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搜尋禪宗史料的動機，則是想找出8世紀中的所謂禪宗創立時的真相而已。這樣我不但找到了神會和尚的語錄，同時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偉大的[南宗、北宗爭法統的]作戰紀錄。這紀錄是我在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經卷裡找到的。
我在倫敦所發現的殘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國所流傳下來的[有關神會紀錄的]659字中的一部分。但是這殘卷卻是這紀錄最早的鈔本。這件唐代寫本與現存的國內流傳的神會著作，僅有絲微的不同。
以上四種，便是我於[1927年在巴黎和倫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後來我把幾份卷子與我自己所寫的神會的傳記，一起詳加考訂之後，便於1930年合成一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神會和尚遺集》。我那90頁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可能是當今中國用現代觀點所寫的惟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傳記了。
好了，我究竟發現了些什麼樣的故事呢？上文曾提過，1926年以前，中國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會和尚的作品，不過寥寥659個字而已。但是我的書在1930年出版之後，神會的著作便遞增至二萬多字，這樣我才能寫出一本神會全傳來。這本完全的傳記中，包括我對神會思想的初探；對他觀念的詮釋；和我自己研究的結論。我認為[一般佛學家和佛教史家，都當作慧能所著的]所謂《壇經》，事實上是神會代筆的。《六祖壇經》是過去1200年禪宗佛教最基本的經典；也是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一部聖書。但是我以[禪宗]內部的資料，證明它是神會的偽托！根據我的考據，神會實是《壇經》的作者，因為《壇經》中的許多觀念都和我在巴黎發現的《神會和尚語錄》及其他有關文獻，不謀而合。
以上便是我發現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這一發現影響之大則非始料所及，因為它牽涉到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的問題。由於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幾百年來，他卻是在禪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當南宗的地位最後被朝廷肯定為禪宗正統——甚至也可說是整個佛教的正統——之後，顯然一時弄得舉世擾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擠進來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門派都自稱與南派禪宗有歷史淵源，從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達摩。時日推移，這一自達摩至慧能的譜系因而一分為二：一門禪宗自稱祖述懷讓，懷讓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弟子；另一宗則自稱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弟子行思。
在八九兩世紀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禪宗的中心，兩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稱是慧能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後來這兩支都發展起來，蔚成大觀。例如著名的臨濟宗便出自這兩支。當他們得勢之後，他們就改寫歷史，各以己支一脈相延是正統嫡傳。日子久了，神會之名就漸被遺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懷讓、行思兩支後來居上，竟然變成禪宗裡的正統嫡傳。《景德傳燈錄》便是如此下筆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數作者之一，讀佛教史時在字裡行間，發現了神會和尚的重要性。我認為神會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事實上，他的重要性，在9世紀的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宗密，也曾經證實過的。
我寫神會和尚實在也就是改寫禪宗史，給神會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並指出他向北宗挑戰是何等的重要，終使他死後被迫封為禪宗的七祖；間接的他也使他師傅慧能被追升為禪宗的六祖。
事實上，這一追諡，還是神會死後100多年的事。當時並經唐代兩大作家柳宗元和劉禹錫的記述。柳、劉二人均於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為「六祖」時著有碑銘的。
還有一件使我高興的事，則是我的神會傳記出版後兩年L1932]，另一神會遺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發現了；由我的書作參考，證明其為神會遺作。這一份並無標題的敦煌經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學者則是參閱我的神會傳，而證實為我所發現的神會遺作《神會和尚語錄》之一部。這一個題目[《神會和尚語錄》]原是我加上去的，我們始終不知道這個卷子的原題是什麼。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學者入矢義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經卷中，發現了另一同樣內容的卷子。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題目叫做《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
石井光雄的卷子發現之後二年，1934年，鈴木大拙博士與一位友人，乃把它參校「胡適本」之後，予以付印出版。那是個活字版印本，書名為《禪宗大師神會語錄》。這份石井光雄發現的卷子共有15000字。其中有一半與我發現的第一件《神會和尚語錄》雷同。其中有一部分顯然是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抄下來的。稍後鈴木先生在「國立北京圖書館」所收藏的敦煌經卷中，又發現另一文件。他把這文件付印出版，並加一篇他自己寫的導言，說這一文件的內容與《六祖壇經》頗為相似；那與我所闡述的神會觀念也是相同的。
許多年過去了。一直到1956年，當鈴木博士與他的一位學生路過巴黎時，法國學者告訴他，他們又發現了一卷顯然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們無法通曉其內容，所以我也就買了一份該項卷子的影印本。我現在[1958]正在校勘這份卷子。其實這份卷子中包括兩種神會遺著，其一便是《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的一大段節錄：另一件則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現在「定是非論」已經有20000字左右，差不多已經是全璧了。
最近法國學者又發現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後，他們顯然是從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無標題的卷子之中，又發現了另一份殘卷。那卷子裡不但有一卷神會，而且有兩卷神會。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會的戰書[「定是非論」]；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鈴木在「國立北京圖書館」所發現的是同種而較佳的經卷。但是那較早發現的老卷缺少個題目。那件無題經卷，鈴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還不敢確定]，而這份新發現的卷子不但完整無缺，並且還有一個題目。這題目一開始便書名「南陽和尚」。南陽是河南的一個重要縣治。「南陽和尚」這一頭銜毫無疑問的是當地人民對神會的尊稱，因為神會曾在一座南陽的寺廟內住過十年。在南陽期間他以博學善辯聞名於時，所以才有「南陽和尚」的稱呼。
所以鈴木博士多少年前在發現那宗文卷時所引起的大疑案，終於在我的襄贊之下完全證明了。這些便是我近年來有關中國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
【原載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方括弧[]是唐德剛所加】
13胡適禪學研究記事
1925
1月寫《從譯本裡研究佛教的禪法》。
1926
9月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
11月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發現神會的《顯宗記》。
本年對中國禪宗真史料的存在作了一個初步設想，即指出在日本和敦煌可能還能找到其真跡。
1927
1月在大西洋上撰寫《海外讀書雜記》，記載巴黎、倫敦發現敦煌寫本的細節。
4—5月歸國途中，在東京會見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知矢吹亦從倫敦得敦煌本《壇經》。
8月在倫敦《泰晤士附刊》週刊文學發表書評，評論鈴木大拙的英文《禪佛學論集》【EssaysinZenBuddismFiresteries】，指出集中關於禪的文章是較弱的篇什。
8月寫《菩提達摩考》。
1928
3月寫《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
7月寫信給湯用彤教授，討論禪宗史的綱領。
7月寫《禪學古史考》。
1929
9月寫《菩提達摩考》。
1930
1月寫《跋曹溪大師別傳》【《壇經考之一》】。
4月出版《神會和尚遺集》，在這部以史料為主的集子中，寫作了長篇的《荷澤大師神會傳》。
1931
1月在致朝鮮學者金九經信中說了讀鈴木大拙的英文著作《楞伽經研究》的感想。指出自己與鈴木的異同：「鈴木先生的楞伽研究……有一部分的見解，他和我很相同。但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似乎過信禪宗舊史，故終不能瞭解楞伽宗後來的歷史。」
11月為金九經編校《楞伽師資記》寫序。
1932
1月在《中國社會和政治評論》【ChinesSocialandPoliticaiSeieneReviewvol．Is，No．4】發表《禪宗在中國的發展》【DevelopmentofZenBuddhisminChina】。
5月完成《中國中古思想小史》，原擬寫14章，僅寫了12章，第八章之後是關於佛教禪宗的。
1933
11月在橫濱會見鈴木大拙。
1934
3月寫《跋日本京都崛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本》【《壇經考之二》】。
6月與鈴木大拙會晤於北京大學。
12月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中國禪學的發展》【共四講】，自稱此次是第一次講中國禪學的發展。
1935
4月寫《楞伽宗考》。
1936
9月日本學者今關天彭將胡適研究佛教禪宗的6篇論文譯成日文，集為《中國禪學之變遷》，由東方學藝書院出版。
1952
7月寫《朱子論禪家的方法》。
9月寫《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以後又改正此說】。
12月在台灣大學作題為《治學方法》的演講，其中說禪宗史研究者頗多。
1953
1月在【台北】蔡元培先生誕辰84歲紀念會上發表演講《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4月《禪宗在中國：它的歷史與方法》【Ch'an【Zan】BuddhisminchinaitsHistoryandMethod】發表在《東西方哲學》【PhilosophyEastandWestVol．3，No．1】。同期另刊有鈴木大拙的文章《論禪：對於胡適博士的答辯》，兩人就禪佛教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6月重抄舊作《宗密的神會略傳》。
是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4
本年，托人影印了1934年的演講《中國禪學的發展》。
1958
7月寫《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8—11月完成《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
8月寫《【宋高僧傳>裡的裡的禪宗傳法史料》。
1月致信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暢論禪宗史。
2月寫《記朱熹與開善道謙的關係》。
8月寫《跋裴休的》。
10月寫《裡的「六祖」》。
1966
12月《神會和尚遺集》增訂兩版。
1970
6月《胡適手稿》第7—10集刊行。
1974
12月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由日本東京中文出版社出版。書前有柳田的長篇題解《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