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同性戀被當成是一個心理現象，即研究者往往站在異性戀的視角來判斷，同性戀便成為心理患者。自弗洛伊德以來，心理學界對此一直有這樣一種態度，但是，也有部分人在研究同性戀的過程中發現，同性戀可能是先天的，比如，同性戀都不承認自己是病人，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性取向等，這些現象使研究者意識到，同性戀者可能存在生物學上的生理基礎。如果這一立論成立，那麼，同性戀就成了先天的。如果是先天的，那麼，同性戀的倫理地位就應該與異性戀平等，同性戀的合法地位也就不證自立了。
一、關於心理方面的探索：認為同性戀者是後天造成的
弗洛伊德在對待同性戀的問題上一直存在一些矛盾，他首先並不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態，在《性學三論》中，他說，同性戀者“並沒有顯示出和正常人不同的其他嚴重病態。……他們的功能未損；實際上，他們的智力發展和倫理文化都有很高的修養。”在《致一位美國母親》的信中，他寫道：“同性戀當然沒有什麼優點，但它也沒有什麼可恥之處；它不是罪惡，不是墮落，不能把它當做病態。我們認為它是由於某種性發展受阻所導致的一種功能形式。”
但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某種性發展受阻”，是不是會導致病態或非正常狀態呢？1993年2月28日美國心理學會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在校男女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的決議》中說：“鑒於，許多男女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青少年更易於出現自卑和參與自我傷害的行為(包括自殺)”，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同性戀者容易產生心理疾病。當然，若從根源上來分析，這是由於同性戀本身遭受社會歧視而引發的心理疾病。
在當代社會中，即使是對同性戀有很深研究的西方社會，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心理變態的人仍然占大多數。研究同性戀問題最多的也是精神分析專家和心理動力學家（西蒙·波伏娃就是其中之一）。既然把同性戀當成一種病態，於是，心理學界討論最集中的問題便是是否應該把同性戀歸為一種病態而要采取各種精神病療法來醫治它。到了90年代，對同性戀的態度寬容得多了，人們討論的重心又成為：同性戀可能是正常心理生活的另—種方式，只是與主流文化相對的一種生活形態而已。
其實在這些討論中，終極的問題始終被懸置，即我們究竟是要站在異性戀的角度還是應該站在同性戀的角度，甚至要站得更高，從整個生命現象的角度來判斷。絕大多數精神病學家和醫生其實就是站在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背景下來判斷的，那麼，他們一定會堅持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病形式，他們的根據自然也來自傳統的生命觀：相對異性戀來說，同性戀是性發展紊亂的產物；他們偏離了正常的（男女之間發生性行為，導致生育）生物學原則；他們都是深受折磨沒有幸福的人們（他們在人群中始終是弱勢群體，他們容易產生心理疾病）。
這一說法自然要遭到人們的批評，尤其是同性戀群體的猛烈攻擊。
但是，無論怎麼說，社會要繁衍，人類要幸福，同性戀群體畢竟不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所以心理學家的一系列探索還是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對同性戀的寬容是人類進步的表現，但對同性戀的研究更應該客觀、深入，在這些研究中，絕不能因為同性戀者本身的一些意願而違背了學術的價值。更何況，人不僅僅是一個生物的人，更是一個社會的人，那麼，從社會和心理學方面進行的研究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對同性戀的心理學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終是一座不能繞道而過的山峰，弗洛伊德所說的“某種性發展受阻”給心理學家指出了一條心理上的暗道。有人認為同性戀的形成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戀母情結”在青春期未能克服，他希望占有他的母親，而結果卻產生了“被閹割的恐懼”，因此產生了和異性交往中的心理障礙。還有人說，在一個由過分強悍的飛揚跋扈的母親和一個軟弱、膽小怕事、被動的父親構成的家庭中，容易造成男孩在男性氣質的形成方面產生障礙，因此導致了同性戀。
從家庭入手，也就是從同性戀者早期的成長內在著手進行研究是很多心理學家的一個視角。貝勃曾對男性同性戀者的家庭背景進行研究，結論是：大多數同性戀男子的家庭，都有一位既占統治地位同時還富於異性誘惑力的母親，其父親往往是一位懦弱、冷酷、與孩子的情感上較為疏遠的男人。父親的影響力是微弱的，這樣，在這個家庭中，母親其實就承擔了正常家庭父親的一部分角色。也就是說，在男性為中心的文化社會裡，這樣一位母親還同時是一位父親。但事實上，這位“父親”是虛擬的，她的文化仍然是陰性的，她使家庭氣氛死板、刻薄、小氣，她斤斤計較，她把孩子都教育成為舉止文靜、喜歡安靜與獨處的人，她還使孩子都喜歡她、孝順她，甚至到老都忠於她。雖然她是無心的，甚至是無私的，但最終可能導致孩子在交往能力上的欠缺，使孩子多生活在一個內心的世界，而與外在的世界往往是對立的。
在這個男性為中心的文化歷史中，女性同性戀不僅古書上少有記載，就是當代的心理動力學學者們也很少探討。有個別學者認為，女性同性戀是出於“對陰莖羨慕”而產生的變異，女人因為缺少陰莖而自認為不完全，所以就采用男人的性偏愛、興趣和習慣進行性活動。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一書中對女性同性戀有一種經典的解釋：
女人的同性戀是許多嘗試之中的一種促使她的自主身份與被動肉體獲得妥協的嘗試。而如果真要談起“自然”，我們可以說女人全部都是天然的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的特點即拒絕男性而愛好女性肉體；但每個青春少女都害怕被戳入，被男性統治，並對男性身體感覺某種憎惡；另一方面，女性身體在她眼裡，正如在男人眼裡，同樣是可欲之物。
在這位女性主義者面前，男人都成為可怕的專制者、獨裁者，女人從本能上就有一種反抗欲，而這是女性在心理上關閉自己女性性別而趨向於男性的一種原因。
二、關於生理方面的原因：探索同性戀者為先天的人性
其實，只要與同性戀者有過接觸，你就會產生一個矛盾：他們究竟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他們對社會在表面上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但為何歷代宗教和政治都將他們打入死牢？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對的，並非錯的，所以他們不願意接受任何性取向方面的改變，如果不是先天的，他們為什麼不改變呢？
於是，關於同性戀先天因素的研究開始了。當然最早的推測還是柏拉圖。柏拉圖在《饗宴篇》裡借伊羅之口講了同性戀的由來。他說，人類可分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與男一體，女與女一體，男與女一體，各有四手四腳，十分強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們各割為二，並叫阿波羅扭轉他們的頭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們永久不忘那罪惡。阿波羅是醫術神，治愈了那割斷面，縫合皮膚做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結便是臍。這樣，一個人就分成兩個半身，一個半身有一種向另一個半身合而為一的迫切願望。所以，本來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兩個半身的男子，形成了男同性戀；同理，原來是從“二重女性”分割開來的女性，形成了女同性戀。
柏拉圖的這一幻想從神學的角度似乎極為可能，而且具有了某些形而上的意義。柏拉圖的敘述有以下幾層含義：一是同性戀是天生的，與異性戀是平等的；二是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在沒有獲得愛情之前，是不完整的，是孤獨的，所以都在尋求人的完整性；三是同性戀與異性戀不僅僅是一種生物性即生理上的性的結合，更是一種精神性的結合，即愛情。
但是，無論柏拉圖將此說得多麼高尚，在科學時代，人們還是想尋找一種更為可信的原因，即科學上的根據。但實際上，這種根據是否真的科學是有待以後的人類來判斷的。
自從進化論產生以來，科學家對人類的研究往往類比於動物。這是一種基本的方法。同性戀的研究也不例外。研究人員發現：大多數哺乳動物、特別是雄性動物中會發生同性戀行為；偶爾還會發現—只公狗、公牛或雄猩猩甚至只采取單一的同性戀行為。
這一發現成了很多社會學家的“科學依據”，這是值得警惕的。疑問是：為什麼動物中會產生同性戀行為？如果簡單地因為動物中有同性戀行為，就認為人也應該有同性戀行為，那麼，人與動物何異？它帶來的是人類價值的喪失。事實上，就是因為人類可以產生高級的社會群體，並能自覺地反省人類自身的罪惡，使其產生善、公平、自由等理念來，動物界就沒有。這是人類不同於動物的根本原因。假如人類與有些動物一樣，那麼，只有那些強大的有性吸引力的男人才能存在下來，那些弱小的男人和丑陋的女人就不可能存在下來。他們在異性面前，不可能有性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向同類發展。
這是同性戀產生的根源之一。關於這一點，後世的同性戀現象是一個明證。後世同性戀的產生地主要在宮廷裡和禁欲的宗教界。但是，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是，人類在集體生活中產生了公平、自由、善、同情、憐憫等精神，這是人類的群與動物的群的根本不同。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人類便有了同情弱者的道德精神，而婚姻制度的發展也證明了人類在性方面的分配是公平的、高尚的。因此，某些性學家和社會學家發現的這個所謂的“科學依據”其實是反人類的，它只能說明同性戀的產生可能具有先天性。如果從這樣一種先天的可能出發，人類就應該同情和承認同性戀者，因為同情、寬容和價值是人類的特點，也是人類獨有的精神。
另一種研究也許更為科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觀察中還發現，人類同卵雙生子中同性戀的發生率高於異卵雙生子。由於男性和女性體內都存在雄激素和雌激素，可能由於胎兒期或青春期激素分泌的某些不平衡導致了同性戀行為的產生。激素在人類性發育中是有重要作用的，最初胚胎發生的原始性腺有雙向發展的趨勢，這取決於胎兒體內的雄激素水平，睪丸酮促使原始性腺向男性化方向發展，促進男性生殖器官的生長、發育；而缺少睪丸酮則使原始性腺向女性化發展，生長出女性的內、外生殖器來，而一旦決定了男性或女性的特征之後，另一種性器官就逐漸退化，只是作為殘跡存留下來。這是一種同性戀形成的生物學原因的假說。這種假說實際上是把柏拉圖的假說變了個形式，但至少從現有的生物學和醫學上有一定的可能性。
也有人試圖通過對同性戀者體內激素的測定來尋找激素影響人類性行為的原因。這種研究的前提是，將同性戀界定在性行為內。1970年，一位名叫曼格裡斯的研究工作者觀察了身體健康的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24小時內的尿樣品，結果發現，二者的睪丸酮及其衍生物的比例是不同的。這個發現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但是後來又發現，有些患抑郁症和糖尿病的人尿中的甾酮類代謝物的比例和同性戀者很接近，這就使得這種方法的特異性受到懷疑。後來又有人提出，男同性戀者的血睪丸酮水平比正常人低40％，但這項研究因為不能重復而失敗。
走得更遠一些的研究者也從現代心理學和生物學方面得到啟示，他們想，如果在人的神經中樞大腦中發現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區別的話，那麼同性戀的一系列行為就有了依據。這種研究是在綜合了上述所有研究者無果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把人的心理與生理兩方面都概括了起來。1991年，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說，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的大腦細胞之間存在著不同之處。這項研究的負責人是西蒙·利維，他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爾特生物研究所的神經生理學家。他對41具男性屍體的大腦其中包括19個男性同性戀者的大腦進行解剖研究，發現男同性戀者的下丘腦中的一組細胞比非同性戀者為小，下丘腦是大腦負責調節包括性活動在內的身體功能的器官。這個研究報告發表以後，引起有關學術界的廣泛注意，普遍認為利維教授的研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但是，疑問也同樣產生，人的後天行為會不會影響人的大腦組織呢？如果能，那麼這種不同是否是由於後天的異常現象和心理活動導致的呢？
這就牽扯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一個人生下來時是否就已經決定了他是同性戀者。這是目前還無法把握的一件事，因為同性戀的認可到青春期才能判斷。但是，循著這樣一個思路，有研究者提出，同性戀在生理上是否具有遺傳性？如果說，這一假設得到證明，那麼，先天的因素就很好來判斷了。1969年，羅賓提出這樣一個事例：主人翁是個高智商的教授，45歲左右，他的兒子在家庭內部同性戀活動中患上了急性精神病，為此他非常懊喪和苦惱。這位教授已處於精神病晚期並進入精神分裂潛伏期，他明白，他過去的同性戀經歷不僅給自己，而且也給兒子帶來了災難。兒子本來很聰明伶俐，可是他服用了精神病治療藥片而造成了植物型幻覺和四肢的壞死。教授的亂倫(家庭內部的男性性活動)是從和他父親開始，接下去是兄弟、表兄弟一直到他兒子。明顯地，他是生長在一個父系遺傳的家庭中，在這家庭中祖父、父親、兒子之間有著無限的性引力，而女人在這家庭中只不過是傳宗接代的工具。
這一假說由於其特殊性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證明，但是，他也給研究同性戀的專家帶來一些疑問：那些從遺傳學上不能得到證明的同性戀者又是什麼原因形成的呢？如果他們是後天形成的，人類又會面臨怎樣的艱難選擇？
人類的這種先天性的研究到目前還在繼續進行，希望早一天得到一個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關於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同性戀的形成是一個社會的原因
在社會學家看來，人與動物不同的就是其社會屬性，人類雖然有很多本能的行為，但由於後天的人的社會化，這些本能已經轉化為一種習慣，或者說是文明行為，特別是人類的道德精神，基本都是後天獲得的，而這些道德精神又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所有行為，包括那些本能的行為。從這一角度來審視同性戀，便與前面所說的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醫學家的看法不同。在社會學家看來，社會的影響或者說教育、環境等的影響是形成同性戀的主要原因。社會學家不同意精神分析理論關於人生來便具有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種傾向，而認為後來的性取向主要是由於“社會化”而造成的。他們認為，人類並非生來就有同性戀或異性戀的傾向，而只有產生性反應的能力。
比如，在嬰兒時期，所有的人都是“中性”的，你告訴他他是男孩他便是男性，你告訴她她是女孩她便是女性。關於性別教育只是異性戀為主導的傳統文化的一種教育，由於它的介入，使人們對性別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分別。同時，也由於這方面的原因，便有了喜好或歧視。由於這種文化的影響使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關於性的認識，它不僅僅影響人的心理發展，也影響到人的生理趨向。在傳統的以性為生育目的的文化形態下，使大部分人學會了對異性刺激產生性反應，而只有異性戀的傾向。同性戀的產生從本質上說與異性戀並無不同，只是同性戀者的個人經歷使他們走向了另一條通向同性戀的“學習”途徑。
在社會學家看來，這種所謂“學習”過程，主要是指一種行為發生後，周圍的環境對這種行為的獎勵或懲罰而引起行為者在心理方面的肯定或壓抑的過程；廣義地說，也是對周圍環境的影響而產生潛移默化的適應過程。“學習”理論認為，人在開始階段，既與同性也與異性接觸，如果和同性的交往以至性取向受到“獎勵”，就會導致這種行為的強化，使人的性取向趨於同性戀；如果異性戀的嘗試受到挫折，也會削弱異性戀的取向形成而使同性戀易於產生。反之，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和對異性戀行為的“獎勵”則使人的性取向趨向於異性戀。
這種“獎勵”與“懲罰”有時並不是直接指向性行為，而是指向性心理氣質的養成從而間接指向性行為。例如一個男孩的頑皮、好動經常受到父母的呵責，父母只是要求他像女孩那樣“文靜”；或是他生長在一個女孩眾多的環境中，頑皮、好動使他感到離群、孤立，那麼他就會逐漸女性化，長大後由於“互補”的作用而傾向於粗獷的男子，從而產生同性戀。中國過去扮演旦角的男演員，由於長期揣摩女性心理和女性動作，也容易使心理氣質女性化從而傾向於同性戀。
但是，這種社會學家的觀點很可能會遭受同性戀群體的攻擊，在同性戀者看來，他們在性別上並沒有與常人不同的地方，社會學家所說的女性氣質是一種變性人的特點，與真正的同性戀是有差異的。同性戀者還是堅持自己是先天的，而非後天的。也就是說，他們否定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他們尋找的一切理由。這確是研究者們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