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百年驛站 隨風飄浮的種子
    我的外婆曾告訴我,外公是顆不安定的種子;有時掉落土裡,長出了根,就成了大樹;有時隨風飄揚,去了連自己都忘記來路的地方,就此歸落天涯。

    外公生於一九○五年,日本明治時代後期。“二二八”事件,是他人生的分水嶺。之前,他以生為中國人為榮,之後以中國人為恥;之前,他的生命充滿了勇氣,之後他活於恐懼之中。“二二八”事件時,他才四十三歲,但事件闖入了他的生命,徹底改變了我的外公,也等於提早結束了他的人生。愛發議論的他,從此不言不語;呼朋引伴的他,落寞晚年。連斷氣的那一刻,都是孤伶一人,沒有親人相伴,頭點下,合眼,終結一個不幸時代知識分子的一生。

    外公的家世太好,以致他過度浪漫,不知世道險惡。台中自由路的老家,連樓梯木作都是福州師傅講究打造的。外婆常感慨,他一生沒有錢的概念,甚至忘卻自己有妻小這回事。

    一九○五年出生的孩子,長到十五歲,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他先依父親指示,表面上買了船票到日本進修,沒多久即想盡辦法從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國修讀中文學校。我的外公,正如同一個時代的賴和、楊逵2,不甘屈身於日本殖民地下當二等公民。二十歲的他,不僅毫不遲疑地投身祖國,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他富有的鹽商爸爸,知曉此事,發一份假訃聞電報,內容簡單無比:“爸爸死了,回家奔喪。”外公匆忙收拾行李,邊搭著船邊哭著下跪,望向台中故鄉的方位。直到抵達基隆碼頭,見到來接他的長工,才知曉這是父親制造的騙局。

    我與外公並不親,他在我四歲時,一人孤獨地坐在椅子上,氣絕身亡。從“二二八”發生,蔣介石派廿一師至台開始屠殺,外公避躲南投山區。至身亡斷氣,時間約莫長達十四年。這十四年裡,他最好的朋友楊逵入獄火燒島;他最疼愛的七弟,因著他的關系,擔任謝雪紅秘書,不過二十一歲的男孩,永別了父母家鄉,逃至大陸,終身音訊渺茫。外公躲過了一時屠殺浩劫,卻躲不過終生的自責與悲愴。晚年的外公夜裡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時則像發了瘋,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過心靈的煎熬,經常大賭,賭到家裡數十萬現金,只剩不到一萬。

    我的外婆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她無法理解大時代的殘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間崩落,人生第一次憤怒地高聲責罵不負責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罵聲中肺病發作,吐了滿身的血,血噴滿地,染紅了這個家庭從此不祥之路。自此外公一個人住在客廳隔出的小屋裡,美其名曰避免傳染家人,實則是整個家對他的回避。

    在一個占地兩百坪3的日本式大宅子裡,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發生。接著我出生、搖搖擺擺地站起來;年幼開始有記憶之事,便是外公彎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時候,外公幫我取了一個原名“陳文雪”,我弟弟出生時也是他取名“陳文逵”,一個紀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謝雪紅,一個紀念他坐牢的好友楊逵。我的媽媽雖是外公最疼愛的女兒,卻因從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名車上學,沒一丁點父親左派的遺傳;嫌棄“文雪”像“菜市場”的俗名,便從翻譯的外國小說《小婦人》裡找了一個“茜”字;可惜此字看起來雖然時髦,但真念對的人少極。小時候,老師總念錯我的名字,成了“陳文西”,更土!

    外公雖過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裡。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書桌上寫功課,磨老硯台;或躲桌腳下,啃讀張愛玲的小說。有時會聽到關於外公的閒言閒語,外婆從不說清。阿姨們曾說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兒,“誰嫁給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給豬吃了。”但外婆又說,他像神經病,老愛秀沒人聽得懂的上海腔國語。在我家收藏古董的和室空間裡,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裡裝著來自大陸的銀制小盤、貝殼小魚、銅器古董,還有小時候我無法分辨好壞的卷軸國畫。外公獨占的書房有中文書籍,中文雜志;牆上掛著一幅李石樵的人像畫,現在若留著,大概值數千萬吧。外婆說,李石樵每喊窮,外公就買他一張畫,來家裡的客人誰喜歡了,就送誰。

    楊逵晚年遇著我,聽說我是何集璧的外孫女,高興地抓著我的手,說當年外公與朋友創辦台灣第一本文學雜志《台灣文藝》時,外公力排眾議堅持非找楊逵當總編輯不可;外公為此特地上山找著了砍柴的楊逵。楊逵說,沒有我的外公,就沒有《送報夫》這些小說的發表。

    外公好友中,還有一位著名的醫師作家賴和。他們共同在《台灣文藝》發表文章,外公天賦稍差,只寫隨筆,筆名“何光天”。我說外公文筆不夠好,少了朋友們的文采,楊逵卻替外公開脫,說他中、日文兼著學,壞了底子。

    外公死了之後,我們家便無人從政。這是一個嘗盡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歲參加黨外運動。疼愛我的二舅從美國飛回來怒責我,問我要走上外公的後路嗎?我陸續辭去律師事務所及《中國時報》主編工作,為林義雄太太等助選,一毛錢收入都沒有。母親痛責我,我回答她,“錢不重要”;結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每夾一道菜,媽媽就諷刺,“你不是說錢不重要嗎?若不是錢,這些食物從哪裡來?”第二天,媽媽上班,我找來搬運公司,收拾私人衣物,離開我與母親僅緣分不到五年的家;從此將近半年,斷絕母女關系。直至媽媽找了我的好同學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個十坪大的小套房,媽媽大哭,只說:“我不是趕你走,我只恨你為什麼參加黨外,你不怕被關,像你外公一樣毀了你的一生嗎?”

    一九八六年我出國讀書,全家從此才松了口氣;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國從政,台灣已走上民主之路,再也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業的代價;我的家人才與我和解,然後漸漸以我為榮。

    在外公的家長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尋的答案。我博士論文原主題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殺,從“二二八”、南京大屠殺、左宗棠屠城、納粹大屠殺,接著以色列殺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從恨開始,卻在寬恕中結束。當我閱讀越多歷史時,我發現屠殺是一個多麼容易不斷循環的悲劇;屠殺是歷史上國族統治者為統治利益創造殺人借口的手段,歷史上層出不窮,根本無關族群。

    我在外公所遺留的人生悲劇中,從此竟與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願步他後塵,從一個民族主義,逃向另一個族群主義。

    於是,瞬間,我竟成了另一顆無法落根的種子。

    一九九六年年底施明德主張“族群大和解”,民進黨基層群情嘩然。我並非權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電視台錄影時才被邱復生告知此事,邱還問我:“施明德是不是瘋了?”我笑一笑,沒回答。接著上了張雅琴主持的《TVBS晚間新聞》接受專訪,我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令民進黨群眾難以置信的話,“我支持大和解;不可能永遠一群人恨著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殺是蔣介石及其部隊的責任,不是外省人的責任。”

    我含著淚說著以上的話,腦海裡想著我那孤獨彎曲的外公身影。

    是的,我親愛的外公,我身上流著你的血液。你的偉大與你的潦倒,你的時代與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無法還給你具備尊嚴的晚年,但我同時願意繼承你獨特的熱情、慷慨與勇氣;我相信,愈愛你的人,了解時代愈深,也愈願意寬恕這一切。

    外公過世後,我常常一個人在台中大院裡轉來轉去,日本式的木條柵欄擋不住不幸一點一滴地侵蝕這個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種下仙人掌,蒼勁依舊,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論他的軀殼還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夾竹桃,被二舅在某個暑假狠狠砍了;他說這是一棵含毒的樹;好像說著外公正巧碰上的時代。他的人生種子落在明治後期,“二戰”期間,中國與全球的革命風潮改變了所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在人類時代的劇本裡,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飄浮的種子,沒有早一步,也無法晚一步,剛巧遇上了往前往後都沒有退路的台灣人命運,除非他願意出賣自己。

    “二二八”時,他等於已經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著,在一切的棄絕中,祖國、家庭、身份、情感??所有的棄絕皆發生後,他的軀體棄絕了他。他死的時候五十七歲,只比現在的我大四歲。

    外公悲愴的晚年,給了我從政時期奇特的啟示。當我覺得為了權力或生存已不忠於自己的心時,千萬不要逃,不要投降,無須躲避。該來的,讓它來;該離去時,勇敢地離去;人生不用拖泥帶水。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2賴和(1894?1943),台灣彰化人,原名賴河,台灣著名的民族詩人。

    楊逵(1906?1985),台灣台南人,原名楊貴,台灣著名小說家。——編者注

    3坪,土地或房屋面積單位,1坪約合3.3平方米。——編者注

    不要說我怪,一九三四年我的外公(左)即展現吾家不走常規的模樣,原來我的頑皮與熱血皆遺傳了他。

    我的外公何集璧,年輕時眉宇透露著無比的自信。唯一看得出他日後將走上悲傷之路的,是他感情豐厚的雙唇。

    《台灣文藝》成立大會,外公何集璧被推舉為中部委員。這是台灣文學第一場也是最大的盛會,外公作為代表宣讀大會宣言。(文茜寶藏)

    一九四九年,何家最後一張團圓照;那一年大陸易幟,隔一年我外公的烏日紡織廠被國民黨沒收。何家從歡樂終於走向時代不可逃避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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