的“手下留情”才得以生存。很不幸地，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正面臨相同的命運，在這個產業中，先是出現管制進口的市場協定，其次是由政府補貼、產業共同研發生產技術組織的成型。近年來，企業間進一步發展生產內存的國際性集團，並努力使這種組織不受《反托拉斯法》的規范。日本在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通產省發展出數十個重組式或隱性的卡特爾，但是它們當中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很少。
應該如何合作 在避免重復投資或提高經濟規模的前提下，企業之間以各種形式進行共同投資而提高競爭力的風氣正在流行。其中，有些合作計劃確實會帶來好處，不過大多數卻不是這麼回事。競爭者之間的直接合作，通常會傷害彼此長遠的競爭優勢。因為這種做法會減少成就動機、削弱競爭力，最後使進步速度緩慢下來；它也會降低企業尋求不同做法的興趣，產生尋求保護的心態。直接合作不僅是一種危險政策，也是錯誤的戰略（見第2、第11章）。主要競爭企業之間的共同生產也會產生上述的惡果，因此同樣應該禁止。
在某些情況下，企業之間通過具體的第三者進行間接合作，是有助於競爭優勢的。像前面提過，通過獨立性的機構進行合作研發是可行的。利用行業協會成立培訓中心、發展專業性基礎設施，或援助大學作研究以創造生產要素，也將使產業獲益。如果合作研究計劃是經由獨立機構進行，將制造大多數企業的參與機會。同理，商展或對海外市場的促銷活動，也能產生產業動員的效果。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家的行業協會，在商展和市場開發方面都很有效率。合作計劃的最佳組合是由中立者推動進行，具有詳細的規劃和進程，並廣泛吸納不同動機的業者參與，而參與企業無論在生產過程、價格和其他戰略上，仍要面對同業間的激烈競爭。
最後，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縱向合作，只要沒有排他行為，是有助於國家競爭優勢的。縱向合作具有帶動整合創新過程的效果。共同生產正好相反，因為限制了合作雙方在投資和工藝流程上的能力，使彼此的競爭方式倒退，最後對整個產業競爭優勢造成傷害。
注入新血液
新企業的加入是提升經濟、帶動競爭優勢的因素之一。新的競爭者會使用新技術、找尋新的產業環節、供應新的零件材料或提供特別的服務。由核心產業發展到相關產業的多元化經營會帶來新的資源和技能，使產業競爭綻放出創新的火花。對國家的鑽石體系和產業集群的相互強化而言，新企業的加入是非常重要的。
新企業的加入不僅對經濟發展很重要，也會減少可能傷害經濟進步的危險。新企業的加入會提高生產率，因此可以協助處於成熟期的產業釋出多余的勞動力和工作機會。如果新企業加入情形不踴躍，缺少新的工作機會，工會和員工往往會騷動不安。同樣，在勞動力充沛、薪資上漲壓力不大的情況下，企業對投資改善勞動技術和提高生產率的興趣也不大。如此一來，政府將被迫使用一些有害的政策—為保障工作機會的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競爭的優勢。結果，企業缺乏向全球投資的興趣，大量補助金將流入有危機的產業部門、成熟型產業更開始不斷尋求排除國外競爭者的保護政策。
前面提過，政府是通過目標管理間接地影響新企業的加入。企業活動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冒險的意願。冒險不僅是成功的獎賞條件，也是面對失敗的一種態度。美國和意大利的企業家因為不把失敗看成恥辱而勇往直前，德國、瑞士、英國、新加坡等國家則把失敗看成是一大災難。所以，政府應該在培養國民的冒險態度上，扮演局部而且長期性的角色。
新企業需要競爭空間才能茁壯成長，而政府更得取消對成熟企業的相關保護，進入門檻也必須比業者間的合並標准更低才行。
點子是形成新企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政府在各種技術學校、大學和研究所的持續投資，以及學校和研究機構在創意上的努力，都是培養新企業和新產業的重要力量。政府對大學教授的研究活動或專利權的管理方式上，更不應該反其道而行。以日本為例，大學教授要進行研究活動比其他國家麻煩，師生因研究成果而自行創業的情況更是少見。
形成新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資本。政府為風險性投資所准備的基金，或是對新企業的補貼，通常效果不大。官僚體系加上缺乏正確的規劃選擇能力，更會導致錯誤的選擇。比較好的做法是通過減稅鼓勵長期的資本利得，進而帶動風險性投資活動。不過，有風險性基金並不意味著新企業必然成功，這還得看鑽石體系的其他關鍵要素是否處於有利狀態。
最後，政府政策必須對新企業的動向有強烈的敏感度。因為一般新企業的規模較小，當相關規范和條件過嚴時，小企業遭遇的障礙也比較多。因此，政府在如何制定阻力最小的規范，或在基礎設施發展上進行協助，將是比較適當的做法。
正面的貿易政策
對國家整體來說，除非企業能夠打入國外市場，否則將很難完全展現它的競爭優勢，所以政府的任務就是積極協助企業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換言之，貿易政策並不是抱怨聲中的被動行為，或是擁有政治力量產業的意願，它應該是尋求國家競爭優勢的市場開放活動。同樣，談判不應該夾帶歷史仇恨或袒護競爭力有問題的產業，而應對現實環境和產業問題作平衡的處理。
貿易政策目標不應該片面保護本國產業，而應開放市場並取消不公平措施，政府干預的標准應該參考其他類似國家的貿易限制做法。如果本國企業在財務能力上比不上外國對手，未必可構成貿易保護理由，因為本國企業競爭力不足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創新與活力，而非不公平的國際競爭所造成的。
碰到這種情形，政府所開的藥方應該是集中力氣消除原本的貿易壁壘，而非直接規范進出口活動。人為的市場秩序或自動設限的卡特爾效應，通常風險高、缺乏效率，而且造成消費者采購成本的大幅增加。38政府捨棄促進產業加速創新的事不做，反而對缺乏效率的企業進行市場保障，或對其他進出口提出特定數量管制的做法，是不明智且會帶來負面效果的。
反傾銷是個危險的做法。美國反傾銷的行動越來越多，只會鈍化競爭價格、保護缺乏效率的企業。政府要實施反傾銷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在競爭對手持續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進行市場競爭時。
在一些發達國家，對個別市場進行限量管制的“管制型貿易”做法正在流行。日本的高額出口和低量進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管制型貿易是一種卡特爾式的貿易，它會減緩產業和經濟發展的步調。日本目前的進口壓力正在快速增加，而且通過其他渠道而產生的進口壓力，也高於政府能管制的程度。
關稅補貼會傷害到進口商，但是它的傷害程度比限量進口低一些。像本國競爭已經國際化，但仍禁止對手國企業在本國投資設廠或並購，其目的在於防止競爭國企業將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帶入規范較少的本國市場。
然而，這些不公平的貿易做法都會遭到反擊。事實上，要准確掌握某種政策究竟會降低企業創新和出口的意願，還是避免本國客戶遭到暫時性傷害，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此，這些做法的掌握尺寸，不應該看它在短時間內有多少效果，而是看它能改革和調整的速度有多快。每種做法都應該有個時間表，以減少實施過程中因政治的介入而使得“暫時”成為“永久”的問題。
要在復雜的國際貿易中進行成功的貿易談判，本國的談判代表不但必須是一流人才，而且必須對討論內容有充分的了解。在美國對日本和韓國的貿易談判中，日本、韓國往往是精英盡出，而美國代表幾乎每兩年一換；而且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談判代表，往往具有對行政首長直接匯報的權限。另外，貿易法案也應該為本國談判代表提供最大的談判空間。在任何貿易談判中，允許對手進入本國市場往往是談判的焦點所在，因此必須靈活、選擇性運用這項籌碼。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現況來說，能不能在談判中有所收獲，往往和國家的施政成績有關。
外商投資的問題
長期以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處理外商在本國的投資事務，它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本國產業的發展。由於外商投資可以成為提升本國經濟生產力過程中重要的部分，同時也帶動本國競爭的全球化腳步，所以對此需要有全球化戰略的考慮。外商投資涉及本國企業所有權的轉移，因而與政府政策有關。當企業是以本國為發展基地時，它的國籍與經濟發展與否關系不大。39如果外商投資是以設廠或並購本國企業等形態出現，目標又是本國市場或生產加工，那就意味著外商在這個產業中的競爭優勢高於本國企業，同時也具有刺激本國業者改善、帶動競爭效率等提高國家生產率的效果。
發達國家對外商投資的干預，應該在下列兩種情況下進行。第一種是外商投資可能傷害到本國市場的良性競爭，例如外國競爭者並購本國的領導企業。第二種是外商在保護自己市場的同時，還想單方面進入他國國內市場，形成國際法上的不公平貿易。當貿易行為被扭曲時，限制外商投資不僅是一種處分，也將使他們回頭解決自己國家的貿易壁壘，產生良性的互動結果。
限制外商在本國投資是毫無理由的，因為大量的外商投資也會帶來重要的商業信息。外商投資要產生絕對的負面效果，其前提是本國企業已完全沒有競爭能力，任由外商支配。英國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有大量的外商來此投資，只是這些投資絕大多數都是初級加工和裝配作業，所提供的薪資也較低廉。這類就業機會對英國經濟雖有幫助，但也顯示出英國經濟已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只是程度上不如英國這麼嚴重而已。
在競爭優勢上的問題是不能靠外商投資來解決的。政府對外商投資的干預雖然應該審慎面對，以免妨礙生產率的提升，但是如果國內市場由外商充斥，就意味著本國產業政策應該加強新產業的培養能力。
政策與競爭優勢發展階段的關系
政府的產業政策，應該隨國家處於哪個競爭優勢階段而進行調整，亦即任何時間的任何政策，都應該與現階段的產業競爭優勢相互輝映和互動。
深入的階段
政府在國家競爭優勢上，影響最直接也最大的是生產要素導向和投資導向這兩個階段。政府握有資金、補貼、暫時性保護等政策工具，在這兩個階段的國家競爭優勢上，能發揮的作用也最大。在產業發展初期，政府在生產要素的創造上必須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它應該鼓勵儲蓄或對外舉債以積累資本、提升教育和基礎設施，以期為本國奠定發展技術的基礎。
政府在這個階段的角色很重要，它要做的事包括：如何分配有限的資金給選擇性的產業，通過公開或暗示的保障與協助鼓勵企業發揚冒險精神，刺激或影響企業采購外國技術，運用暫時性保護以培養本地的競爭優勢，以及建立現代化的設備。日本和韓國的情形也顯示，這個階段的政府應該多用挑戰和規勸的方式，引導企業進行發展。產業發展初期，貨幣貶值與匯率干預，對於依賴價格競爭而打入國外市場的企業也有幫助。在整個階段中，政府是推動前進的最主要力量，但是除非能夠展開本地競爭，企業和個人都支持投資活動，政府的努力才有所幫助。
角色淡出的時刻
然而，當國家希望從早期的投資導向階段進入創新導向階段時，企業必須成為發展動力的主角。它們必須自行決定想要發展的新產業，而且有足夠的自由走向全球化。原本各自獨立運作的企業和教育機構，此時必須在創造生產要素上投下更多的力量。此外，開放的資本市場和獨立競爭的銀行體系也必須成為資本調度的主角，以確保資本能廣泛並有效率地流向有潛力的產業部門。
在此階段，政府必須快速淡出，或頂多扮演間接性的角色。早先的有效政策工具此時不但沒有幫助，甚至可能妨礙生產力的發展，例如貨幣貶值會限制發展，對企業暫時性的保護只會使已經茁壯的企業產生更多的依賴。此時產業界需要的生產要素是高度專業性的，如果中央對教育和研發等領域持續嚴密監控，將使這些生產要素無法發揮，同時也無法協助及滿足地方性的需求。
在創新導向階段，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創造企業持續創新和保持動力的環境。它的角色必須從演員、決策者，轉為拉拉隊、信息發布人和障礙排除者，在此一階段，政府最重要的影響力在於創造高級的生產要素、提升需求質量，例如設定嚴格的產品標准，並提高健康保險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水平，使經濟權力分散化，保障競爭並不斷提供市場信息。原本可能無足輕重的反托拉斯動作，隨著國內競爭者的持續壯大，開始顯示其重要性。
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上的成功，也會加速淘汰政府在早先階段的政策工具。企業想要打入國外市場，最終還是需要本國市場的相對開放，如此一來，原本保護本國企業的政策自然就不合時宜了。企業具有國際公民角色時，它對本國一些條件同樣會產生新的標准。當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時，它們受國內總體經濟因素的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小，對政府的聲音也越發不理不睬了。最後，產業間相互依賴所構築出的復雜又縱深的經濟體，將完全捨棄早先微觀管理的成功經驗。
除非政府的產業政策隨時配合國家發展步調，否則將會延誤產業的發展。很多國家的政府違反了這個原則，主要原因是政府不願意放棄權力或對產業的影響力。此外，政府也不了解當企業開始尋求高級競爭優勢時，原先的成功政策反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保護—貶值—補貼的循環政策，是不容易打破的藩籬。
政府政策必須走在經濟發展的前面，政府在很多方面必然超前大多數企業，並引導它們進步。只是由於企業抗拒調整的慣性態度，政府也面臨很大的壓力。
何謂重點產業
到目前為止，本章廣泛地討論了與產業相關的政策，但是還有一個近年來引起爭議的重要問題：政府應不應該確定重點產業？一般而言，政府確定重點產業發展目標是基於特定產業需要支持和優先發展的考慮，這種做法明顯違反了政府應該是產業環境創造者的角色，並且否定了任何產業或企業都應該有機會發展的概念。然而，日本、韓國和一些國家卻常根據國家經濟計劃而標明優先發展的重點產業。
重點產業絕不是一個單一政策，它必然包含了補貼、選擇性保護、融資等其他政策。雖然政府制定了經濟白皮書，對專業性教育機構進行投資，提升大學研究能力，並支持舉辦商展等活動，不過民間企業所關心的仍是政府的補貼、保護、打破市場細分或企業合並等直接行為。
不論承認與否，每個政府心中都有它的重點產業，因此無可避免地會厚此而薄彼。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的國防科技研究，實質上協助了一些產業。因此，重點產業的討論不在於該不該制定，而在於應該如何制定。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制定重點產業不僅會改變民間企業的競爭誘因，也會扭曲產業所發出的信息。例如，政府可以通過提供資金、提高本地需求等做法，改善預期性的回饋。重點產業也透露出政府對該產業的未來期望，以及支持該產業的信息，因而吸引銀行等民間資金的投入。因此，當政府挑明某項產業是優先發展的重點產業時，其不需要其他動作就已達到吸引民間企業投資的興趣。
重點產業的推動需要許多政策的配合，但是持續性補貼、保護、國內市場競爭降溫和保證采購國產低級品等做法，只會使重點產業無法茁壯成長。所以，不論國內產業正處於何種階段，前述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適當的重點產業，是與業界本身的目標以及國家競爭優勢的發展階段相關的。政府明確表示哪些產業是重點產業的做法本身就帶有風險性，因為政府暗示了將資源分配到重點產業後，將對整體的產業發展帶來好處，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韓國的重點產業計劃，已造成國家資源被幾家大型企業集團所吸納，相對地犧牲掉許多極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型企業。
如果政府要明確提出重點產業，最好是這類產業已具備可以發展出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如果產業本身已有良好的表現自是最佳狀況。一個反面教材是韓國在經濟計劃中明列重點的化工工業，表現一直平平。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化工工業需要高度專業性技術、精致化需求以及知識型的消費者。這類產業的勞資成本比例相對較低，而且國際上已有難對付的競爭企業。面對這些問題，政府的政策工具幾乎幫不上忙。反之，韓國在造船、鋼鐵等重點產業上卻相當成功。這些產業的成敗關鍵在勞資成本和大型新式工廠上，韓國已有能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因此也很順利地勝過設備已過時的歐美競爭對手。如前面所提過的，日本在發展重點產業上的成績也是優劣參半。
如果政府以重點產業扭曲市場上的信息，那麼想要依賴企業投資以建立健康的產業基礎，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會造成政策規劃者在了解潛在的國家競爭優勢時的障礙。由於大多數政府是依賴生產成本或經濟規模來規劃重點產業模型，因此，它們的發展是可以預見的。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個國家緊接著另一個國家向相同的產業、相同價位的市場環節前進，努力設置大型、受資助的工廠，結果造成產能過剩。40重點產業的另一個問題是，計劃一經發動往往難以停止，在利益團體可以出入政治決策過程的國家，這種情形特別顯著。
當國家處於投資導向階段時，重點產業最有希望成功。在政策規劃和執行都得宜的情況下，重點產業會明顯打下競爭優勢的基礎。然而，如果重點產業執行方式過於直接，將會妨礙國家取得創新導向的經濟優勢，原因是不能反映出競爭優勢中的真正關鍵要素。因此，政府的政策應該朝提升產業的需求條件、人力資源和科技專家等間接性的支持活動方向思考。同樣，政府在提升基礎產業的專業人才和技術水平上責無旁貸。當許多評論者還以日本的重點產業發展成功為典范時，事實上，日本的政策早已向間接性支持的角色邁進了。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
本書內容雖然集中在產業發達的國家，但有關理論同樣適合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形態和差異性很大，很難用一個完全或概括性的方式討論。本節介紹的是適合產業初期發展的一般性應用觀念。它們的大前提是，發展中國家本身已具有一些發展基礎，並且正在尋求更進步的狀態。
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最基本任務是脫離生產要素導向的國家競爭優勢（見第10章）。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幾乎千篇一律地依賴天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地方特色和其他破碎不全、容易失去出口能力的產業。由於這些產業對價格非常敏感，國家對匯率和生產成本變動的應變能力也很脆弱，所以當需求更為精致化而資源無法應對經濟發展時，這些產業大多也就停滯不前了。
最後，發展中國家只好在這些產業中競爭，當它們遇到發達國家的保護政策時就一籌莫展。而且當紡織、農業等部門的貿易壁壘撤除時，這些原本應該是發展中國家初期出口產業的主力，往往經不起發達國家的輕輕一擊。41
發展中國家要進步，最艱巨的挑戰是必須讓國家鑽石體系的四個關鍵要素同時跨過門檻，在高級產業中競爭。事實上，本書的理論不只是以生產成本、生產質量、規模經濟等模型為基礎，而且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大膽的挑戰。本書曾一再強調，關鍵要素間彼此要有相互依賴性。因此，只要其中一項無法發展就會限制其他關鍵要素的形成。在發展中國家裡，首要任務應該是創造高級的生產要素，教育、地方上的技術能力、信息化環境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等都是先決條件。日本和韓國就是在投資導向階段加速發展而成功的例子。
發展中國家要進一步發展，還需要建立領先產業和精致化的國內需求。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如日本、意大利、韓國那種由歷史和文化發展出來的需求優勢。前面提過，技術變遷已取代傳統人力和天然資源方面的國家優勢。42
但是在當前的發展中，有兩項變化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第一，如電機、新材料等全新的科技，豐富了產業和產品的面貌。第二，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趨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所以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源問題，帶給發展中國家不少機會。
這裡所談的雖然不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制定政策，但是鑽石體系理論仍有不少值得借鑒之處。這些做法和考慮同樣也適用於地區性的經濟發展行動。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並不適合計劃經濟理論，因為計劃經濟缺少太多鑽石體系的基本條件，它創造專業性生產要素的功能也不足，限制了客戶面對高端需求的壓力。計劃經濟因為缺乏競爭更造成相關產業間無法互動，產業界也缺少流暢的信息和發展的雄心。更重要的是，計劃經濟下的世界，缺乏市場競爭。
計劃經濟會使產業走上標准化的環節和價格競爭模式，使國家的競爭優勢無從表現。它們當中如有例外，也是因為產業本身原本就已存在某些鑽石體系的力量。因此，計劃經濟下的產業如要進步，經濟結構的完善勢在必行。
優先順序
發展中國家要脫離生產要素導向的國家競爭優勢，首先要做的就是選擇。由於資源條件的限制，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它們的力量尤其應該集中在創造生產要素上。一般性的生產要素雖然是發展高級生產要素的先決條件，但是無法提供現代化國際競爭中的優勢。
有一派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從進口替代品開始，這需要建立如鋼鐵、化工等核心產業。支持這種論點的人認為，自由化的匯率可以使本國采購先進設備，為產業發展過程提供所需的技術。
鑽石體系理論則持不同的看法。43進口替代理論會引導國家發展吸引力不大或沒有多少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保護主義雖然能保證本國市場的競爭力，但會使本國企業缺乏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不完善的產業處境相對也會削弱產業面對景氣周期和幣值變動的能力。
以天然資源為基礎的產業戰略，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它的優勢同樣缺乏持久力，也限制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潛力，挪威就是掉入了這種困境。挪威由於水力充沛、發電成本低，加上大量依賴北海石油，因此走上能源密集型產業之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也碰到同樣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出，缺少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反而較具優勢，因為它能避開過度依賴天然資源的誘惑。
產業集群概念是設定產業發展優先順序的最佳模式。國家經濟要成功不能僅靠一兩個孤立的產業，而是要發展出完整的產業集群。一開始，國家就必須標出確實具備某些競爭優勢的生產要素，以及其他潛在或待開發的關鍵要素，這部分在第11章已有明確的介紹。被選出的重點產業，如果關鍵要素確實存在的話，那麼進口替代將會成功。不過政府接下來該做的事是趕快提升這些產業的初級生產要素競爭優勢。
以這些產業做基礎，國家要做的下一步是刺激產業的上下游和相關產業；教育、研究和基層建設的投資，也應集中在與產業集群有關的部分；本土企業開始朝國際化發展，並以取得技術、技能及直接進入國外市場為目標。
除了由生產要素導向產業建立外圍的產業集群，政府還必須注意同步發展市場需求的重要性。政府和本地企業應該標明具有需求條件的產業或產業環節，尤其注重客戶比較挑剔或有特殊性的本地需求。以新加坡為例，最適合當地發展的是熱帶地區使用的產品，以及修船和補給等相關產品或服務，這些通常是其他國家企業最容易忽略的環節。本國企業的進入障礙減少了，自然容易建立更廣闊的國際領域。另一個例子是，一般發達國家很少重視發展中國家需求的低質量燃料設備或家庭五金等產品，這也給了發展中國家機會。44憑借提升本國市場需求以打入先進國外市場是件艱巨的任務，也很容易出現擴張的限制性。
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政府多麼用心，它都不可能在設定產業發展優先順序的同時，做到良好的評估分析；官僚體系結構和政治壓力，終究會使它處於無法客觀評斷及選擇的不利地位。
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
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究竟應該扶植本土企業，還是鼓勵海外跨國企業在本地投資？跨國企業有它迷人的吸引力，它可以快速創造就業機會、引進技術資源、培訓本地人才，也可以避免本地有限資金的使用風險。愛爾蘭和新加坡在吸引跨國公司上就很成功，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也有快速的經濟成長表現，不過自80年代起則出現一些問題。45
在經濟發展過程的初期階段，跨國公司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過，一個國家想要從先進產業發展中產生國家競爭優勢，絕不能只靠外商的經濟活力。外商在當地的國家價值鏈中的經濟活動，往往是本身全球化戰略的一部分（見第2章），它們的投資著眼點在於打開當地市場或基於生產成本考慮，並不是為了提升當地的國家競爭實力。
雖然外商當中不乏持續在本地投資或發展的情形，但很少有國家能成為跨國企業核心研究發展或精密零配件的生產中心，這一類型的部門通常是設在跨國公司的母國，或是市場誘惑力足以使外商作出重大讓步，或需求條件有利於創新的國家。此外，這些子公司也無法協助當地培訓出口和管理人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戰略如果以跨國公司為主力，可能會使本國經濟一直停留在生產要素導向階段。如果完全依賴跨國企業，這個國家不可能成為任何產業生根落腳之地。當本地工資太高，或生產成本巨變時，跨國企業將選擇新的地點。跨國企業雖然能使本國經濟快速進步，但無法持久；跨國企業就像經濟發展的緊箍咒，令高級形態的競爭優勢無法出現。
和引進的跨國企業相比，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比較慢，風險也較高。不過，如日本和韓國經驗顯示，本土企業一旦成功地站起來，國家經濟將開始脫離生產要素導向階段，進而創造高級而專業性的生產要素。當第4章所描述的情況出現時，本地企業將把國家競爭力提升到初級生產要素之上。在這段過程中，如果政府不作太多的干預，本土企業將發展出自己的全球化戰略，並能持續競爭優勢和發展。最後，隨著成本過高的生產活動移到海外進行的腳步，國家生產力也繼續提升。
因此，在國家發展的經濟戰略中，外資應該只是因素之一，而且必須隨時調整。當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時，重心應該轉移到本土企業身上。新加坡和愛爾蘭的調整發展重心行動太少也太慢，對本土企業的發展也缺乏足夠的耐心。
當本地企業在某些產業或產業部門發展出競爭優勢時，政府應該爭取外商加入。此時，外商的角色是促成產業集群的種子。它們可以扮演國內市場中的挑剔型客戶，刺激本地企業進入相關產業或朝新的產業環節發展。不過，引進的外商數目必須很多以形成競爭局面，並將競爭的效果擴散到國內產業界，以提升支持性相關產業的水平。政府也應該鼓勵本地企業學習外商在相關產業中的運作模式。這不僅是為了產生進口替代效果，更可促使本國企業成為國際級的競爭者。可惜的是，發展中國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除非它能從人力資源、技術、科技水平和支持高級競爭優勢的基礎設施等方面多管齊下，才能使發展效應同時產生。
如果跨國公司進入本國投資，不只考慮初級生產要素，政府應該對這一類的外商多加鼓勵。反過來說，如果只以廉價勞動力成本為考慮因素，這類跨國公司的投資穩定性並不高。發展中國家必須意識到，如果本國是整個區域或特定產業環節的生產和營銷中心，外商的投資意願會更強。經由這種投資，該國也將成為跨國公司的准“基地”。
定位與轉型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企業的另一個選擇難題是：究竟應該成為外國客戶的半成品加工基地，還是發展自己的全球化戰略？盡管大多數國家采取雙管齊下的戰略，但運用程度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以韓國的政策為例，它基本上是鼓勵企業朝自己的全球化戰略努力。韓國企業雖然仍以廉價勞動力成本見長，但是幾家龍頭級企業集團，莫不試圖創造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發展海外營銷組織，甚至在海外設廠。中國台灣的情形剛好相反，台灣企業是循半成品加工的路線發展，許多台灣產品出口時並沒有自己的品牌。
要使本國從初級生產要素提升到具有持久力的競爭優勢，成為全球競爭者的做法是比較理想的途徑。全球化戰略不僅會創造競爭優勢的新資源，還能使自身脫離聽命於海外客戶的被動狀態。在這方面，台灣企業除非能更積極大膽地修正戰略，否則企業的發展終將受到限制。
政府角色
許多討論到國家競爭優勢的觀點，都對政府賦予了極重要的角色，不過在本書研究的10個國家當中，結果並不支持這樣的觀點。國家競爭優勢是各種條件交織成競爭優勢關鍵要素的作用。政府在影響“鑽石體系”上雖然扮演重要角色，但並非絕對的。只有在各項關鍵要素都已齊備的情況下，政府的影響力才會成功顯現。
在提升國家優勢上，政府最適當的角色正好與一般的看法相反。很多人認為政府應該是產業的幫手或支持者，但是像補貼、鼓勵企業並購、支持企業高層次的合作、保證國家采購機會，或人為地貨幣貶值等“協助”行為，只會傷害本國的企業。這種類型的政策意味著企業將錯失創造持續競爭優勢的契機，也將減緩經濟發展的速度。政府若給予太多的協助，也會造成企業如果沒有政府的承諾，就不敢投資和承擔風險，並拼命提出更多的保護需求。
什麼是真正的協助
政府最適當的角色是推動者和挑戰者。在國家競爭優勢的創造過程中，它應該站在與企業對立、形成企業壓力的角色；這是習慣提供甜頭的政府常常忽略的。政府的角色應該引導和充實“鑽石體系”的力量，並協助關鍵要素的發展。盡管健康的政府政策會給業界帶來強大的競爭壓力和不舒服感，但它的目的是努力支持產業創造生產要素，這也是國家尋求競爭優勢必要的工具。政府的適當角色是鼓勵（甚至催促）企業提高它們的自我期許，並通過可能不確定或不愉快的過程，向更高層次的競爭努力。
從最廣義的層面來看，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扮演信息提供者，這樣企業才能找出發展優先順序和察覺將面臨的挑戰，並且展開競爭准備。政府在界定國家重要課題和改變產業態度上，舞台是很寬廣的。像日本政府便不斷通過宣傳和各項運動，提高全國人民對質量的重視，扭轉日本貨是廉價品的刻板印象。在日本政府的質量運動中，“戴明獎”是最有名的。這個擁有無上榮耀的獎，告訴日本企業競爭成功所需要的條件。
德國、日本、韓國等產業出現困難或經濟發生問題的國家，常以建立追求經濟成功的共識為要務。長期享受繁榮的英、美等國家，卻將競爭的威脅與挑戰解釋成外來的不公平競爭，完全缺乏自省與著手解決問題的行動。這也顯示出，當國家面對競爭時，領導人有責任扮演創造和解釋國家發展優先順序的角色。
要影響國家競爭優勢，政府最有力的工具是創造高級生產要素、鼓勵國內競爭、調整國家發展的優先順序、影響精致型需求的漸進動作、刺激新企業加入競爭、提高生產成本以創造升級壓力等。但許多政府往往忽略這些政策的重要性，反而強調補貼、保護、總體經濟操控等特效藥，這些特效藥不僅照顧層面少，甚至還有破壞生產力的傾向。當國家在產業發展共識還不強烈時，有效但費時的產業政策往往會激起利益糾結的政商的強力反彈。
合作不一定是力量的相加
當前一個危險趨勢是，許多人認為只要政府和企業（甚至不同國家的企業）彼此間充分合作，就可以創造企業和產業雙贏的局面。然而，只要合作超過一定程度，各國產業就沒有真正的贏家。
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時也必須認清，“鑽石體系”是一個使各種產業政策在很多領域中相互依賴的系統。當它們彼此之間的相關性低時，經濟發展將受到限制，進步與否則系於各個關鍵要素的表現。同時，若事前考慮不夠周詳，針對國家環境某一點進行改善的政策將會不自覺地牽扯出另一個問題。例如，如果人力資源不足而企業又以短線形態經營，激烈的國內競爭只會造成企業向外求助。
若以國家競爭優勢為考慮，那麼不應該過分強調和重視政府的角色，如果政府的角色太重，會導致經濟向政治靠攏，企業將因退縮不前而失能。政府也必須認清哪些領域才是它可以合法運用影響力、創造繁榮經濟的地方，這些領域與當前熱門的政策課題是有很大出入的。
國家競爭優勢並不是一個零和游戲。甲國企業的成功不會必然地建立在壓倒乙國的表現上面。如果我們從生產成本、規模經濟等狹隘的國家競爭優勢角度來思考，確實很容易掉落到“你死我活”的陷阱裡。46事實上，競爭優勢由一系列更復雜的力量主導著，持續競爭優勢的基本原因是改善和創新。整個世界經濟的繁榮，系於發達國家的快速創新；除了一方面創造新產品外，另一方面也把相對簡單的生產工作交給發展中國家。如果“你死我活”的態度導致補貼、保護和貿易壁壘，最後形成發展動力不足、減緩創新速度，結果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