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
禪宗，是釋迦牟尼佛教的心法，與中國文化精神結合，形成中國佛教，融化古印度佛教哲學最精粹的宗派。中國文化，儒道二家之學為二大主流，如黃河長江，灌溉全國，久已根深蒂固。佛法在後漢、兩晉、南北朝間，陸續輸入。初期翻譯教典經文，名辭語句，多援引老莊或儒書。外來法師如鳩摩羅什，翻譯名言，必與此土思想文字，比類發明。什師門下高弟，如僧肇、僧睿輩，名僧道安師弟，以及慧遠諸公，皆學問淵博，貫串古今。影響所及，梵語佛法，形成中國化者，勢所必至。禪宗本為教外別傳，不立語言文字，直指見性之學，一變再變，而成中國特有之宗風，亦理之所必然者。
在佛學中，「禪定」是大小乘共通行持修證的方法，「禪定」的原名為「禪那」，又有中文的翻譯為「靜慮」，後來取用「禪」的梵文原音，加上一個譯意的「定」字，便成為中國佛學慣用的「禪定」。禪宗，雖然不離於禪定的修證，但並不就是禪定，所以又名為心宗，或般若宗。心宗是指禪宗為傳佛教的心法，般若是指唐代以後的禪宗，注重般若（智慧）經，與求證智慧的解脫。近世以來，歐洲學者，又有名為達摩宗的，為從印度菩提達摩大師到中國首傳禪宗而命名的。
禪宗，作為佛教的一個宗派，它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因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傳到中國以後，就成為中國文化式的佛教了。如果說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並不準確，因為它既沒有革個什麼，也沒有新興個什麼，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徑，既沒有變更本來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國自己所創造的，只是把印度傳來原有的佛教制度，確實痛快地改變一番，既可適合中國文化的民情風俗，又從此建立一個新型的中國佛教氣象，而且影響後世各階層的社會規範。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樣，雖然在中國社會裡，作了一番偉大的事業，卻仍然默默不為人知，但就中國禪宗所創立的制度來說，它對佛法，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同時，對於中國的各階層社會，也奠定了後世組織的規模。
禪宗固然是中國佛教的，中國佛學的特色，但從釋迦牟尼所創立的整個佛學的體系而言，它的基本宗旨，與最高的目的，並非因與中國文化融會以後，就根本推翻了釋迦佛教的主旨，只是在教授法的方式，與表達最高真諦的言辭與方法，產生一種中國文化特出的姿態，而且滲合借用儒、道兩家學術思想的名言和作風而已。因此研究禪學，若不全面瞭解佛學大小乘的學理，遍覽經、律、論三藏的經典，明白中國各宗佛學的大義，以及不通佛教修行求證定慧的方法與工夫，只取禪宗的機趣而言，必然不能觸及其中心的宗旨與道果，至少，會落在愈走愈偏，愈學愈仄的情況。況且現代印度瑜伽術等類似禪定的工夫，已經普遍展開，在世界各國傳佈，如果講禪宗毫無實際的修證經驗，恐將被人唾棄，認為是清談欺世的謊言而已。倘是一個立心學禪的學人，應抱「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確乎而不可拔」的宗旨，決不要因為舉世談禪我亦談，不肯真誠向學，只圖「曲學阿世」，以博取一時的虛譽，那就於人於己，都有莫大的損失了。總之，千萬不要忘記，禪宗以證取涅槃妙心，了脫生死而超然於物外為主旨，豈可離了佛學的教理，而徒托空言而已。
本來佛法與禪悟，是屬於智慧的造詣，聰明才智，到此一無用處，然而具備真智慧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如果動輒以六祖自比，早已失其謙虛之德，已經充滿了矯慢之情，那與禪宗的宗旨，適己背道而馳了。何況釋迦說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宗旨，卻在他說過無數的經典以後，才提出這個掃蕩執著文字名相的家風，他並非根本就不用文字而直截了當地立此宗旨，這點須要特別注意。總之，佛法與禪宗，都是因時因地適變的教學方法，凡是真智慧人的作為，成功各有千秋，大可不必刻舟求劍，致有回首茫然的結果；不過為學為道，必須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做去，先求人乎其內，才能出乎其外，否則，浪費一生學力，那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