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禎兆，1969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多重戰線文化人，影評人及作家，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在學期間已經開始寫作，被譽為「才子」。主要寫作範圍包括日本文化研究、社會文化觀察、電影解讀、文學創作及評論等；目前為《太陽報》、《Cup》、《號外》、《城市畫報》等撰寫專欄，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的兼任講師。著有《AV現場》、《雜踏香港》、《俗物圖鑒》、《全身文化人》、《命名日本》、《日本中毒》等。
在創業之前，就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不要想著通過創業能改變你的經濟狀況，或者能夠賺到第一桶金。
我自己以前也創過業，在創業的過程中，發現真實的創業和自己的想像是很不一樣的。我那時候賣電影衍生精品，費了好大力氣才找到一張絕版海報，以為可以賣個好價錢。但事實上根本沒人懂得欣賞，顧客寧可花兩三千塊買一張流行電影的海報。於是，做了不到一年，我的創業生涯就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創業首先是能幫助你更好地認識自己，讓你知道自己有沒有創業的能力。人生就是一個不斷瞭解自己的過程。二十幾歲讀書的時候，對自己是一種認識；然後出來工作，你又知道自己原來可以是什麼樣的人。在創業的過程裡，其實也是在認識自己究竟有沒有創業的能力。如果你在創業的時候能夠淡定地處理很多事情，那麼，將來你也一定能夠淡定地去面對人生中的挫折和挑戰。
因此，創業最大的意義，並不是成功或者失敗，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你究竟得到了什麼經驗，這是比較正面的看法。廣東話裡有一句諺語，真是至理名言，叫做：「淡淡定，有錢剩。」意思是說：只要慢慢來，別急，最後你的錢包裡面一定會有錢剩下來的。我覺得必須要相信這個道理。
——湯禎兆
湯禎兆的淡定
不知道你是否與我一樣曾經懷抱理想，希望在大學畢業之後開一家書店，小資生活，閒情逸致——反正我問過很多「不切實際」的讀書人，大家的理想都差不多：開書店、書吧，沒事約上幾位「損友」，在溫暖的下午，喝咖啡、聊天；偶爾，還可以請些寫字的人，來店裡開個沙龍……直到大學畢業後，我涉足書界，才知道自己創業開書店，不是理想，而是夢想。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入職書店，興沖沖地聽老闆八卦當年開書店的崢嶸歲月。他說，當年他大學畢業，在公司裡做得不爽，於是辭掉工作，向朋友借了兩萬塊錢，開起了書店。也沒有付出什麼特別的精力和心思，不知不覺，就越做越大，這一轉眼，也十三四年了。老闆開店那一年，是1997年。
在書店工作的那段時間，我慢慢意識到，現在想白手起家開書店，然後慢慢做大，是件困難的事——
第一，現在店面的租金是多麼高呀！杭州市中心隨便一間店面，月租金都在一萬以上，試問賣書能賺得回來嗎？（後來我到出版社工作，才知道作為渠道終端的書店，利潤其實是很薄的。）
第二，網絡書店對實體書店的影響簡直是摧毀性的，如果沒有辦法從售書以外獲得收入，任何實體書店都承受不住經濟壓力。
而且，沒有一百萬以上的資金，資金流運轉不動，你是玩不起書店的。但是試問，如果我有一百萬，那麼，我的創業還叫做創業嗎？不，這不是創業，而是投資。創業的核心，在一個「創」字，在於從什麼都沒有的狀態做起，創造出一切。但是，在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的「後資本主義」時代，社會階層分化已經結束，流動性越來越低，富人就是富人，窮人就是窮人，已無多少可改變的空間。於是，老闆可以永世為老闆，打工仔就只能永世為打工仔了。我說的，是香港。
創業已死。
現在用開書店來創業，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絕對不要再想著可以從一家小店做起，通過幾年時間賺到第一桶金，然後擴大，慢慢從小店做成大店。沒門。你可以開一家小書店，每個月除去各種開銷，剩餘一點錢養家餬口。這也是在店面租金穩定不變的前提下，倘若某日你的房東突然告訴你租金要漲，你的小店很可能就難以為繼了。
對於創業者，最大的苦惱還不在於資金。純粹的創業者，總是懷抱理想，意欲實現自己的「宏偉藍圖」。但是，在這個過程裡，倘若沒有人懂得欣賞，甚至覺得你的模仿者、山寨者和你並沒有多少差別，最終劣幣驅逐良幣，才最讓人生氣！
例如，有一段時間，杭州流行奶茶店，大街小巷旁如星羅棋布。起初，奶茶店的先行者們是很認真在經營的，因此，奶茶的品相很好，用料非常講究，味道純正。慢慢地，大家看奶茶店有利可圖，就多了很多後來者。
後來者和先行者的心態不同，完全衝著掙錢來。所以，凡是能夠削減的成本，他們都會想盡辦法削減——能用奶精的絕對不用牛奶，能放半份料的絕對不放全份。於是可以想見，奶茶的品相一定會下降。
但最可怕的是，消費者竟然完全不在乎奶茶品相變壞，好像完全喝不出來，對先行者和後來者「一視同仁」。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堅持品相的先行者實在顯得太「傻」。所以，他們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和後來者看齊，才能賺錢；要麼，把店關了走人。
巧合的是，被我約來談「創業」話題的湯禎兆也談到了類似的問題，發生在香港，舉的例子也是奶茶店，台灣珍珠奶茶。說完故事後，阿湯來了一句憤怒的總結——沒有品位的消費者是創業最大的「敵人」！
20世紀90年代初期，阿湯也嘗試過創業。他在旺角的潮人集中區開了一家電影精品店，專賣和電影相關的產品，比如海報啊、光碟啊、紀念品啊之類。
他是做事認真的人，有次費盡千辛萬苦，從海外弄回一張絕版的海報放在店裡。只是可惜，這樣的辛苦覓不來知音，那張海報放到積塵也賣不出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熱播的電影《霸王別姬》的海報，卻很受追捧。有張國榮的粉絲，為了買到一張《霸王別姬》的巨型地鐵海報，不惜揮金兩三千元。要知道，當時阿湯一個月的店租，也不過八千元而已。錢是這麼容易賺，你能想像嗎？
但是，阿湯最後還是選擇結束創業，把股份留給朋友，自己遠渡重洋，負笈日本。不知道阿湯身上，是否也有文人那「該死的」理想主義潔癖呢？他說，創業遠非他原先所想像的那樣，是為了實踐理想的奮鬥。「倘若只是為了賺錢，為什麼不去炒股、炒樓？」在阿湯看來，所謂「創業」必須先在心中有一幅藍圖（盈利模式、服務人群、社會貢獻、願景等），然後為了試驗這幅藍圖是否可行，你即便最終失敗也心甘情願，有了這樣的準備，你才可以創業。
有人或許會問：「不講賺錢，那麼，創業能給我帶來什麼呢？」
阿湯回答：「創業給你帶來的，是使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否適合創業。」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創業的。有的人天生適合當老闆，有的人天生適合當打工仔。怎麼知道自己是哪一類？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試試看。
李照興在為阿湯的新書《日本中毒》所作之序中說：
在內地當被問及香港寫作人的共通點時（因早陣子出現一股香港人內地出書潮），我曾提到一個概括性的區分，以示這批香港作家跟內地書寫流行文化的作家之不同。我認為香港文化人筆下的經歷造就了一種體驗式的書寫，對於流行文化評論或生活風格文章來說，增加了感染力與說服力。這種親身實踐式的體驗帶評論的書寫，於流行文化研究極為重要。評論者作為流行文化實踐者（甚或粉絲）的趨勢，在內地剛萌芽的流行文化書寫中，占不可取代的位置。內地學者或評論人，書看得不少，歷史的舉證充分，套用名人的警句名言更多，但每當要寫到文化實踐，文化在成熟社會中的意義，特別是流行文化方面的親身愛恨經歷，就明顯不足。
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可以旁徵博引，把「創業」問題研究得鞭辟入裡、入木三分；但作為局外人，終究是旁觀者，讀者讀著這樣的文章，很難有身份介入，因此也就難免有疏離感，覺得他寫他的，我讀我的，最終釀成誤會。（請注意：是「誤會」不是「誤讀」，有時候是一種階層的分離，覺得作者高高在上，無法溝通。）而香港文化人如阿湯，就以李照興所說的「體驗式書寫」講述「創業」，對這一問題自然有了更真實可感、生動鮮活的解讀。
此外，阿湯治學還非常刻苦。很少見他這個年紀的人，會有這樣執著的精神的。他主攻日本文化研究，著作甚豐：《感官世界》、《俗物圖鑒》、《AV現場》、《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情熱四國》……他有耐心一本接一本出書，似在手術台前解剖屍體的醫生，把身體的每個部位都拎出來仔細觀察、分析、研究、記錄。當然，他也評論香港。出版於2004年的《雜踏香港》，已經頗為世人承認為香港文化解讀一代表之作。
然而阿湯並不學究，待人溫和，說話時條理清晰、長篇大論、出口成章。聽了他對創業的分析，我想，不適合創業的人，應會望而卻步；適合創業的人，則會堅定信念。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創業情結 ■
許：現在內地出現一些「80後創業達人」，他們受到很多人的擁戴。有的高校鼓勵大學生在校期間嘗試小型創業，政府有時候也會舉辦各種「創業大賽」，設立獎金作為鼓勵。你贊成這種做法嗎？我聽說香港不少大學生也會在大學期間嘗試創業，也有很多人會把大學畢業後擁有一家商店或者公司作為理想。請問真的是這樣嗎？
湯：我這麼看這個問題。首先，我會問：這個所謂的創業的目的是什麼？假如只是為了「賺錢」的話，今時今日這個環境，我覺得未必需要鼓勵創業。因為我們有很多渠道可以選擇，比如炒股、炒金等「非實體」的投資手段，已經可以幫你達到你的目標，而且，這些都比創業更加簡易。假如你選擇創業，隨時隨地都可能有風險，未必能有相當的回報。反過來說，假如你的創業不是純粹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一個很高的理想或很好的構思，比如像臉譜網（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那樣，那還說得過去。當然，扎克伯格現在賺到錢了，但是這是後話；一開始他未必想到過，他的主意本身就很好，建立一個社交網絡，供人交流。所以，關於創業，有兩件事情首先要分開來講：你究竟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理想？
假如你問的是後者，這種創業在香港流不流行？那麼，這個問題就變得很有趣了。創業永遠會令人心潮澎湃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創業的情結。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或許人人都覺得打工無出路，打工永遠都只能受老闆的氣，只有自己出來創業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我想，這不僅是在香港和內地如此，在全世界各地，這都是年輕人共同的心理。但是，這種心理在香港可能尤其明顯。因為香港的工作環境，已經到一個地步，就是幾乎所有人都負荷不了。香港最近剛剛出台一個「最低工資條例」，規定工資不得低於每小時28元，拿這種檔次工資的人，已經屬於社會的最底層了，生活的壓力難以想像。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萌生自己做生意的念頭，是很合理的。即便不是最底層的勞工，一個普通的中層員工，他們也一樣會希望有一個平台可以讓他們展示自己的能力，來實踐自己的理想。但在香港生活的一個諷刺是，當你想要用創業來施展自己的抱負的時候，最後都淪為「為地產商打工」——無論你做得多成功，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都交租金貢獻給地產商了。
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或許覺得問題很簡單：租金貴，那不租就是了，用市場手段，我們杯葛（boycott）地產商就行了。香港信奉自由主義經濟，大家都覺得只要這樣做就可以調節。但弔詭的是，這並不能解決問題。香港作為「已發展社會」，當中有很多人已經可以不靠收入而活。香港幾家比較大的財團，比如龔如心的華茂，它可以有很多樓建了十幾年都不賣的，像沙田什麼富豪花園之類。這些財團又不等錢用，你杯葛它，它大不了閒置，寧願放十年不用也不賣給你，除非價格到達它心中的價位。還有一種情況，比如現在很多商場都委託給一些物業公司打理。這些公司的手段是，趕走所有低檔商舖，引進高檔商舖，然後加租。因為這些大財團、大公司不等錢用，今天「創業」這個遊戲，已經不像過去那麼簡單，可以讓你白手起家、慢慢做大，你做不到。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所有的創業都變成了一種自我安慰的假象——過去你打工，是受老闆的氣；現在你創業，其實是受更多的氣，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哪一樣東西是影響你創業成功與否的因素。於是很多人，就變成在一個循環裡轉圈，你只能自我安慰地告訴別人你在創業。
香港人的性格呢，又是不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現出自己「沒事做」的，幾乎所有人在正職之外都會有兼職，並以此為自豪。你隨便去問一個人好了，尤其是傳媒人。比如你去問馬家輝他的正職是什麼，他未必會跟你說他是大學老師或者是《明報》策劃人。香港人就是這樣，喜歡表現得自己好像是「多功能」的，好像是不受某些東西束縛的。但實際上，對大部分人來說，創業都是假象多於實質。
至於你問我，香港的大學鼓勵學生創業嗎？我記得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學校會組織學商科的同學進行一些虛擬的炒股啊、投資啊之類的比賽。我不覺得這樣的比賽，會真的幫助學生學到如何創業。這就好比，我從來都不相信任何一個徵文比賽是能夠培養出一個作家的。但是你說，是不是就不需要有徵文比賽了呢？我覺得又不是。大學每年收那麼多錢，吐出一點來設立基金，給學生拿獎，即便只是一個「榮譽」也是一件好事嘛。但是，我勸大家現實一點來看，這類的比賽只不過是一場遊戲而已，都是虛擬的。就好像你拿了一個徵文比賽的冠軍，千萬不要就當自己是一個作家。
許：去年在內地熱播的電視劇《奮鬥》引起人們對「創業」話題的討論。有的人說，現在社會結構如此固定，階級成分如此僵化，除非你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否則別想創業成功。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湯：這個問題這麼看。我贊成一個觀點：有錢人開創的事業，不能叫做「創業」，創什麼鬼業啊，虧光了都不要緊，根本就是一場遊戲而已。當成功與否已經無所謂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是創業了。那麼，一個普通人究竟有沒有機會通過創業去實踐自己的理想呢？這牽涉到經濟學上講的一個社會的「流動性」。香港一直以來都標榜自己是一個「流動性」很高的社會，意思是告訴大家只要通過努力，就一定能改變你的命運，一定能向上爬。但是實際上呢，香港社會現在的「流動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當然，這不僅是香港社會的問題，基本上任何一個「已發展社會」其實都面臨這個問題。只要是「已發展社會」，就一定有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一定會用盡辦法去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那麼對其他人來說機會自然就少了。那麼，在過去香港還處於「未發展社會」的階段，或者可以叫「均貧社會」，大家都貧窮，你也不會很不開心的，因為大家都住在村裡，物質生活都一樣的時候，我們相互之間比的是幸福指數。可是當大家的生活慢慢變好，大部分人都進入中產階級以後，「物質」就成了我們相互之間比較的一個，不說是唯一，起碼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說這些是想證明什麼呢？就是中國人創業，往往都是奔著錢去的，很少有人是懷抱理想而去。而這種對金錢如此重視，什麼都以錢作為衡量標準的心態，我個人覺得是與我們這個民族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留給我們的「不安全感」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的。內地自不消說，一直以來戰亂不斷；即便是在香港，很少有人想過會在香港住很久的，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就走人，1997年之前就移民了一大批。正因為大家有這個心態，所以才會覺得我要盡快創業，盡快賺錢，就像買一份保險，當香港發生什麼變化的時候，可以「安全」一點。在香港，所有老百姓都有這個夢想。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均貧社會」，大家手裡都有一點錢，因此，創業起步的難度就大大增加了。你如果還只是為了賺錢而選擇創業，我想你會很失望。
■ 創業中最大的「敵人」是消費者 ■
許：照這樣說，香港是個不適合創業的城市嘍？
湯：捫心而論，我由始至終覺得香港不是很適合創業。正如前面所說，因為大家都是為了賺錢，都想著要盡快回本，一定要一擊即中，如果需要三年五年都覺得太久，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再好的創意也會被浪費。不要說別的產業，就算是香港電影也是如此，一定要一部電影就賺到錢，你不要跟我說什麼靠兩部、三部、四部……慢慢教育觀眾怎樣去欣賞文藝片——沒人會這樣做的。所以，從創業者本身來說，他們的能力有，但是文化質素都是不夠的。
但是，對於那些真的想實踐理想的創業者來說呢，香港的客觀環境又不允許他們存在。香港的消費者，是一群非常沒有品位的消費者。林奕華最近在內地出書，不是還在講這個問題嗎？就是香港人這麼多年來，一直被「無線」的價值觀壟斷，大家需要的不是新鮮東西，只要一個固定的模式，往裡面填充內容，打發時間而已。香港人不知道什麼叫好電影，也不知道什麼叫好的文學作品。那麼一般人靠什麼做評判呢？靠「獎」。大家之所以覺得王家衛、梁朝偉、蕭芳芳、杜琪峰厲害，就是因為他們在外國拿獎。《歲月神偷》在外國拿了個什麼垃圾獎，回來就受人追捧。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東西，我們需要別人來告訴我們什麼是好東西。我覺得創業最大的敵人，是你面對的一群沒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消費者。因為創業是需要人來欣賞你的，有「知音」欣賞你，肯為你的產品掏錢，你才能在創業中得到內心的滿足。
在香港創什麼業賺錢最快？通常是一些食肆，比如最近流行一些台灣的飲品，如珍珠奶茶之類。當有一家成功了以後，馬上十家八家都來了——大家不斷去複製。然後大家為了賺錢，大部分人都會偷工減料。只有少部分有良心的人會堅持用好的材料，而這些人最慘了。因為香港的消費者是吃不出你的材料好不好的，對他們來說都一樣。那麼，用好材料的商家不是不賺錢就是賺得少了，反而沒有競爭力了。所以，本來有良心的商家呢，也要適應「香港模式」。
許：你把香港說得這麼「一無是處」，那麼，你覺得內地創業的情況會不會好一點呢？
湯：我不敢亂說。但是就我簡單的觀察，我覺得內地創業的空間可能會比香港大一點，因為很多東西還未成「規矩」。當然，內地有不少人已經富了起來。但是，很多商業運作上面，還存在著不少灰色地帶。這一點很尷尬，有的人覺得是不好的，但越是灰色、越是曖昧的地方其實是有越多機會的。在香港很明確，你要申請一個品牌，要辦理很多的程序；但是在內地或許都不需要，這樣一來，你反而有很多空間去發揮你的創意。說回我們香港人，很多時候去內地，其實都是在消費這些「非法的」商品：手機、iPad、翻版碟……而且很奇怪的，你去看外國的那些電影網站，他們用的鏈接全都是土豆、優酷。表面上他們會說「你們侵犯版權」之類的話，但是作為用家，他們其實很開心有中國內地這樣的網站給他們提供內容。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創意版權當然是應該被保障，但是我們的創意版權是不是過分地被保障了，以至於讓受保護者獲得了不成比例的好處呢？或者說，是不是有人在用法律作擋箭牌，去保障他們不合理的收入呢？
■ 香港黑幫片與創業觀 ■
許：你是研究電影的專家，不如我們聊聊電影吧。前幾年，好萊塢有一部電影《當幸福來敲門》，講述了一個真實的美國黑人父親創業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在香港電影中，有哪些是關於創業的呢？
湯：香港是很少有關於創業的電影的。為什麼呢？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香港電影是類型片先行，大部分的電影都是在往一個框架裡套。因為類型先行呢，所以香港電影通常是不現實的，香港電影是很不擅長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的，很少讓你看到真真正正的香港人的生活面貌。因此，為什麼許鞍華的「天水圍系列」拍出來之後，會得到文化界這麼高的肯定，說她有人文關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香港以前一直沒有這樣的電影。
那麼，香港電影裡完全沒有創業題材嗎？我覺得也不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經有過，但也不是以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表現的，比如許冠文的電影。許冠文過去是非常出色的演員和導演，他和他的弟弟許冠英、許冠傑一起演了不少以「打工」為主題的電影。像是《賣身契》啊、《摩登保鏢》等，在這些戲裡，許冠文自己通常會演一個老闆，他的弟弟演員工。他通常會將自己「醜化」，變成一個非常刻薄、尖酸、勢利的老闆；而他的弟弟通常是比較正面的小人物，整天被人欺凌，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才想辦法反抗。這些電影雖然都是喜劇化的，但是也從某個層面反映出，香港人在面對社會劇變的時候給出的反應。而這些電影所表現的一個核心價值觀，也是非常香港的，就是：奸。要爾虞我詐，不要循規蹈矩，做老闆一定要像許冠文所演的那樣，才能賺到錢——這基本上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個「鐵律」。我不知道內地什麼情況，但香港人從來都沒有出現過一個觀點，就是：「我要賺錢，同時，我要令身邊所有的人都得利。」在香港人的字典裡，沒有「雙贏」。如果蛋糕是那麼大，沒有人會想辦法讓蛋糕變大；而是想著，我多從你那裡搶一點，我就多一點，總之我不能被人拿走我的蛋糕。這不僅是香港人的心態，也是全中國人的心態。因為有了這樣的心態，所以香港電影所反映的「創業觀」也是一樣的，但並沒有多少人看，現實每天在上演，誰還要看戲？
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香港電影的「創業觀」用了另外一種內容去表達——黑幫片，通過黑幫倫理，去表現創業，因為黑幫片在香港永遠是最受追捧的，而傳統的黑幫片那種講浪漫英雄主義的內容已經沒人看了，於是就加入了新內容。黑社會的那種爾虞我詐、殘酷競爭，其實跟創業中的價值觀是相當吻合的。在所有這類黑幫片中，我覺得杜琪峰的電影是拍得最成功的，像《黑社會》第一部、第二部。《黑社會》裡最經典的鏡頭，是任達華在敵人兒子的面前，將敵人殺死。這反映出什麼呢？就是過去許冠文時代，殘酷競爭還是擺在檯面以下的；到了90年代後期，商場上的殘酷競爭完全可以拿到檯面上來講了。這一點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地產商，已經沒有人再要扮好人了，擺明了說謊他們也不在意，就好像李兆基開出一個樓盤說每平米70萬，其實根本就沒有買家。你不服氣又能怎樣？奈何得了他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現在在商場、創業中，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倫理可言了。更可怕的一樣東西呢，是其他人也不會因為你不要臉而看不起你，只要你賺到錢，大家就崇拜你。這就是香港電影裡赤裸裸的「創業觀」。
許：有人說周星馳的電影也是一種「創業電影」，比如《喜劇之王》，講述一個小人物從底層往上爬，最終成功的故事。你認同嗎？
湯：我從來不覺得周星馳的電影講的是「小人物」的成功故事，更不覺得它是「創業電影」。原因很簡單，你看他的電影，其實他所有的電影裡唯一的主題，就是「成就自己」。你可以看到，在他的電影中，最終成為「英雄」的那個人，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自己（無論是學了什麼功夫也好，拿了什麼獎也好，得到多少人的擁戴也好）；而他身邊的那些人呢，比如吳孟達經常扮演的角色，他們只是那個「英雄」的棋子，最終成就的只是「英雄」一個人。這種價值觀，是很典型、很香港的。每一個香港人看周星馳的電影，都在投射自己就是那個「英雄」，大家也認同這個價值觀，那些幫他的人自己活該。所以我說，周星馳的電影其實是一種「精神鴉片」。這種價值觀，是完全違背創業講求「雙贏」的理念的。
近年，有一些香港新導演已經在反思這個問題。最近有一部電影叫《打擂台》，導演叫郭子健。故事講的是幾個小年輕找不到自我，突然有一天遇到幾個武林高手，就跟他們學功夫。假如用周星馳的邏輯呢，他們大概就會慢慢練功，最後也成為一個武林高手，稱霸天下。但是《打擂台》的邏輯呢，是最後你練功，練練練練練，練到最後你發現自己根本就是個廢物，根本不可能成為高手。於是，你慢慢改變了練功的初衷，發現練功有助於強身健體，有助於你改善和身邊朋友的關係——練功不再只是為了成就自我。這是香港人整體心態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年輕人已經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英雄」，大家漸漸開始學會去關心身邊的人。回到創業上呢，就是大家慢慢開始懂得，做生意不是只要自己賺錢，同時還要照顧到身邊其他的人，要「雙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的轉變。但是這一轉變其實是很難的，你看全世界好了，幾乎所有人創業都是為了自己賺錢。表面上他會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什麼為了全人類啊之類，但是實際上呢，你賣iPhone，為什麼先出黑色再出白色，為什麼不一次出完？不就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嗎？
■ 沒料的人才到處宣講創業經驗 ■
許：因為大家都希望創業（其實說白了就是希望發財），所以各種「創業精英」也開始販賣起他們的「創業心得」來，比如馬雲、唐駿等，到處演講、出書。唐駿的那句「我的成功可以複製」更是成為名言。請問香港有沒有類似馬雲、唐駿這樣的人物，可以成為萬眾傾慕的「創業偶像」？
湯：應該這麼說，這類人物，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面都會很多的。香港來說的話，比如曹仁超啦，他在香港隨便開一個講座，人都會多到爆棚。
許：但是曹仁超講的是投資，不是創業，和馬雲、唐駿的情況不太一樣；馬、唐本身是成功的「創業家」，出來分享心得。
湯：要是這麼說呢，香港人除非是需要出來見人以加強他的社會資本，否則他們都不會出來露面的，應了中國人那句老話：人怕出名豬怕肥。香港人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賺多少錢的，盡量要掩飾這一點。基本上，你要跟人分享你自己的創業心得，對你自己來說是沒有好處的，你不會真的把自己成功的秘笈告訴別人，你上去講，基本上也是講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識，或者你是在進行一種表演。香港的例子呢，比如說阿蘇（蘇施黃，節目主持人），她平時在電視台主持美食節目。最近，她在香港租了一個戲院，一個人在上面講，教你怎麼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到第一桶金。她雖然不是什麼公司老闆，但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到現在這樣婦孺皆知，也算成功了，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種分享「創業經驗」啦。但是她不見得只是在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同時她也是在賺取自己的知名度。對於那些真真正正創業成功的人來說，他們是沒有必要站出來跟人分享這些東西的；而那些站出來的，通常又是些沒有料的人物。像阿蘇講的那些東西，像脫口秀一樣，嘻嘻哈哈一個多小時。
香港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被教育狂。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之前所說的，香港人是沒有判斷力的，是無知的。因為無知呢，導致香港人有一個表現，就是什麼都要學。香港人會希望通過學習，讀一個莫名其妙的學位，大家都知道讀這個學位沒有用，但是大家同時又覺得讀了一些東西會安心一點。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基本上已經到達一個非常瘋狂的地步了，每一晚都要去上課，假如不去上課，他就覺得非常沒有安全感。所以，你不要說馬雲、唐駿這些名人，在香港隨便辦一個班，都有很多人湧去報名。這個現象能夠讓我們看到社會上的人是多麼沒有安全感，只能找一些外在的東西幫自己打氣，就算這些東西沒用也沒關係，香港人喜歡用「努力」來換取自己的價值——我努力了，我付出了，如果還不行不關我的事。在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下，大家就是用這種心態來平衡自己內心的不安的。到最後，比如說我老婆責怪我賺不來錢的時候，我可以說：「別罵我啦，所有的課我都已經聽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我都已經做了，我已經盡力了。」
許：那你覺得在內地，人們對馬、唐趨之若鶩，是不是也有類似喜歡「被教育」的心態？
湯：我覺得這種模式在內地應該是更加成功的，因為在內地，資訊沒有香港這麼流通。每一個「成功人物」，基本上都有很多「灰色故事」，這一點相對來說在香港非常難，傳媒那麼發達，什麼老底都被挖出來了。但是在內地，由於這些「成功人物」很神秘，所以就比較有吸引力。加上因為神秘，反而就有很多傳說，這些傳說可能會變成「傳奇」。
■ 創業有可能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嗎？ ■
許：我在生活中遇到過這樣一種人，自己在企業或政府裡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有了這份工作作為保障，他又在外面經營了一份自己的生意（比如開書店、服飾店），完全作為自己的愛好。對於他們來說，上班是職業，創意是事業，兩者分得很開。您覺得創業能否作為一種愛好而存在，在有機會的時候不妨一試，沒機會的時候還是先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養家餬口？
湯：或許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創業的經驗。我大學畢業之後和朋友開過一家店，是專門賣電影海報的。最早開在旺角一個潮流集中地，你在香港想買什麼流行東西那裡都有。店開了差不多一年之後，我們又增加了兩家。現在你去油麻地的百老匯中心，裡面的那家電影精品店，原先就是我們開的，後來他們收回去自己經營。
我開店有什麼樣的感受呢？第一，之前也講過，收益的九成都給了地產商。當時是1994年，我那間七平米的店面，每個月要交8000港幣租金。做了不到一年我就撤股了，把所有股份都留給我的拍檔，他做了幾年之後也全部倒閉了，結果就轉向在網上做，還是賣電影產品。第二，我從一開始創業的時候，我的想法就不是為賺錢而去的，我也不相信做這門生意可以賺到第一桶金，假如要賺錢不如跟曹仁超去學炒股啦。那麼，說回你的問題，可不可以把創業當成一種興趣。我覺得，如果有條件，還是可以而且應該去嘗試的。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不去嘗試，你不會知道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你的興趣所在。創業其實是一種「鴉片」，有創業衝動的人都會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覺得自己被老闆壓迫，覺得自己有能力殺出一條血路。但是你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去嘗試。嘗試的結果有兩種：一，失敗，二，成功。但是成功之後你還是會發現（就好像我一樣）：把人生中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在裡面，其實是很不值得的，一開始是興趣，做到後來變質成一種負擔了，不一定會給你帶來快樂。這就好比，全世界不知有多少億人都說自己有興趣寫作，但是真正有幾個人能寫好呢？所以，創業是值得嘗試的，嘗試的目的是為了讓你更好地瞭解自己，而不是賺錢。
許：如果能成功，恭喜你，可以把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湯：對。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對自己要求不要太高。簡單來說，我覺得創業的前提是：全部虧光，你不緊張。
許：你當時為什麼撤股？是不是覺得創業變成你的累贅了？
湯：當你經營一家店的時候，自然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夥伴之間未必配合得很默契；比如，大家對發展的規劃不太一樣；又比如，我賣電影精品是懷抱理想的，當我找到一份極其珍貴的電影海報的時候，竟然發現沒有人識貨，沒有人願意掏錢來買，相反，隨便弄來一張《霸王別姬》的海報，就可以賣兩千多塊——你說，這種情況是不是讓人很失望？原來他們根本不管東西的好壞，他們買的只是一個名聲。你作為老闆，你的品位無法幫你賺到錢，你千辛萬苦找到的一張海報沒人賞識。沒錯，你是可以賺到錢，但是我告訴自己我不想賺這樣的錢，於是就不玩了。另外，因為這樣的事情與朋友發生理念不合，我會想，朋友永遠比生意重要，何必為生意傷了友誼，不如我撤股啦。
許：當時一張海報可以賣到兩千多塊，是不是跟香港經濟好有關？
湯：其實香港經濟一直都沒什麼太大的變化。當然，最好的時候是20世紀80年代，那個年代的關鍵詞是「魚翅撈飯」。每個人，今天賺來的錢今天就花掉，因為明天一定能賺到更多的錢，這種情況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都是如此。我記得我從日本留學回來，在報館工作的時候，做了不到三個月，工資就漲了一半。當時自己沒做什麼啊，在公司裡糊里糊塗的，但是不理你的表現，反正有錢大家一起賺，於是大家也都不認真工作。
許：這種社會就很適合創業啦。
湯：對呀，所以很多人都會搞一點產業，反正虧了也沒關係。
許：這種情況跟現在的內地很像，反正大家賺錢容易，也願意花錢，對奢侈品又都沒什麼概念。有人隨便找來一瓶紅酒，說這是法國來的，就可以賣幾千幾萬塊。
湯：這也和我之前所說，內地存在很多灰色地帶有關。你如果在香港這麼做，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瓶酒從哪裡來，價值多少錢，很容易就可以查到。
許：為什麼現在的媒體總是一味地宣傳創業成功的案例，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只要你去創業，就一定能賺錢似的。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股市上，媒體輕描淡寫地說一句「股市有風險，入市須謹慎」，但是主力還是放在宣傳一些人如何一夜暴富上。然而，實際的情況是，根據2010年上半年《解放日報》的報道，各省大學生創業的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也只有4%而已。為什麼現實和媒體的報道會有如此大的差距？
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我們總以為媒體是希望反映現實的狀況。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一個事實：媒體本身是一個商業機構，它本身也是需要通過提高收視率、賣廣告來賺錢的。其實，媒體所宣傳的很多東西，媒體自己也不相信的。但是他們就是要給觀眾「造夢」。當一萬個創業的人裡頭有一個成功了，通過媒體把他放大出來，製造一種幻覺，這個人就可以給其餘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希望，大家都覺得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嘗試。這真是蠻悲哀的。悲哀的地方在於，我們現在的媒體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他們不再幫助人們去認識這個社會；相反，只從他們自身的利益角度出發去報道。
【採訪時間】2010年11月11日
【採訪地點】香港沙田新城市廣場UCC咖啡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