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香港作家、攝影師、自由撰稿人，曾任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1975年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後曾旅居北京五年。創作涉獵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範疇。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創世紀詩刊50週年詩歌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香港文學雙年獎等獎項。出版詩集《永夜》、《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等，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攝影集《孤獨的中國》、《我屬貓》等，批評合集《波希米亞中國》。
我覺得中國人現在亟須樹立一種「非功利性的信仰」。就是說，我去做一件事情，不一定會得到實在的好處，但是我還是要去做。
這樣一種非功利性的，也可說是對「理想主義」的信仰。比如，基督教徒在受到迫害的時候，他們還是堅持信教，那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說當我信了教，我可以得到金錢財寶。
另外，基督教不許諾你在現世能得到幸福，這是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的：一方面，你可以覺得它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精神鴉片」；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你即使沒有好的收益的時候，還去堅持你的信念。
所以，我希望同胞們起碼有一種對精神的信仰——即除了物質享受以外，還要有精神的追求。
至於建立信仰的手段，可以有很多。不一定是通過宗教，也可以通過藝術、哲學，總之是你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端正你的生活態度，不要老是存著「心眼」。
我經常碰到的一種心態是：人人都想不勞而獲。因此，他們總是騙人或者被騙。所謂「人心不古」，就是這樣子。
但這也不能怪這些人，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是：你踏踏實實勞動，你得到的收穫反而是很少的，甚至是得不到收穫。
——廖偉棠
廖偉棠的淡定
在香港，若不是心懷信仰，大抵是幹不了文人這一行的。做得了文人的人，讀書多自然不在話下，然為書「毒害」日久，萌生理想主義的「惡之花」，不把好腦筋用在買樓炒股做生意上，卻追求某某價值云云。在香港，你要做文人，又要很有錢，似乎只有一條路可循：去大學當教授。香港的大學教授平均工資竟高達每月十二萬港幣！但是，香港哪裡有那麼多的大學和那麼多的大學教授職位供應呢？即便有職位供應，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大學招聘，必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工資高吸引人，於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全世界各名校之博士生雲集香港，哪裡還輪得到香港本地這些文人呢？
在香港做文人，大不了寫寫專欄、出出著作、拿拿補助，過一個中產的生活而已。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全不成比例。我的一位師長經常跟我說：「我要是花心思賺錢，早成億萬富翁了。」讀書人做成如此寒酸，使我不禁想起辛棄疾的《西江月》：
醉裡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鬆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人在失落的時候，無論心智多麼堅強，終歸是會萌生「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的「咒罵」的。無奈沒人可做知己，只能和一棵松樹「交心」，還不荒涼又荒唐嗎？
幸而我所結識的香港文人，每一個都稱得上樂觀積極。有的光景，在我們內地人看來，甚覺「淒楚」，可香港人習以為常。比如在香港書展上，我見到的主講人，無論多麼名聲顯赫，十之八九都是背著背包形單影隻前來講堂的，完全不像內地某作協、文聯的「文官」，前呼後擁、車接車送、盛宴款待。董啟章的閱讀分享會，他提早了半小時到，來太早了，我便上前自我介紹，跟他聊天，在會場外的人群裡「獨處」了二十分鐘，絲毫沒有彆扭。這一點，我猜想內地做慣了「大爺」的文人，來到香港恐怕是不太適應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香港文人雖然日子過得艱難，但是反而「簡單」。這裡的「簡單」，不作容易解，而是單純之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若還義無反顧地選擇做個文人，便不會摻雜一些與文化無關的觀念。也因此，我深深同意北島的話：「只有在香港做一個詩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詩人。」
被我約來談論「信仰」話題的廖偉棠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說：
因為你在國內做一個詩人，你會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附加值，比如說，可能可以當個文聯主席什麼的，或者得個什麼官方的獎，什麼魯迅文學獎啊之類，你得了那個獎，你在地方上會一帆風順。另外，假如你不接受官方的招安，你也可以受一些商業的招安，照樣會有很多收益。但在香港，不存在這些東西，你只能踏踏實實地寫你的東西。
香港詩人陳智德說：「我覺得我選擇了這個身份，選擇了寫詩，換來的當然包含了一種滿足感，何況我真心相信它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它亦會給我帶來寂寞、非常低的經濟回報。到現在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覺得應該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搞文化的，是不會，也不應該發達的，不像搞金融、搞地產的。我不會羨慕別人，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應該的，心甘情願。我不覺得自己很慘、很卑下，不會！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且還會繼續下去。」
20世紀70年代中，廖偉棠出生在廣東西部農村新興縣，直至13歲時才搬遷到珠海。1997年，他才申請到香港身份證。在廣東的日子，廖偉棠的生活安逸。
前不久，他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專訪裡說，他在珠海的電視台工作時，每天就是坐在辦公室中看書看電視，有時候還抱著一堆光碟待一整天——我想，這是很多內地讀者（包括我自己）共有的經歷。然而，到了香港以後，日子不再如此閒適，他才漸漸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可是，廖偉棠的性格，彷彿是「窮且益堅」，在苦澀中他反而回味出了甘甜。他對「南都」記者言道：
來了香港後我就認識了黃燦然，還有王敏，也都是從內地來香港的詩人，他們給我很多人生的建議。在珠海是很安逸的環境，寫作由閱讀而來，全是間接的經驗，書齋氣。來了香港，香港現實的強大讓你躲無可躲，它無時無刻不發生在你身上。越來越多現實的東西被寫進詩歌，我也蠻高興的，覺得我的詩開闊了很多。黃燦然他們看到，也覺得我進步了。可以說，到香港後我的寫作有進步，就沖這一點，我覺得留在香港是對的。
我認定了我要靠寫作來謀生，我就要什麼文章都能寫，我把自己放得很開，時評、樂評、劇評、影評，什麼評論我都可以寫，只有這樣才能夠靠寫作為生。葉芝死了後，奧登寫了一首詩紀念他：「愛爾蘭把你刺傷成詩。」我很歡迎有什麼東西把我刺傷成詩。中國的現實，讓它去作用在我身上，看有什麼化學作用產生出來，這些都會變成我的詩、我的文章。（見《南方都市報》，2010年9月13日，《廖偉棠：歡迎把我刺傷成詩》，作者：陳曉勤。）
廖偉棠的淡定，就是這種典型香港文人的淡定。他如果不選擇走上文人這條路，生活可以很「好」；只不過，他走上了文人這條路，生活於是變得更「好」了。「南都」記者問廖偉棠：「如果你沒有離開故土的話，你覺得你會變成怎樣的人？」他說：
很有可能變成了「二世祖」。我那個村子很多人都是這樣，因為爸爸在香港賺錢，他們就在家裡賭博、吸毒，這些都是我們村子流行的事。所以，我也有可能會變成這種人，但以我的性格可能不會變成那樣的人，或許會變成縣裡文化館的一個小館員，在圖書館編編縣志等。我會變成一個鄉村知識分子。
香港的吸引力就在這裡，即便你的生活辛苦，然而，她的開放、包容、自由，會使你願意做這筆交易。來到香港以後，廖偉棠在電視台打過工，在攝影樓打過工，在書店做過店員；後來，又與朋友合開「東岸書店」。但是這些工作他都做不長，最終的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寫作，選擇筆耕，播種、發芽、開花、結果——碩果。
試想，假如廖偉棠真的沒有走出農村，沒有來到香港，那麼，就不會有香港青年文學獎詩歌、散文雙冠軍；就不會有香港中文文學獎散文、詩歌、小說三得獎；也就不會有1999年台灣最大的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和2000年「聯合報文學獎」大滿貫得主廖偉棠了——對香港乃至華人文學圈來說，豈不可惜？
某日與幾位老友在杭州一起「飯醉」。聊著聊著，不知何故跑題到廖偉棠的詩。《南方週末》的記者呂明合兄即興給我們背誦起廖偉棠的《仁波切——寫給顏峻》來。詩曰：
我們都是仁波切，人中之寶。/夜行路上我突然高呼你的名字，/不知是否有人回頭。/夜梟、夜雪山、夜霧浮起了青空，/夜裡的夏河隱隱吟唱起來，/我不知其所從來、所以去，/路上猶聞：千古朗聲笑。/急車燈也靜，照亮細雪般人人，/與我們平衡的，是僧房千間，/幽秘的精神卻捻亮了雪中火苗。/我伸手虛空中一探，/路塵中竟然也有獅子吼。/可惜你已經不喝酒、不殺生，/愛你的人只能做一個快活夢。/做也徒然，雖然我們都是仁波切，/不喝酒我可不能為你認證。
我聽著聽著，身上無法克制地汗毛盡立。我好愛這首詩！因為——廖偉棠並沒有虛偽的謙虛。
■ 信仰≠宗教信仰 ■
許：你覺得什麼是信仰呢？跟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兒嗎？
廖：我覺得信仰應該大於宗教信仰吧。其實，信仰就是你對某一種理念可以為之付出很多努力，甚至願意為之付出生命。宗教信仰，反而有時候在中國會變成一種功利性的東西。真正屬於內心深處的信仰是能提升自我的，而且是一種不計得失的東西，不是說你去信它你就能得到好處。甚至，真正的信仰可能還會給你帶來「壞處」，可能會使你受到不好的待遇，但是你還是信它，那個才是真正的信仰。又或者，應該是一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東西，才叫信仰。
許：香港人中有沒有這樣的信仰？
廖：往小裡說，在香港，堅持寫作的人就是有這樣信仰的人。因為在香港，寫作幾乎不能帶給你任何的好處。往大裡說，在香港有一些追求民主價值的人；或者說，為了中國的未來去奮鬥的人，這些人，我覺得就是具備這樣的信仰的人。
許：在香港做文化的話，基本上會很窮，是嗎？
廖：窮也不會，只是說如果你把這些腦筋拿去做別的事情，你肯定會賺更多錢就是了。香港有一點好處是，社會的整個規則還是比較完備的。比如說你在香港做藝術、做文化，你肯定不會餓死。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放棄了、離開了呢？因為他們所花的精力，如果用在做生意上，他們會賺更多，也輕鬆得多，不會這麼累、這麼苦。這其實也是我們說的信仰問題，你選擇信它，你就預備了為它做犧牲。而且慢慢的，犧牲變成了一種「樂趣」，對於某些人來說就是這樣子。你要是現在給我一千萬，讓我養尊處優地去寫作，我可能寫不出來東西。
許：在香港做文化人會像「隱形人」一樣？
廖：不能這麼說。這些年算好了，香港的年輕藝術愛好者多了，可能跟經濟危機有關。以前在香港，只有有錢有勢的人會受到崇拜，會成為別人的偶像；現在多了一些文化人成為別人的偶像。但其實香港文化人對這已經挺習慣了，寵辱不驚。你看梁文道就會知道，是這樣子的。其實這是一個好事，這樣能夠令你更專心地寫你的文章，你是用你的文章來立命的，而不是你的名氣、知名度。內地文化人很容易被那種虛榮、那種媒體的光環衝垮。
許：在香港，有信仰的人要做這麼大的犧牲，那麼，信仰是不是變成了一種帶有「英雄主義」的東西？
廖：也不是英雄主義。不是刻意要去犧牲的，只是客觀上有這樣的結果罷了。做文人，當你去到一個貴族的地位，或者一個富翁的位置，你再去寫，它已經變味了，你的位置決定了你再也不能寫出那種東西了。
許：很多人批評中國人缺乏信仰，說中國人見廟就拜，什麼都信等於什麼都不信，為的只是給自己求好處，充滿功利心，你是怎麼看這種觀點的？
廖：「見廟就拜」是一種尊敬。有人說這是一種功利心，我覺得不是，這是一種仁慈，是對一個民族曾經寄托過的一個價值觀的一種尊重，我還是從正面去理解這一點的。比如說，我們在村子裡走，遇到一個土地廟，會停下來拜一拜（甚至我都有這個習慣，我見到如來佛不會拜，那種大佛我不會拜，但是我見到土地廟我會拜）。我覺得這是一種對普通的、在你身邊的價值觀的尊敬。另外比如說，南方（尤其像香港島上）有很多漁民，漁民的習慣我也很喜歡，他們紀念「天後誕」，會搭台唱戲。天後誕辰，大約是中秋左右，他們每年都會搭個大戲台，用竹子搭一個篷，然後請人來唱戲，一唱三四天，甚至是五天五夜的大戲。村民，以及其他地方來的人都會去看——這是港式的「廟會」。然後呢，一個社區也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某一程度的凝聚，有一種溫馨的感覺，我蠻喜歡的。而且，有一個村子的人，他們會在海邊，向著大海搭一個戲台，唱給人聽也唱給神聽，非常浪漫的。令我想起我小時候的經驗，就像魯迅說的他看社戲，小孩子在那幾天就像做夢一樣，你完全是脫離了你的現實生活，感覺不到你生活在現代的香港，這麼一個摩登大都市，你感覺你又回到了那個漁民傳統裡去了。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在平時，對一個無形之物的尊敬，跟你別有所求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現在很多寺廟裡的財神爺往往比釋迦牟尼香火更盛，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 充滿反思的「信仰史」 ■
許：能否介紹一下你個人的「信仰史」？
廖：我很小的時候，就通過一個香港的親戚得到了《聖經》，當然是那種普及本。於是，我就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到了我中學的時候，我得到了一本「和合本」《聖經》，從那以後我就入迷了，主要是被它的語言迷住了，不是說真的信這些善惡報應啊、創世啊什麼的。我覺得這是一本很偉大的「文學著作」，我把它當文學來看。在《聖經》中我發現了很多東西，比如在《約伯記》裡邊，我找到很多與我喜歡的存在主義的相通之處。於是，我又去找很多當代人寫的神學書看。這時候，我就變成從哲學的角度去看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所以，我由始至終沒有像是一個宗教信仰者那樣去信奉某一個宗教。
但我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比如說我剛來香港的時候，在街頭碰到有些教派的傳教者，他們跟我聊天，我也跟他們聊，我也不躲他們，還讓他們送一門他們的經書給我看。跟他們一聊天，我就發現對這個教派的很多東西，他們還沒我瞭解得多。有時候我跟香港的朋友聊天，他們也是學神學的，跟他們一聊我也發現，他們對神學的認識或者反思，還未必有我多。也許他們看過比我更多的神學書，但由於他們是基督徒，反而制約了他們反思的空間。我十九歲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論裡爾克後期詩作裡的宗教觀》，這篇文章在我來香港以後，被「道風山基督教研究中心」發表在他們的網站上，這篇文章也被很多基督教的網站轉載，他們都不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徒。
許：這是否跟你所受的教育有關？
廖：其實我的情況跟教育倒是沒有關係的。原來在內地的教育底下，我反而挺像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中學的時候就把《聖經》讀了，也看過很多跟宗教有關的書，比如說伊斯蘭教的。當時對宗教很感興趣，基督教看得最多。但是為什麼我最終沒有宗教信仰呢？這是由於我後來的一個認識的轉變——我慢慢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連政府都不信，更何況「神」？但是，同時你又可以說我是一個很有信仰的人，我除了不信天堂，不信一個具體的「神」以外，我信很多東西，人類的很多價值我相信。
其實從對基督教的同情，轉向對新左派、對無政府主義的同情是很自然的。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這個世界的不平等感到不滿，我就是這樣。過去我也看過很多南美的「解放神學」，解放神學就是這樣，他們原來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後來發現要用他們信奉的基督在世界上實行公益，推行到整個南美洲的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游擊戰。所以，很多神父去參加游擊隊，這就是宗教和左翼的結合。我所信奉的左翼其實和梁文道是比較接近的，是跟國內的這種新、舊左派都不太一樣的，是有深刻的反思的左翼，尤其是對自身有反思。就比如說，國內的新左派也反思很多東西：反思自由主義做錯事什麼的、反思一些主流的價值，但它缺乏對自身的反思。如果對自身的反思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自然會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否定了左翼的很多烏托邦的想法，反而變得更踏實。無政府主義的那種虛無和悲觀，反而令他們的思想變得踏實，而不是樂觀所導致的那種烏托邦。
許：你覺得我們中國人過去的信仰是什麼？所謂「過去」，以1949年為界。
廖：我覺得沒有太大變化。1949年對中國人的信仰來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而已，還是對一個能力遠遠超於你的人的信奉。比如說原來是對一個虛無縹緲的神，後來是對一個統治者的信奉。
許：「文革」沒有造成對一些民間信仰的破壞嗎？
廖：原來我也曾經覺得中國人的民間信仰被破壞了，但是你看看這十年來，你會發現那種東西已經深入到最底層的人民的心中。當他們需要一根救命稻草的時候，這根救命稻草，在「文革」過去了以後，它又浮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文革」破壞的信仰是「最大的信仰」，是對理想主義價值信奉的破壞，而不是對實際的宗教信仰的破壞。在「文革」過後，其實人們還殘餘著一些對人性的信仰；但在改革開放以後，那種下海的熱潮其實是另一次對信仰的破壞。兩種對信仰的破壞以後，人們的信仰就只能夠保住宗教信仰了，而且是最低級、最實用的，財神、土地這一類的信仰。底層民眾的思路是：哪個能救他，他就去抓哪個。
許：以前的那種對理想主義的破壞，造成現代人特別虛無，老一輩經過理想主義的人會告訴年輕人：「你們搞的這些東西我們都搞過了，你們再搞，結果就是我那樣，所以你們還是不要去理想主義了。」
廖：打擊最大的就是「文革」，它把很多價值觀都顛覆了：你誠實、你說真話，你會遭到壞的報應，這就是徹底把一個價值觀（包括普通宗教裡的價值觀）都顛覆了。這時候你怎麼辦？好不容易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種正常的價值觀又回來了，好不容易鞏固了十年，一下子又被推翻了。幾次三番下來，剩下來還在信仰理想主義的，或者信仰那種最樸素、最真誠價值觀的人，就越來越少。大家都認為：做好事反而得了壞報，做壞事反而能賺錢陞官。但是那種宗教信仰呢，它不會受這些影響，反而，你的生存境遇越糟糕就越需要，老百姓需要這種東西。
許：所以到現在，你覺得中國人還信仰什麼東西？
廖：你可以通過一切手段來達到你的目的，手段不重要，目的決定論。最後，大家只根據勝利與否來評判你，這是最可怕的。
許：香港人平時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他們的信仰是什麼呢？
廖：香港人的信仰很樸素，跟廣東、福建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家神」的崇拜，主要拜的是祖宗；其次才會拜那些中國傳統宗教裡的神。可能因為廣東人比較實在吧，覺得能保佑自己的，會眷顧你的，首先是你的祖先。廣東的土地神挺多的，這點跟日本挺像，日本也是強調信奉你身邊的神。日本有很多神，各種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神，是一個原始的泛神論思想。但是，日本人同時也信奉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
許：你在香港住了這麼久，在北京也住了這麼久，就你的觀察，你身邊的朋友，在信仰上有什麼不同嗎？有什麼具體的表現？
廖：香港人的話，他們對待宗教信仰的態度我蠻欣賞的，他們蠻隨和的，也不會說強迫哪個節日就要怎麼樣去做，大家比較隨意。比如說像我家，我爸爸他是一個准基督徒，他會掛十字架在他的臥室，他不做禮拜，也沒有受過洗禮，在信和不信之間他傾向於信，因為他也是喜歡讀《聖經》的人，比較之下覺得基督教比較合他的胃口，但他也不是認為信奉了就真的會得救的那種人；我母親是那種傳統的廣州婦女，每月初一、十五她會很虔誠、很準時地給家裡的祖先牌位上香，但平時呢，她也不會念佛什麼的。
■ 北京，一個扭曲夢想的地方 ■
許：那在北京看到的是什麼樣的呢？
廖：在北京看不到，看不到宗教信仰的東西。比如說，我在北京的朋友中，最早是沒有一個人有宗教信仰的；但是，這幾年很多人都信藏傳佛教了，有的是因為流行、有的是很認真的。好多人是去了西藏以後就被感染了，而且覺得像西藏人那樣有一個很虔誠的信仰，可能會活得意義大一點，就不會覺得活著是那麼虛無的。但是「泛泛的信仰」是有的，我最認同的是對文學、藝術的信仰，可以「為之獻出生命」的那種信仰，就是「為了文學我可以去捨棄別的東西」，這樣的人在北京其實也有不少。他們絕對是有信仰的，他們能夠抵得住別的東西的誘惑。
許：如此說來北京還是可以的。
廖：在北京還好一些，我覺得中國現在最墮落的是那些二線城市、一些省會城市，最可怕。比二線城市再小一點呢，反而又會碰到有一些很堅持自己信仰的人，雖然他們有很多很「傻」的地方，很多盲點，但是你不能否認他們那種虔誠，很令人感動。比如說，前兩年顧長衛那部電影《立春》，講的就是小鎮青年對藝術的信仰，雖然他們很傻很盲目，對藝術的創意也不多，但你不能否定，他們對藝術的信仰、那種純粹，跟一個大藝術家對藝術的信仰是別無二致的。
許：有很多人覺得香港是一個信仰多元的地方，你覺得這個信仰多元具體表現在什麼地方？
廖：香港的外地傭工當中：菲律賓人是信天主教的，印尼人是信伊斯蘭教的，尼泊爾人是信佛教的，但他們和平共處。而且，我聽過不少故事，比如說一個巴基斯坦人跟一個菲律賓女傭戀愛啊，或者說一個印尼女傭和一個尼泊爾男的結婚啊……非常有意思。但是，當然在漢族人來說，就沒有刻意強調這個差異，也沒有刻意強調融合。還有比如說，香港有一個很特殊的東西，香港的教會啊，有時候可以變成一個社交場所，很多人都是通過教會去認識自己的另一半的。如果你是一個教徒的話，你在教會裡認識一個人，你會覺得他比沒信仰的人更可信一點；另外，在教會裡也有一種無形的制約，因為你畢竟是在一個這麼神聖的場所認識的，大家對愛情會更尊重一點吧。所以，很多老老實實的香港人，會選擇在教會認識自己未來的配偶。
許：你在與陳冠中、顏峻合寫的《波西米亞中國》裡，寫一個叫朝偉的香港朋友的故事。他是怎麼去北京的，他去北京是為了什麼，為了追隨藝術信仰嗎？
廖：對，他是被我「騙」去的，絕對是為了追隨藝術信仰。他是一個畫家，也不是名人。我去了北京大半年以後呢，他也來了。當時在北京有一個前衛藝術的進修班，是一個北京藝術家開的，他報了名；反正我在北京租了房子，他就來蹭我房子住，無所謂的，於是他就來了。他來讀完這個班以後想留在北京，結果有點慘，他只能去做平面設計；因為在北京，你要做一個藝術家難度是很大的，太多人競爭了，尤其是你不懂得那些社交啊、潛規則啊的時候，你光憑自己的作品，很難冒出來。所以，慢慢地他就變成了一個平面設計師，在北京做廣告公司。我很痛心，我想，既然這樣的話，那又何必來北京呢？可能在香港做同樣的事，能賺更多錢——這就是北京的弔詭之處。很多人抱著夢想來北京，最後北京把你的夢想扭曲了。你清醒也好，不清醒也好，你慢慢也就接受了這個現實，就是你只能按照北京的規則生存下去。我之所以離開北京，也是想避開這一點。因為我要繼續在北京待下去，我也要無形中被很多明規則、潛規則影響；反而回了香港，很多東西會明瞭很多。
我回來以後，朝偉還在北京待了一年，然後也回來香港。他回來香港以後，命運很捉弄他，他又認識了一個北京的朋友，於是他又要不斷地去北京，現在他又去北京長住了。但他有一點很好，他是一個很閒雲野鶴的人，窮也能生存，富也能生存，貧富都不能改變他。他回香港的時候，在一個廣告公司做過藝術總監，也算是工資蠻高的。但後來做得不爽，又辭掉了。辭掉了以後他就一直做零活，每個月收入幾千塊錢，勉強過著日子，他也覺得很快樂。他倒是在這一點上，變得很有波西米亞精神了。
許：他一開始去北京的時候會興奮嗎？會帶著很多夢想嗎？
廖：當然了。我覺得香港人到北京都會興奮，尤其香港的藝術家、文化人。因為在那裡，你會覺得一切是那麼豐富，一切都有可能性；並且，大家至少表面上會對你比較尊重，因為你是藝術家，雖然在北京很多藝術家也很窮，但是大家對藝術的態度還是更好奇一些。在香港，所有人對藝術家都是不聞不問，也不笑話你，也不讚美你，最慘的是，沒有人願意去理解你；然而在北京，有一些人會嘗試著去理解你。
■ 作為「無神論者」的信仰 ■
許：中國的傳統教育是告訴人們「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講「有所畏懼，免遭天譴」的。說到「遭天譴」，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廣東肇慶出了個政府文件，說要把關公像從室外搬到室內，並警告執行者「逾期必遭天譴人責」。在中國，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接受「無神論」的教育，突然聽到一句「必遭天譴人責」，覺得實在可笑。
廖：我覺得那篇公文寫得很好啊，寫得有節有度，有古文的造詣在裡面，又有寫出憤怒來，其實它說的是對的，反映了一種權貴對宗教的利用。這本身是一次很絕望的行動，因為那個受他恐嚇的人，絕對不會當真，他絕對不會覺得自己就會「遭天譴」；所以我說，寫這篇公文的人還挺「可愛」的。
許：內地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做「無神論者」，所以很難對「神」建立崇拜或信仰。但是呢，人沒有信仰的話，心裡又會缺失，於是往往就會找一些替代品。這個替代品，這兩年我發現就是一些「拜×教」開始出來了。
廖：出來很多「半仙」，沒有真的神仙的時候，就會出來很多半仙，像是張悟本、李一。這跟物質享受達到了極致、氾濫都有關係，然後人就害怕失去這一切。最直接的令你失去這一切的就是生命的完結，於是大家就「惜命」，很重視自己的生命。當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越來越多的時候，一點點小小的既得利益你都不捨得失去，那你就會去信奉這些能幫你「保住現在」的人。因此，往往這些「半仙」的信徒，很多都是很有錢的人，有錢有權的人，因為他們怕失去他們現在所有的一切。
許：香港的「風水」和「養生」也挺興盛的。
廖：風水很興盛，養生不太興盛。相對而言，香港人還是比較理性，見的世面廣，社會透明度大——你在香港要騙人是很難的，一個騙子很快就會曝光在傳媒鏡頭下面。社會透明度大了，就避免了很多東西向著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很多壞東西會出現，但是可能在源頭上就被掐住了。我覺得內地人有時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內地人本來就很「跟風」，以集體的名義做傻事。看大家都這麼做肯定沒錯，我也這麼做就行，覺得就算錯了，就算吃虧，有這麼多人跟我一起吃虧，也不覺得自己特別倒霉。
許：就像「吃綠豆」這件事——香港就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嗎？
廖：好像真沒出現過。
許：你覺得如果李一出現在香港，會是什麼光景？
廖：看他做得怎麼樣，如果他包裝得很好，他還是能夠保住一批「信徒」的，尤其香港現在有很多從內地來的有錢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又有錢，這些人最容易信。
許：這幾年中國基督教徒人數激增，我發現有很多學者，他們也很信基督教，甚至在提倡信基督教。他們甚至有一種說法，說「基督教可以救中國」，這怎麼理解呢？
廖：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是，都是些很優秀的人。「基督教可以救中國」我是不信的，但是他們的信仰我是理解的。在這種「禮崩樂壞」的時代，他們需要一個東西來對抗巨大的虛無主義。並且基督教有一套現成的話語，這套話語稍微一改變，就很可以變成對抗現在中國的虛無和墮落最好用的一套話語。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支持他們宣揚基督教義，去拉攏更多的人信基督教——總比去信那些赤裸裸的錢和權要好得多。
基督教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強調犧牲精神，中國現在是沒有犧牲精神的，大家都不願意犧牲自己丁點小的利益，都害怕吃虧。包括藏傳佛教也是強調犧牲精神的，所以也有很多知識分子會信。而且，基督教和藏傳佛教相對於大眾的佛教和一些民間信仰來說，它的哲學深度還是大得多。它的哲學深度一大起來之後，其「可解釋面」也廣起來，能夠套到中國的很多問題上去使用。我自己也接觸過底層的基督教。我去山西採訪，比如說在一個煤礦裡，工人們自己蓋了一個教堂，政府拆了三次，拆完又蓋、拆完又蓋，聚滿了人。為什麼他們這麼「頑固」？因為對他們來說，教堂是他們可以接觸哲學、詩歌、音樂唯一的地方，甚至神父會幫他們治一點小病。這些東西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提供的，但是現在這個社會提供不了，就只能通過宗教去得到。
許：我聽到一種邏輯說，西方從集權社會走向公民社會再走向民主社會，都有一個基督教文化做背景；因此，有的人會認為普及基督教有助於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你怎麼看？
廖：這個我認為不是一個必然的推理。比如日本，它就沒有經過基督教啊，但沒有阻礙它走向公民社會。香港也是，雖算不上民主社會，但是一個公民社會。而且在香港，雖然很多人讀基督教學校出身，或者說很多人會去教會，但你要說他們是不是那種虔誠的信徒呢，大多數絕對不是，這個是「無可依賴中的依賴」而已。如果能有別的東西，比如說健全的法制，或者一種普及的民主意識，這比依賴基督教要實在很多。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1日
【採訪地點】香港東湧廖偉棠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