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雖然承認天命，但不是消極地等待命運的安排，而是積極努力爭取達到人力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孔子自稱「為之不厭，海人不倦」（《論語·述而》）。當時的隱者譏諷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同書《憲問》）。他自述自己的生活態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同書《述而》）。孔子倡導積極有為，是非常昭著的。他還說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同書《陽貨》）認為博奕比無所事事還好些，這種反對無所作為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
孔子所謂「為之」具有什麼具體內容呢？他所從事的活動是什麼性質的活動呢？多年以來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認為孔子在倫理學說、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創新，在政治上卻是保守的，屬於守舊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於他的政治活動是違反歷史發展趨勢的。十年動亂時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個頑固的反動派、復古派、復辟狂。時至今日，這個問題須加以認真考察，分辨清楚。認為孔子守舊、保守，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看法，主要以四項歷史資料為依據：【1】孔子反對三桓僭越；【2】孔子反對陳恆殺君；【3】孔子反對魯用田賦；【4】孔子反對晉鑄刑鼎。前兩項見於《論語》，後兩項資料見於《國語》和《左傳》。多數的論者都認為當時魯國的三桓、齊國的田氏屬於革新派，魯用田賦、晉鑄刑鼎也都屬於革新的措施。當時魯國的三桓破壞了周禮，齊國的田氏進行了一些改革，晉鑄刑鼎，魯用田賦，都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新措施，這些都是事實。孔子反對這些，是否一定是頑固守舊呢？這還要進行具體的分析。當時各國諸侯大夫都從事於僭越，這是大勢所趨。但這類僭越行為對於人民有沒有好處呢？事實上那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孔子嘗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從寧儉勿奢的觀點來反對僭越，應該是有積極意義的。田氏篡齊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春秋末年陳恆殺君，據《左傳》的記載，僅僅屬於權利之爭，並無革命意義。孔子反對陳恆殺君，也難以斷定其為反動的。後來《莊子》書中譏刺田氏代齊為「竊國者侯」，韓非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指責「田常殺君」（《韓非子》的《難二》、《說疑》），能說反對陳恆殺君就是守舊反動麼？孔子反對魯用田賦的理由是反對增稅，他的主張是：「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這反對增稅的言論，雖然不合乎經濟發展的形勢，但不能說是反動的。孔子反對晉鑄刑鼎的理由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強調了貴賤的等級秩序。這表現了反對勞動人民的傾向。但是，強調貴賤區分是先秦時代儒法諸家的共同觀點。商鞅論歷史的演變說：「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商君書·開塞》）法家的「貴貴」更甚於儒家。如果說法家的「貴貴而尊官」的思想在當時也還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何以斷言孔子的「尊貴」言論一定是反動的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點：【1】為政以德；【2】君主集權；【3】反對個人獨裁與大臣專權。他強調道德在政治上的作用，宣稱「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要求統治者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這確實具有深刻的意義。孔子宣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同書《季氏》）這是中央集權的思想，應該說是符合春秋戰國的發展趨勢的。以後孟子講「定於一」（《孟子·梁惠王》）荀子鼓吹「天下為一」（《荀子·議兵》），都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權，這種思想都可以說源於孔子。魯定公問：「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反對「言莫予違」，也就是反對個人獨裁。孔子認為，君主雖應有最高權力，但不應個人獨裁；同時大臣亦不應專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同書《季氏》）。這些思想，應該說都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要求的。
過去很多人認為孔子是守舊派，或者認為是復古主義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認為孔子擁護周禮，這個問題還需要作具體的分析。孔子曾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事實上，孔子並不認為周制是永恆的盡美盡善的。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同書《為政》）這就是說，對於周禮還應有所損益。他曾評論樂章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同書《八佾》）。從這些言論看來，所謂「吾從周」乃是在三代之中取其最近的，並非認為周制是絕對的好。孔子論仁，有「克己復禮為仁」之說（同書《顏淵》），有些人認為「復禮」即是恢復周禮。其實這是望文生義，所謂「復禮」的內容即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視聽言動無不合禮，並非復古之意。
孔子稱讚子產，讚揚子產不毀鄉校（《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宣稱「天道遠，人道邇」，孔子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孔子重禮，子產亦說過「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和子產一致的。近年以來，許多人都承認子產是進步的政治家，卻認為孔子是守舊派，這是不公允的。（十年動亂時期，也有人寫文章抨擊子產，那更是完全荒謬的。）
孔子的政治活動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活動呢？《論語》中有一段記載透露了其中的信息。《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所謂「易之」，「與易」的「易」字是改變之意。孟子批評墨者夷之，曾說：「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儒墨都是企圖以其道「易天下」的。孔子一生的活動也是企圖以其道易天下，企圖改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這種活動固然不是革命的活動，而可謂一種移風易俗、建立理想秩序的活動。
孔子一生，「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莊子·盜跖》），並不是因為他是逆潮流而動，違反了歷史發展的趨勢，而是因為孔子所考慮的是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不易被人理解，而實際上是適應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要求的。孔子的積極有為的精神是基本上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
孔子的積極有為的思想，在《易傳》有進一步的發展。《易傳》提出「剛健」、「日新」、「自強不息」的重要原則。《象傳》說：「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提倡剛健的精神，宣揚「日新」。《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即是勉力向上、不斷提高，這是孔子「發憤忘食」精神的發展。《系辭上傳》說：「日新之謂盛德。」《系辭下傳》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知險而不陷於險，然後為至健；知阻而不困於阻，然後為至順。《易傳》以健順的統一為最高理想。《易傳》的剛健自強的學說激勵著歷代有志之士奮發向上，確實起了促進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
以上論證孔子積極有為的思想態度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
其次，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是重視道德價值的觀點。這種價值觀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的影響更是非常深刻的。孔子宣稱「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認為道德是最有價值的。所謂義即道德原則，義的內容即是仁。孔子說：「好仁者無以尚之。」（同書《裡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規範。（在《論語》中，仁和義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又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書《裡仁》）安仁即安於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為有利而行之。仁者實行仁德，不是以仁為有利，而是認為仁德本身具有最高的價值。
何謂仁？仁即是「愛人」（《論語·顏淵》），亦即「泛愛眾」（同書《學而》），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書《雍也》）。所謂「愛人」的具體意義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何謂立？立即能獨立生存而不依靠別人。何謂達？達即上進，提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自己要求成立，也幫助別人成立；自己要求提高，也幫助別人提高。這是仁的主要涵義。
所謂立就是有獨立生存的能力，亦即有獨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人人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孔子稱讚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同書《微子》），以為這是保持獨立人格的最高表現。
人人具有「不可奪」的獨立意志。孔子認為，做一個人，應該「志於道」（同書《述而》）。如能「志於道」，就可以達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同書《裡仁》）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同書《述而》）志於道的人，雖然生活艱苦，但能自得其樂，這是一種高尚的樂趣。孔子以為，在一定條件下，應該為了實現道德理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同書《衛靈公》）道德理想比個人生命更為重要。
這裡包含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關係的問題。孔子承認精神生活以物質生活為基礎，《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富之然後才能教之，就是說，須先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才能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從先後次序來說，富之先於教之。但孔子又認為，從重要性來講，道德卻又重於衣食。《論語》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這裡有兩種順序，從先後來講，「足食」居先；從重要性來講，「民信」最重。「民信之矣」，即政府對人民有信，人民也信任政府，這是立國的根本條件。孔子的這些觀點，含有非常深湛的思想，表現了辯證思維的光輝。後來王充對孔子去食存信之說提出批評，那是不理解孔子的深意所在。總之，孔子承認精神生活需以物質生活為基礎，而又肯定精神生活有高於物質生活的價值。
孔子所謂仁，是「泛愛眾」的人類之愛，又是由近及遠的差等之愛。仁是等級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則，含有一定的階級性。仁並不要求消除階級差別，而且肯定等級差別。雖然如此，仁具有反對苛政暴政的意義，要求讓人民安居樂業，在歷史上具有相對的進步意義。
孔子這種重視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價值觀，對於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深遠影響，這至少表現於兩個方面：第一，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一個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傳統；第二，在歷代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中存在著一個重視氣節、剛正不屈的傳統。這兩者都是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西方中世紀以來，宗教占統治地位，西方的社會道德是和宗教密切結合的。在中國的南北朝隋唐時代，雖然對於天神的信仰以及佛教、道教雜然並存，而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卻表現了無神論的傾向，儒學亦稱為儒教，但是儒教之教決非宗教之義。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這就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經過孔門的宣傳，這形成了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傳統。在這個優良傳統的影響之下，在士大夫和勞動人民之中，又形成了一個重視氣節、操守的傳統，敢於和不良勢力進行堅決鬥爭。決不屈服於禍國殃民的惡劣勢力，堅持抵抗外來的侵略，排斥一切奴顏婢膝的可恥行為。勞動人民的道德與統治階級的道德有所區別，但是開明的士大夫和勞動人民都反對禍國殃民的行為，都反對外來的侵略，兩者也有一致之處。這種崇尚氣節的傳統也是在孔子思想影響之下萌發完成的。
章太炎說：「仲尼，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訄書·訂孔》）這是認為孔子開創了重視歷史的傳統。自周初以來，設立了記言、記事的史官，歷代因之，所以中國的史書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最為豐富。這確實和孔子「刪詩書，修春秋」有一定關係。重視歷史經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總之，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