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
文化或文明，是人類努力創造的結果之總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類，人類與自然之間卻又存在矛盾。人類為了維持和提高其生活，必與自然鬥爭。在這鬥爭過程中，便逐漸創造了文化。鬥爭必由勞動，且必由集體的勞動，鬥爭的結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時亦改變了人類自身。文化是通過集體勞動而改造自然並改變人們自身的總成果。文化是人類為了滿足慾望而進行鬥爭的結果。人類之所以貴於禽獸，其一即是能創造文化。文化的內容即思想、學術、藝術、制度、禮俗等。
各民族的文化不相同。不同的民族所處的地域不同，其生產力的發展之遲早緩速不同，故其所形成的文化亦不相同。地域不同是比較疏遠的原因，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不同是切近的原因。生產力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只有把不同民族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情況弄清楚，才能深切地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但是兩個民族文化的不同，並不只是由於兩個民族所有的生產力發達程度的不同，實亦受地域的因素的影響，即為其周圍的自然狀況所決定。有許多人認為兩個民族的文化之不同，可以專從其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不同來理解，這還沒有看到現象的全面。兩個生產力發展程度相同的民族，由於地域之不同，其文化雖大致相似而仍不相同，這從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以及近世歐洲各國的歷史可以看出。
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不與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觸，便易走入衰落之途。然而雖衰，卻因沒有較高的文化來征服，亦不易即趨滅亡。一個民族的文化與較高的文化相接觸，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獲得大進，但若缺乏獨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滅的危險。
民族文化是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以前的各歷史階段所有的。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這種文化就會發生變化，勞動者階級的革命，無疑地是要踏上克服民族文化差別的道路。社會主義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然而世界性不是無民族性，在民族存在的限度內，不能有無民族性的文化。誠如列寧所說：「國際的文化不是無民族的。誰也不曾要求純粹的，不是波蘭人的，也不是猶太人的，也不是俄羅斯人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之中，且有所謂內部變異，世界文化豈得沒有內部變異？在將來，將無有所謂東方文化與所謂西方文化的對立，但亦非無東西之殊。
文化是發展的。文化在發展的歷程中必然有變革，而且有飛躍的變革。但是文化不僅是屢屢變革的歷程，其發展亦有連續性和累積性。在文化變革之時，新的雖然否定了舊的，而新舊之間仍有一定的連續性。從根本上說，文化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變革只是促使其前進。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是一貫的發展。文化是向一個大方向發展，在發展中常常改換小方向，而大方向是確定的。
凡此一切，都是符合辯證法的。
中國文化是世界中偉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世界中偉大的獨立發達的文化之一。以漢族為主的中國各民族，發揮其偉大的創造能力，在東亞的大陸上，獨立地創造了自己的文化。
自漢至明，少數民族的貴族常給中原的漢民族以創傷，但因其是低文化的，終為中原的漢民族的較先進的文化所同化。現在，情況卻大異往昔，中國遇到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文化的侵略，而中國民族不特失其同化的力量，且有被同化的危險。但是，國內有一些人卻對此缺乏認識，竟提倡全盤歐化，顯然，這種主張是有害的。
我覺得，現在要仍照樣保持中國的舊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洋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到了將被否定的日子。社會主義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來，中國必將產生新文化而成為那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部分。
現在，中國的舊文化既不能照樣保持，那麼，是否就要整個地將其取消呢？將其掃蕩得乾乾淨淨呢？——不！只有不懂唯物辯證法的人，才會有這種主張。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一種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對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較有積極意義的和壞的或具有消極意義的成分。唯物辯證地對待文化，就應一方面否定後者，一方面肯定前者，並根據現實需要加以發揮、充實。中國的舊文化，也包含兩部分：一是良好的健康的部分，它是中國舊文化之中可以算得對人類社會有貢獻的部分；一是不好的病態的部分，它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不過，應該看到：後者是由前者的流弊所造成，而前者又為後者所拖累而未能得到充分圓滿的發展。
中國人如果不能認識出自己舊文化中的不好的病態部分，或不能認識出自己舊文化中的良好的健康部分，那就會造成對待文化問題的盲目性。中國人如果守舊不改，則無異於等著毀滅；如果妄自菲薄，以為百不如人，則難免有被外來侵略者征服的危險。中國人必須不自餒，趕快振奮起來，樂觀地加入全世界創造新文化的工作。
資產階級文化中有著「可以永列在人類財產簿上的要素」。其實，資產階級文化以前各階段的文化，也有些可以永列在人類財產簿上的要素，即有永久價值的永遠不磨的東西。例如古希臘及羅馬即是如此，中國亦然。中國的文化，其中有些堪以作為對人類社會有較大貢獻的精粹。文化以生產力及社會關係的發展為基礎，生產力發展到一新形態，社會關係改變，則文化必然變化。然而以前的文化之精粹可以在另一形態下保存著，或者經過一番更新而發展，卻非完全歸於澌滅。文化的發展是有累積性的。
上述具有不磨價值的文化元素，雖產生、發育於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中，卻不只是一個民族的，在本質上是全人類的，它是對人類整個文化的貢獻。到將來民族文化消滅之時，各民族文化中的優秀元素將被世界化；即使不能世界化，亦將被保持為世界文化內部變異中的某地方的特性。這樣，民族文化的優秀元素，不僅不會隨著民族文化的消滅而消滅，反而能得到世界化，這也是辯證的行程。
中國有為全世界、全人類保持並提供優秀文化的義務，有改造其舊文化使與世界文化相適應的責任。我們如果不主動地對舊文化進行改造，而待外人來強行改造，那就難免淪於奴隸地位。
中國舊文化有哪些優秀的東西？老實說，舊文化中好的東西與不好的東西比起來，在數量上差得遠。一堆一堆的朽土之中，只有一些金剛石在發放光輝。文化，一般地說，實即「正德利用厚生」。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於東方特重「正德」，而西方則特重「利用」。「厚生」是兩方都重視的，不能厚生何以言文化？中國文化對全世界的貢獻即在於注重「正德」，而「正德」的實際內容又在於「仁」的理論與實踐。孔子謂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意義就是與人共進，相愛以德。孟子更從人性及心理方面闡述仁，認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仁原於不忍之心，即對於旁人痛苦的同情。以後儒家更以「成己成物」、「民胞物與」言仁。「無終食之間違仁」，即無須臾之間離道，能如此，即達到人生之最高境界，而達到此境界即得至樂。從根本上說，「仁」是動的，是自強不息的。「仁」是在現實中體現理想，在日常生活中達到崇高的境界。中國古代哲人所苦心焦慮的就是如何使人們能有合理的生活，其結晶即「仁」。他們總覺得人必須「正德」，然後人生才有價值。中國人的生活基調即在於注重「正德」。這就是中國文化對全世界的特殊貢獻。
中國的表現「正德」的「仁」的理論與實踐，是有價值的，應有以發揚之，但亦不可死板地保持，而應隨著現實情況的變化而有所發展。儒家講仁，承認差等，即有保持等級以及階級的傾向，顯然，這是應當更改的。
中國文化的缺點實在太多，但這都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及新的社會關係之形成而消失，如大家庭制與舊禮教，以後必將變革。中國所最缺乏的是科學與團結力，必須向西洋學習。中國人因種種緣故，喜靜惡動，追求寧靜的安適，不追求運動的愉快，有些人甚至懶惰、萎靡，不肯振作，形成一種病態的樣子，缺乏鬥爭的意志，更無鬥爭的力量。其所以如此，都是有其物質根源的。將來物質生活改變了，此種情形當然也會改變；但不能坐待物質生活之改變而有為，必須於此先有所變易。中國人應當養成勤奮的生活態度，不可再以安閒為樂和以變動為苦了。
中國舊文化的改造，同時就是新文化的創成，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要使中國文化得到發展，必須對現在的社會進行批判。雖應認識舊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加以發揚，卻決不可受傳統思想的拘束而不勇於創新。
中國人的崇高理想迄未實現。中國人固有的崇高理想，考察－起來，主要有三個：一是生活的合理，二是參贊化育，三是天下大同。中國人所做到的只是一部分哲人的生活符合自己所倡導叫原則，其餘的兩個理想則未能實現，這是由於受生產力發展程度的限制。中國人要參贊化育，必須依靠科學；要實現天下大同，則捨社會主義別無途徑。「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物之性是非由科學不可的。而欲「通天下之志」，「天下為公」，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才能變理想為現實。
中國久以天下大同為理想，所以將來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文化之創成，亦正是中國固有理想之實現。
目前，中國雖面臨著空前的大危機，然而也是空前的大發展時期。現在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瀕危的時代，是被壓迫階級即將翻身的時代，亦是被壓迫民族即將抬頭的時代。在此時代，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滅亡別的國家了。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能達到社會主義以前，長時期的混亂是必然的。帝國主義雖然破壞了中國舊的社會經濟，但它卻不允中國形成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只希望中國長期陷於混亂狀態。此時中國人應努力奮鬥，堅定鬥爭的意志，加強鬥爭的力量。中國人切不可盲從著一部分外國人說「中華民族衰老了」，如果這樣，那就等於說中國民族沒有前途了。我認為，民族衰老之說並無科學根據，中華民族雖有若干衰弱之病，但仍保持很大的潛在活力，是能夠轉弱為強的。
中國文化本來是先進的，不料以後停滯了，落後了。在此時代，中國應由西方文化給予的刺激，而大大地發揮固有的創造力，創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將來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作出新的貢獻。
文化是最復賾的現象，文化問題只有用唯物辯證法對待，才能妥善地處理。列寧說：「在文化問題上，性急與皮相是最有害的。」這是我們應永遠注意的名言。
【附識】這是我30年代初期所寫關於文化問題的文章。當時我對文化問題很感興趣，有自己的主張：一方面我反對「全盤西化」，另一方面我也反對所謂「發揚國粹」、「讀經復古」，認為應當運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文化問題。但文中對儒家「仁」的學說的評價，未免膚淺籠統，這是一個尚待深入鑽研的理論問題，今後當試圖作進一步的剖析。1984年5月記。
中西文化之會通
在上古時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各自獨立發展的。約在15世紀，中國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傳入西方，英國哲學家培根(1561—1626)論述「印刷、火藥和磁石」的作用說：「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見培根所著《新工具》，轉引自《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這說明了中國的技術發明傳到歐洲之後起了促進西方近代文明發展的重要作用。16世紀後期，即明代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到中國傳教，在宣傳耶教的同時也介紹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學、數學等科學知識，更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和中國儒家思想，這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始。中國學者如徐光啟等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稍後的方以智也受到西學的影響。直到清初康熙年間，西方的天文數學仍受到重視。算學家王錫闡、梅文鼎都兼通中西數學。但是西方當時的最新科學如哥白尼、伽利略的學說，並未傳入中國。
中國儒家學說傳入西方之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受到一些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的歡迎。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沃爾夫（1679—1754），法國經濟學家魁奈（1694—1774)、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都讚揚中國的哲學與文化。（參看《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中國儒家以及宋明理學的理性主義思想和無神論傾向，對於歐洲近代反對宗教迷信的思潮有一定的啟迪作用。這也是歷史事實。
到清代雍正年間，中西文化交流因故中斷了。1840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以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資本主義列強對於中國進行了兇猛的侵略，中華民族遭遇到空前的民族危機，愛國志士都在設法救亡抗敵，先進思想家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康有為、梁啟超提倡變法維新，孫中山、章太炎鼓吹革命，都是受了西方的影響。嚴復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學說，引起了巨大反響。一部《天演論》風靡一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進步人士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