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宇，原籍貴州，1951年生於香港，曾先後就讀於香港九龍華仁書院、美國佐治亞州大學新聞系及譚普大學傳理系。從小熱衷於各種文化藝術，特別是電影，幼年曾當演員，參演國語片十餘套。1976年自美國返港後，與陳冠中等人創辦《號外》雜誌。其後一直正職打理家族物流業務，業餘為《號外》撰寫文章。當中以筆名錢瑪莉撰寫的《穿Kenzo的女人》專欄連載最為人津津樂道。著作有《偏見與傲慢》、《女人就是女人》、《穿Kenzo的女人》、《穿Kenzo的女人續集》以及《吃羅宋餐的日子》等。
有時候我會想，假如換一種眼光來看「富二代」，我們不會仇視他們，或許甚至還能夠同情他們。你想，我們讀古代的文學作品，李後主、賈寶玉，這些人其實都是「富二代」。可是我們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不會仇視他們，反而會同情他們，這是因為我們隔了時空來看，就看得出他們的不幸。
其實「富二代」中也有很多失敗者，只是時間還沒有到。中國改革開放才三十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很多「富二代」會自然地跌下去；相對地，有些「窮二代」、「農二代」也會冒出來。
我記得我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去內地的時候，內地同胞根本不知道銀行、企業應該怎麼運作，那時候什麼都是國營的。「富一代」也不是一改革開放就馬上暴富的，起碼用了十年，才摸索到一條比較明確的路。所以我說大家不用急，世界總是會變。現在看著是「富二代」的那些人，其中的很多人將來或許是個悲劇也說不定。
內地這三十年是從零開始的，脈絡非常明顯；但是香港呢，感覺是千絲萬縷，無數富人出現，無數富人消失，這對香港人來說一點都不新奇。中國的老話說「富不過三代」，真是很有道理。以前美國的那些鐵路大王啊、鋼鐵大王啊，請問他們的後代，哪一個是比爾·蓋茨？比爾·蓋茨自己看得很清楚，三十年、五十年以後，他的後代也是一樣的歸屬，所以他把財產全都捐出去了。
——鄧小宇
鄧小宇的淡定
香港《蘋果日報》把鄧小宇稱作「品味判官」，說他「是一尾鯨魚，巨大，又溫柔。接近龐然大物時，很多事你都不敢做」。
詩人廖偉棠則把鄧小宇和邁克相提並論，說「那一代香港文化人裡面，最有情調的莫過於邁克和鄧小宇，他們語不涉政治，唯在塵世中來去，文字極艷麗悱惻，造就一幫癡迷者，前者承傳張愛玲，後者曾假錢瑪莉之名書寫時尚，都是富有雙性魅力，當為內地新一代唯美主義讀者深愛」。
而邁克，則用自己的文字讚美鄧小宇的文字說：「鄧小宇永遠不會是鄰家那個模稜兩可的差不多先生，就算在最好相與的時刻，仍然不忘露一露招牌的犬齒。多年前李志超編週刊約寫專欄，揦手唔成勢的我不知道應該寫什麼，他大喝一聲：『寫什麼沒關係，我要你的attitude！』我不禁一怔，暗暗納悶：又不是鄧小宇，哪來這麼多現買現賣的attitude！這個中文通常譯作『態度』的單詞，加一點海派的鹽花，正是鄧最令我五體投地的特質。」
加入演藝圈的新銳作家王貽興也膜拜鄧小宇的文字說：「這位《號外》創辦人的厲害之處在於他早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覺醒，把雅皮、感性、品味與自我在那年代優雅瀟灑地向大眾展示，且前衛地把難登大雅之堂的廣東話，配合英文與書面語，造就成為獨特的『三及第』語言，提升與肯定了廣東方言在寫作上的地位與感染力。」
馬家輝評價鄧小宇的代表作《穿Kzenzo的女人》時，簡直用了一種讚美詩的韻味歌唱道：「讀過《穿Kenzo的女人》的我們都心知肚明，這部接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正可為呂大樂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證：是的，在這部看似以愛情追求為主題卻又遠遠不止於談情說愛的城市小說背後，其實隱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
……
以上，是我零零星星、拉拉雜雜搜集到的香港文化界關於鄧小宇的評論文字。
在香港，我想即便你不知道鄧小宇，也一定耳聞過「錢瑪莉」的大名。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宇化身成「拜金女」錢瑪莉，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篇篇精緻的文章，用連載的形式刊登在香港著名的《號外》雜誌上。這些關於女人男人、愛情友情、職場情場的文字，沒想到一經連載，頭尾就是整整七年時間。鄧小宇苦心經營，足足寫了二十萬字，之後結集成為《穿Kenzo的女人》（以下簡稱《穿》）一書。這些文字不僅成為馬家輝口中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同時，亦成為對「獅子山時代」的最佳見證。而《穿》之故事編排、結構設置、人物個性乃至語言風格，竟然都與二十年後火爆的美劇《慾望都市》如出一轍。令我不由得心生懷疑——《慾望都市》是否「參考」過《穿》？
只要你讀過《穿》，就知道鄧小宇對有錢人的生活是多麼瞭如指掌。我曾經寫過《穿》的書評《港女拜金，非誠勿擾》（載《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0年07月04日），文中，我是這樣概括錢瑪莉的生活的：
錢瑪莉過的是典型的20世紀70年代香港白領女性生活，被物質充斥得密不透風。所以，這本書裡也到處可見各種名牌的身影。這些白領的腦子裡，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賺更多錢買更貴的奢侈品，如何嫁更有錢的老公，以此來取得朋友們青睞的目光。小說一開始，錢瑪莉就因為身著Kenzo牌衣服，被《號外》雜誌的眾編輯盛讚「有趣」。有人忽得靈感，給她開了個專欄——穿Kenzo的女人。從那天起，錢瑪莉就把自己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新歡、舊愛、分手、失戀一覽無餘。身邊雖有無數男人在追求她、供她選擇，錢瑪莉卻在找尋一段「完美」的婚姻。最令她糾結的是：在愛情與金錢之間，究竟孰輕孰重？怎樣去深入瞭解一個男人，以便確信自己要和他白頭到老？
錢瑪莉是高級白領，收入豐厚，可你千萬不要誤以為她會滿足於現狀。冷靜的時候，她勉勵自己通過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但浮躁的時候，她也會發出這樣的怒吼：「我已經厭倦做一個高級行政人員，我的夢想是一個高級行政人員無法達到的，我需要很多的金錢，唯一的方法就是嫁一個很有錢的丈夫。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起那些月入一萬的男人了，和他們結婚是死路一條！」錢瑪莉的話雖然說於二三十年前的香港，可在今天內地社會裡，還是很有共鳴的。
我把《穿》和法國社會學大師鮑德裡亞的經典著作《消費社會》聯繫在一起，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以及現在的中國內地，整個社會都是一種「消費至上主義」。我說：
香港人在經濟騰飛的年代，曾誤被「消費社會」的幻象所迷惑，以為香港的股票會永遠往上漲，香港的樓價會永遠往上升，以為社會只要爭得GDP的最大化，人也可以同時達到幸福的最大化。他們沒有注意到鮑德裡亞已經預言：「今後將會有一個世界性的疲勞問題……無法控制的傳染性疲勞，和我們談過的無法控制的暴力一樣，都是豐盛社會的特權，是已經超越了飢餓和傳染性匱乏的，後者仍是那些前工業社會的主要問題。」壓力在成倍成倍地增加，機會在大量大量地減少。一夜之間，金融風暴來了，泡沫破滅了，香港人全都傻眼了……錢瑪莉沒有繼續寫下去。假如她一直寫到1987年的香港股災，我想這本書肯定就更好看了。
鄧小宇為什麼會這麼懂有錢人？因為他在幼年時代曾是童星，拍過數套粵語長片。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尚處於醞釀階段的香港，他就已經開始接觸上流社會了。當大多數人還在步行的時候，他已經坐慣了房車；當所有人還在吃魚蛋粉的時候，他已經吃膩了魚子醬。當然，這些東西都不用他自己埋單，他在戲中的「媽媽」會帶著他四處遊玩。在2010年香港書展鄧小宇的作品分享會上，我坐在觀眾席裡，一邊聽他講述兒時當童星時的夢幻經歷，一邊欣賞著動人的舞曲。他說，這首舞曲就是四十多年前他在一次派對上所聽到的。在他的記憶中，扮演他媽媽的女明星好漂亮、好高貴、好風雅，她伴隨著這首音樂翩翩起舞，銀色的月光灑在她身上，性感極了。類似的場景，鄧小宇在另一本書《吃羅宋餐的日子》裡也曾描寫過：「有一晚我父母在沙田華爾登跳舞，見到李湄，『穿著低胸晚裝，妖艷地、風情地跳恰恰』，他們心中暗叫不妙：這樣一個女人，怎可能演賢妻良母！」
鄧小宇的淡定，是見過了太多有錢人的淡定。他自己或許並不算太有錢，只是經營著家族的物流產業；但是他身邊的人，無論「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皆有之。《蘋果日報》對他的描述真是精準極了，他確實像一尾鯨魚，巨大而溫柔，「接近龐然大物時，很多事你都不敢做」。一開始，我跟他憤懣地述說「富二代」如何欺壓「窮二代」，憤怒地述說杭州「七十碼」事件發生的經過，憤慨地述說電視劇《奮鬥》完全就是一群「富二代」的荒唐「創業史」……他聽了，都只作雲淡風輕點頭微笑狀，使我這顆浮躁的心，也都慢慢平靜了下來。
然後，他不疾不徐地跟我講了好多他所見所聞的故事，告訴我，我們今天身邊的富人，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形成的。「富二代」現在之所以如此張揚，主要是由於「富」的歷史短，一下子還不懂得調節。從香港的經驗看，富人往往是「富不過三代」的。在香港，一百多年來，人們已經目睹太多富人誕生、富人消失的故事，根本不足為怪。馬家輝也曾經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說他認識一個算命先生，年輕時在廟街做流浪漢，最慘的時候窮到用報紙當被子的地步；後來跟人學算命，殺出一條血路，身家最高時有幾個億，半山豪宅區有十幾套單位都是他的財產；但是幾年前莫名其妙就破產了，人也失蹤了。香港多的是這樣的故事，所以頭腦清醒的「富一代」、「富二代」，他們自己心裡都明白得很，既不會過於張揚，也不會誤以為自己家族的富有是「萬古長青」的。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合理的社會，就應該是窮人和富人相互流動的，這樣才人人皆有機會。否則，富人永遠是富人，窮人永遠是窮人，整個社會就會呈現一種「板結」的狀態，失去活力、創造力、生命力。當然，我也不是在鼓吹中國傳統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這樣一來好像在說社會的總財富是固定的，你佔了我就沒分，我佔了你就休想得到，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實際上，社會的財富應該平穩增加、合理分配，增加出來的部分，應該更多地照顧到窮人。但現實的狀況並不令人滿意，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富人愈富、窮人愈窮。尤其是香港這樣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結構僵化得令人窒息，幾乎有「老闆之後永為老闆，店員之後永為店員」的惡兆。
面對這樣的現實：消費至上，社會板結，富人愈富，窮人愈窮……我們還能淡定嗎？
■ 「富二代」VS.「二世祖」 ■
許：你覺得在香港怎樣能算是「富人」？
鄧：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富」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界定，可以「富」，可以「更富」，可以「更更富」……每一個人對生活的基本要求也不一樣。比如，我現在能付錢喝一杯咖啡，我覺得很快樂，那麼我也算是「富有」了；可是對某一些人來說，每天都要吃魚翅，才覺得能夠得到滿足，那麼他心目中的「富有」跟我心目中的「富有」就不一樣了。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財富，只要能夠滿足他日常的開銷，覺得活得蠻充裕的，這樣就可以算是「富人」了，我只能這樣說。
許：在內地說起「富二代」，那麼這個人家裡起碼得有幾套房子、買得起幾輛好車、買得起各種名牌……香港肯定也有這樣的人存在，那有沒有類似「富二代」的稱呼呢？
鄧：其實「富二代」以前一直就有，只不過現在換了一種說法而已。
如果講到香港的俚語的話，粵語中有一個詞叫「二世祖」，可能會比較接近。廣東人一直以來就有「二世祖」的說法，就是指祖上——不一定是父輩——很有錢，他們的子女、孫子女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錢。可是，「二世祖」在粵語裡有一個不太好的含義，就是有點「敗家」的意思，他們沒有把家族的基業發揚光大，只是一味享受先人的成果。不過「二世祖」在香港是「珍稀動物」，因為這些人的祖上，必須給他們留下一生都享用不盡的財產，這樣才有資格稱得上「二世祖」，你想這樣的人在香港能有幾個呢？不是你說你自己是「二世祖」，你就是「二世祖」的。所以，我覺得「二世祖」應該是「富二代」中頂級的一小撮，不能完全等同於「富二代」。
我覺得在內地，說「富二代」比「二世祖」更為貼切。為什麼呢？因為內地在1949年之後、改革開放以前，是沒有「富人」的。可能以前有很多有權力的人，比如一些「高幹」啊、「高幹子弟」啊，他們可能很有權，但是你要說在財富上他們比一般人多多少，我覺得好像沒有，大家都是「共產」了嘛。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有一部分人通過做生意或者其他手段，突然之間發達了，這樣才產生了「富一代」。現在他們的子女慢慢長大了，是名副其實的「富二代」，因為很多人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才出生，還沒有「富三代」。
許：其實「富二代」這個名詞剛出現的時候呢，是有特殊所指的，指的是改革開放以後那些靠做企業富起來的「實業家」的後代。但是漸漸地，這個定義的範圍擴大了，變成所有富人的子女，都叫「富二代」。
鄧：對。可是在時間上說呢，或許是個巧合吧，真的剛好有「富二代」這樣一個群體。前面說過了，1949年以後，中國的富人全部都被「打倒」了，社會大洗牌，大家全部都差不多；後來的富人幾乎全部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的「富一代」嘛，這些人發達的時間這麼相近，生孩子的時間又這麼相近。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發現，有一群家庭背景差不多、生活方式差不多、年齡也差不多的人，他們共同構成一個群體，我們叫他們「富二代」。香港因為這一兩百年來，沒有經過特別巨大的社會變動，所以老早就已經出現過「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錯綜複雜，現在根本都不知道是富到第幾代了。
■ 喜歡給人貼標籤，是社會的一種惰性 ■
許：我看你寫的《穿Kenzo的女人》，發現你對香港的富人生活挺瞭解的，這跟你本人的成長環境有關嗎？
鄧：我的家庭有一點小小的家族企業，但是在香港也算不上是「富人」，只能算是香港一般的中產階級而已。不過我覺得現在的香港社會，那種貧富的階級觀念，比起以前來是沒有那麼重了。我覺得香港社會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富人階級、中產階級，或者說再低一點的階級，大家能做的事情其實差不多的。譬如說，我作為一個中產階級，偶爾也可以去一家很名貴的餐廳吃一次飯。作為中產階級，我沒辦法做到每天都去，但是我可以一個月或者半年去一次，去享受一下平時負擔不起的「高級消費」。在這個偶爾的體驗中，我會仔細觀察所謂「富人生活」，所以你說我寫《穿Kenzo的女人》裡有很多「富人生活」，我不用是個富人，也能夠體驗到。當然，富人有能力天天去名貴餐廳，但他們一定也不會天天都去的，天天去也悶死了。
所以我有時候也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作為香港的中產階級，我也能享受到不少富人階級才能享受的東西，在這方面來說，也叫一種「平等」，不像過去貧富那麼涇渭分明。雖然我衣櫃裡的名牌衣服沒有富人那麼多，但是總有一兩件，我也可以偶爾滿足一下。這是中產階級興起以後，才有可能做到的。
許：你小時候拍過電影，在電影圈會不會接觸到一些富人？
鄧：富人總是有機會接觸得到，這不一定跟拍電影有關。比如說以前從內地到香港來，當時一無所有，可是有一些同鄉在香港很有錢，我見過他們，知道富人的排場。我自己沒有，但是我能看見。當然，拍電影也是一種很好的渠道，能夠讓我親眼看見明星的奢華生活。比如，他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開美國的房車。美國的房車在那時候是很大很誇張的，幸虧那個時候香港沒那麼多車，交通不是很擁擠，如果現在這樣的車在路上走，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我以前看見那些女明星開著這樣的大車，去夜總會玩啊，出入花園洋房啊。我們住小平房，他們住花園洋房，對我們來說，那也是個夢一般的地方。
許：他們就算是富人了，對嗎？
鄧：也不能這麼說。我覺得真正的富人應該是那些企業家、老闆什麼的，但是總歸有足夠的錢夠他們消費。當然，那些女明星作為女人，很多時候不需要她們自己付錢，去好多高級的地方，都有男朋友埋單的；或者，因為她們是明星，一般請都請不來，玩完之後常常也不用付錢的。那個時候我七八歲，片場裡其實沒幾個童星，只有我和另外兩三個小孩，但是很多電影裡都需要角色，所以都會找我們去拍，所以我就變得經常有機會接觸她們，她們也很疼我們。
許：「富二代」這個群體其實歷史上一直有，但是這幾年為什麼會特別強調這個名稱？而且不僅有「富二代」，還有「窮二代」、「官二代」、「農二代」等等。
鄧：你說得很對，這些人自古以來其實一直都存在著，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特別喜歡「標籤化」，每一種不同類型的人都貼上標籤，什麼「剩男」啊、「剩女」啊……以前沒有標籤的時候，大家心裡知道：這是有錢人的兒子、這是官員的兒子，就是這樣，沒有什麼「富二代」、「官二代」一類特殊的標籤。但是現在的人我覺得很懶，不想對社會結構分析那麼多，用一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把人劃分成這一類、那一類，分完之後好像很「安全」地把人擺在一個類別裡。現在這麼籠統地說「富二代」，可是有沒有想過「富二代」裡面也有很多不一樣的人，我們不能這樣「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硬說他們是不好的。其實「富二代」裡面有很多是很有創意的，很善於利用自己比較幸運的出身來發展自己的事業。
許：有具體的例子嗎？
鄧：比如說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她家裡很有錢，可是她並不是整天只知道花錢，也不是會出現在報紙「社交版」的那一種，她喜歡收留流浪貓，做一些公益事業，但她做這些都不是為了出風頭，也不是為了賺錢，所以大家不太知道她。再比如說香港一個很有名的舞蹈家曹誠淵，他是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的團長。這個人的家族是很有錢的。他喜歡現代舞，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時候呢，就創辦了這個舞蹈團。做這個舞蹈團是虧本的，所以他就成立了一個基金，把基金賺的錢全部都投資在舞蹈團裡面。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不僅在香港很有名，也發展到內地，現在有「廣東現代舞實驗團」，也有「北京舞蹈學院青年舞蹈團」。我覺得曹誠淵很難得，他繼承了家族很大的財富，用來發展自己的興趣，把錢投在舞蹈團，培養了很多一流的舞蹈家、編舞家，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富二代」的例子。當然香港人普遍會覺得這不是最好的選擇，最好的選擇應該是把老爹的基業發揚光大，再造一個大企業等等。曹誠淵這樣的人，反而會成為另類、「怪物」。
■ 「富二代」的路為何越走越窄？ ■
許：不管是「×二代」，他們好像總是生活在父輩的陰影之下。你覺得年輕人應該是走自己的路好，還是循著父輩的路走好？
鄧：我個人覺得「富二代」其實是很幸運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天生就已經有很多資源在手裡面，我想他們應該好好利用這些資源來走好他們自己的路，不管是什麼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他想做電影導演，可能會因為沒有資金等等問題無法實現理想；但是「富二代」可以自己開一家電影公司，自己做老闆，自己招募員工，沒什麼可以難倒他。有的人選擇把家族事業發揚光大，那也很好，這些都是上天對他們的眷顧和恩賜。
可是很弔詭的一點是，「富二代」結果往往都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資源。理論上說，「富二代」走什麼樣的路都可以，走父輩的路也可以，走自己的路也可以，但實際情況是他們中很多兩條路都沒有走，卻走上了紈褲子弟的路。其中原因或許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切得來都太容易了，所以他們不懂得珍惜，最後慢慢失去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是窮出來的，你自己要去創造很多條件，你每一次贏回來一點點，你都會很珍惜。「富二代」不懂得珍惜，我覺得這是蠻可惜的。
許：你覺得「富二代」為什麼會不珍惜呢？
鄧：這就牽涉到家庭教育的問題了。很多父母一有錢就把孩子寵壞，什麼都強調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沒有讓孩子知道真實的社會是怎麼一回事，從小就生活在象牙塔裡、溫室裡。父親輩很多是靠自己打江山打出來的，他們什麼苦都吃過，他們知道這個社會有多艱險，知道什麼叫「人吃人」，知道商業社會很殘酷，就是「你死我活」。對於那些從小只知道享福的「富二代」來說，他們的一個危機是在面對社會時往往會有一些天真的想法，結果很可能會失敗。
我感到很幸運的一點是，我的父親是一個很開明的人。他自己做生意，我卻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從小，他就包容我們兄弟姐妹發展各自的興趣愛好。有的父母呢，喜歡幫孩子安排好所有的東西，逼著子女走一條他們不一定喜歡的路。雖然我父親是做生意的，但其實他也很喜歡藝術，平時愛演話劇、唱歌。所以，他看見兒子在藝術方面有興趣，他也很支持，這也是很難得的。我時常想，我們自己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是決定不了的，但是我們能做的是對我們的子女，採取一個比較開明、支持的態度，同時再加上一點指引，千萬不要寵壞他們。尤其是在中國內地，現在大家都只有一個孩子，離婚率又那麼高。我聽新聞說現在內地有些父母，可以因為一句話不合就去離婚，離婚手續那麼簡單，半個小時就搞定了。所以我覺得，一切來得太容易了，不見得是件好事。
許：因為你有家族企業做後盾，所以投身寫作，起碼在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對嗎？
鄧：對。不是說我是「富二代」，只是說如果你的家族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穩定的保障的話，只要你善加利用，就是好事。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你只知道拿著錢來花、來玩、來吃、來喝、來出風頭，我覺得那就沒意思了。
許：你是怎麼走上寫作這條路的呢？
鄧：我覺得回想起來，首先是一直以來都有興趣。小時候呢，老師也說我的文章寫得好，可能我從小就有一點點寫作的才華。當然，小學、中學時候的作文都是一些很無聊的題材——秋天旅遊啦、寫信勸朋友要勤奮學習啦，都是些「官樣文章」，隨便寫的。可是後來我喜歡上看藝術電影、聽音樂，於是就嘗試用文字來寫出我對電影、音樂的感想，漸漸地就形成了自己寫作的經驗，興趣越來越濃。
許：大名鼎鼎的《號外》雜誌，你是開創元老，從第一期開始就在上頭寫文章。能介紹一下辦《號外》雜誌的經過嗎？
鄧：《號外》雜誌代表一種理想。一開始我們想的是，不說賺錢，起碼總可以維持收支平衡，後來才發覺原來這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當時就是憑著年輕人的一股勁道，現在要我做，我做不來了，沒有勇氣。因為年紀大了，考慮的事情越來越多，年輕的時候說做就做，反正大不了是失敗。當時最難得的是陳冠中一直堅持下來，這裡不好改一改，那裡不好改一改，慢慢就改到比較適合市場和廣告的樣子，所以才能一直做下去。有一段時間發展得不錯，但是由於過度擴張，同時出版了其他不同的雜誌，什麼小朋友版的《號外》啊、《文化新潮》啊、「新聞雜誌」啊……想法太多，不懂專注。其實我們根本負荷不了的，結果最終「打回原形」了。
■ 中國的富人沒有明天 ■
許：香港人有沒有「仇富」的心理？
鄧：「仇富」的心理我覺得全世界都有，但在貧富懸殊的國家尤其嚴重。我覺得中國的「富二代」簡直是富得太誇張了。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除了很富和很窮的兩個階層以外，中間要有很大量的中產階級，使兩端的矛盾調和一點、和諧一點，但是中國社會現在的中產階級太少了。
而且，我覺得有些特別富的人今天在中國也會很擔心。因為他們中一些人積累的財富，其實都是「黑色財產」，通過貪污啊、受賄啊這樣的手段得來的。如果一被查，不法財產立刻就會被沒收。對這些富人來說，他們沒有明天。所以，他們會覺得：「我今天富，我就盡量花錢、盡量豪華、盡量奢侈、盡量享受……」富人們這樣的行為，會使得窮人很生氣，因為窮人沒辦法瞭解富人的這種心態，沒辦法瞭解富人的「苦衷」。窮人們只看到富人買一千萬的跑車，心想：「我們一生都賺不到這麼多錢。」於是便產生了「仇富」的心理。我覺得這是很不幸的，同時也是國家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香港人也有「仇富」，但是沒有去到那麼極端、病態的程度。香港人看到有錢人，頂多在心裡罵一句「這個人怎麼這麼有錢！」就算了，不會懷恨在心。
許：所以，香港沒有出現過像內地那樣因為「仇富」而去砸寶馬車的事件嗎？
鄧：十幾二十年前好像也有過。有一年聖誕節，在蘭桂坊發生過一次「暴動」，把汽車什麼的都砸了。這樣的事情我覺得也不奇怪的，因為有些人總是只要找到一個點，就會把所有的怨恨都發洩出來。好像當時是有一個年輕人把汽車玻璃砸碎了，然後大家就衝上去圍攻汽車。但在香港的歷史上，這是非常偶然的一次事件。為什麼香港不太會出現類似的「仇富」事件呢？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香港的中產階級群體比較龐大，他們起了穩定的作用。
許：這幾年香港人是不是有一個心理上的轉變？十幾二十年前大家講起李嘉誠，總覺得他是「李超人」，把他當成偶像來崇拜；但是，這幾年慢慢開始出現「無良地產商」這樣的稱呼。這是不是說明香港人也越來越覺得社會不公平了？
鄧：你不說我不覺得，但是聽你這麼一說，我覺得確實是有這樣的變化。過去李嘉誠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學習的偶像，大家覺得像他那樣白手起家，從一家小小的塑膠廠老闆變成世界一級的大富豪，都以他為榜樣。但是現在大家慢慢開始反思：大家認清了自己永遠去不到他的位置，特別是年輕一代會覺得所有的位置都已經被老人坐了，看不到往上爬的路，比以前艱難了好多。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幾十年前整個社會的結構比較「鬆散」，只要抓住一個機會你馬上就可以爬上去；但是現在人口太多，所有位置上都已經坐滿了人，年輕人要坐上那個位置，都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於是就出現了不滿。
許：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香港社會之所以能夠這麼穩定，六合彩和跑馬也起到很大作用，因為它們永遠能夠給人一個「白日夢」，覺得自己可以一夜暴富。
鄧：對。其實就李嘉誠來說，也是另一個「白日夢」，只不過這個「白日夢」現在已經破滅了。但是，六合彩和跑馬是永遠不會破滅的「白日夢」，永遠給人希望。如果說這兩件東西真的對穩定香港社會起到作用的話，開個玩笑，我覺得這個就是以前英國人留下的「陰謀」嘍（笑）。香港幾乎人人都會去買六合彩和跑馬的，尤其是獎金特別高的那一期。因為當你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致富的時候，六合彩和跑馬就成了最簡單、最省力的可以「一夜暴富」的手段，而且成本也不高，花十塊錢就可以買一個希望。假如你想成為李嘉誠，你會有一段很漫長、很辛苦的路要走，要每天很努力地工作；但是六合彩和跑馬，起碼在心理上暗示你這是很容易的，只要走運就可以了。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中獎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但是它花的成本少啊，你少吃一頓早飯就能買了，何樂而不為呢？而且這期不中，過兩天下一期又來了，源源不斷。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內地也可以來開發這種東西呢？
許：內地有體育彩票。
鄧：我想補充一點的是，我覺得賭博永遠是不好的，但是適可而止的、可以控制的賭博是可以的。我始終覺得，人應該有一定的享受。你總不能說，我每天賺錢，然後把賺來的錢全部存起來。那樣的話人會變得很辛苦的。我不是鼓勵人亂花錢，但是如果你賺了一千塊，存七百塊，拿三百塊出來享受，這是天經地義的，同時也是調節自我心情的好方法，要不然人會發瘋的！你賺錢還有什麼意思呢？不過現在的問題呢，是一個人賺一千塊，卻花一千二、一千五，因為銀行發行太多信用卡，每個人手頭上都有十張八張，亂花錢，所以就欠了很多債。
■ 來生要做「富二代」 ■
許：同樣是花錢，人們對「富一代」和「富二代」的看法也不太一樣。因為「富一代」的錢畢竟是自己掙來的，花得心安理得；可是「富二代」呢，他們什麼也沒做，卻花這麼多的錢，確實容易招惹仇恨。
鄧：而且，現在的「富二代」的很多表現本身，也很容易讓人仇恨，他們太過張揚了。
許：你覺得他們為了避免仇恨，應該低調一點嗎？
鄧：假如說為了避免仇恨才去「低調」，那已經太假了。在這一點上，家庭教育很重要。或許很多「富一代」忙著賺自己的錢，所以容易忽視對子女的教育，他們的子女從小到大都嬌生慣養。但是呢，到了需要用「低調」來提防他人的仇視，那麼「低調」本身已經失去了意義，已經不是真正的「低調」了。因此，「富一代」應該從小就教會「富二代」什麼叫做內涵，什麼叫做修養。在「仇富」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傳媒往往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狗仔隊整天偷拍有錢人如何豪華的生活：派對啦、車子啦、包包啦、衣服啦、鑽戒啦……你整天報道這些東西，難道不是在刺激沒錢的人嗎？
許：我看鄧永鏘先生在《反寸世界》一書中說「財主佬也可以很受愛戴」，並說，何鴻燊可能是最受香港人愛戴的一個有錢人。你覺得他說得對嗎？
鄧：「財主佬也可以很受愛戴」的觀點我當然認同。至於何鴻燊本人呢，我覺得他的優點是他有「street-smart」，就是「粗人的聰明」。香港有很大一個「街市階層」，何先生講的話就正好符合這些人的心理。他講的話，不是那種很高雅、很有學問的學究講的話，相反，他說的往往都是些很粗俗的東西，經常是很娛樂化的，所以會給聽他講話的人一種「平起平坐」的感覺。香港另外一個很有錢的人李兆基，他講的話也是經常給人一種親切感。李嘉誠講話呢，是把自己擺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反觀何鴻燊和李兆基講話，江湖味比較濃一點，自然受人愛戴。
許：因此，你覺得「富二代」是不是也應該多走到市井裡去，多瞭解下層人的生活，不要整天躲在象牙塔裡呢？
鄧：嗯，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條公式是可以給每一個人用的，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愛好，有適合自己走的路。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思想，確定自己要走的路，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說要所有「富二代」都完全按照同樣的規則來做，我覺得是沒有可能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許：在內地這樣一個財富「狂飆突進」的時代，「窮二代」每天目睹「富二代」揮霍財富，你覺得他們的心理應該怎麼調節呢？他們是應該接受這個現實，還是努力去改變這個現實呢？
鄧：我覺得現在在內地，應該說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提供給人去致富的，因為富人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畢竟還是很小的。並且，現在的所謂「富一代」，也只不過是在這二三十年間才富起來的，他們可以，其他人為什麼不行呢？我覺得只要其他人有「野心」、有衝勁，機會還是很多的。當然，我也理解有很多同胞的痛苦。比如「農二代」，他們沒讀過多少書，十幾歲就要到工廠裡去打工，對他們來說改變命運比一般人要難得多。我也很難說一些安慰的話，人家聽了也不信，什麼「努力、努力、努力」之類，其實我們都知道是沒用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覺得也不要太宿命論，一說起「窮二代」、「農二代」，就覺得自己天生就應該如此。首先，我們自己不要給自己貼標籤。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是有機會的，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變成李嘉誠，但是起碼每個人都有機會過得比現在好一點。我希望我們的社會上不要再用「×二代」這樣的字眼了，也拜託我們的傳媒不要再宣傳「×二代」這樣的字眼來刺激大家了。我覺得要是沒有這些字眼，這個社會會更和諧一點吧。
許：最後一個問題，如果讓你選擇來生的話，你會選擇做「富二代」嗎？為什麼？
鄧：當然要選擇做「富二代」啦！如果你是頭腦清醒的人的話，做「富二代」是最好的，因為「富二代」可以有很多先天的優勢、條件和機會。但是，假如你給我權力可以選擇來生的話，我覺得與其選要不要做「富二代」，不如讓我選有沒有一對開明的父母來得好。因為我覺得，你的父母是怎樣的人，他們對你的教育重不重視，能不能給你的人生一個很好的指導，這比是不是「富二代」重要得多。假如你是「富二代」，但是你的家庭一塌糊塗，這也是一個大悲劇。當然，如果父母的經濟狀況比較好，總是有利無害的。我覺得你應該也會和我做同樣的選擇吧？選擇父母，比選擇財產更重要。
許：對。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0日
【採訪地點】香港又一城Page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