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還是印度宗教的色彩麼？這不還是一個和尚麼？所以這種革命還是不徹底。從禪學過渡到宋代的理學，才更見有兩大進步：【一】以客觀的格物替代了主觀的「心理」。如二程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偽真，到後來，便可有豁然貫通的一旦。這是禪學方法轉變到理學的進步。【二】目標也轉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個吃飯拉屎的平常人，一般禪學家都是為著自己的臘月二十五，始終只做個和尚。理學則不然。宋仁宗時，范仲淹說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後理學家無不是從誠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超度個人，不是最終的目的，要以個人為出發點，做到超度社會。這個目標的轉變，其進步更偉大了。這兩點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總之，宋明理學的昌明，正是禪學的改進，也可說是中國中古時代宗教的餘波。【吳奔星何貽焜記】
2禪宗在中國：它的歷史和方法
我的學識淵博的朋友——前日本京都大谷大學教授鈴木大拙博士，近30年來，一直都在做著向西方人士解說和介紹禪的工作。經過他不倦的努力，加上許多談禪的著作，他已成功的贏得了一批聽眾和許多信徒，尤其是在英國。
作為他的一個朋友和研究中國思想的歷史學者，我一直以熱烈的興趣注視著鈴木的著作，但我對他的研究方法，卻也一直未掩飾過我的失望。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據鈴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說法：禪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鈴木在他所著的《禪的生活》【LivingbyZen】一書中說：
如果吾人拿常識的觀點去判斷禪的話，我們將會發現它的基礎從我們的腳下坍去。我們所謂的唯理主義思維方法【rationalisticwayofthinking】，在衡量禪的真偽方面，顯然毫無用處。禪完全超越人類理解的限域之外。因此，我們對於禪所能說明的只是：它的獨一無二在於它的非理性或非人類邏輯理解所到之處。
我所絕對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否定我們有理解和衡量禪的能力。所謂禪，果真那麼不合邏輯，不合理性，果真「完全超越人類理解的限域之外」嗎？我們的理性或唯理思維方式「在衡量禪的真偽方面」果真毫無用處嗎？禪學運動是中國佛教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國佛教史又是中國整個思想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只有把禪放在它的歷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就像中國其他哲學流派都必須放在其歷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一樣，才能予以正確的理解。
拿「非理性」去解釋禪的人，其主要的毛病就出在他們之故意忽視此種歷史的方法上。鈴木說：「禪是超越時空關係的，甚至自然地超越歷史事實。」採取此種非歷史和反歷史觀點去看禪的人，絕不能瞭解禪學運動和偉大禪師的教示。欲以此種觀點去使東方或西方人正確地瞭解禪，亦無指望。他所能告訴大家的，頂多只是：禪就是禪，完全超越吾人邏輯的理解。
但假如我們把禪學運動放回它的「時空關係」之中，這也就是說將它放在適當的歷史背景中，把它和它看似陌生的教義視作「歷史事實」去加以研究的話，然後，也只有如此，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和宗教史中的此一偉大運動，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瞭解與評鑒。
神會與中國禪的建立
其次要說的，是中國禪學運動的一個新的史實，這是我根據可靠的記錄予以重訂的。我所引證的這些歷史記錄，雖曾被人一直忽視或歪曲到現在，但如今不僅已經獲得澄清，且有8、9世紀藏於敦煌石窟【在今之甘肅】達1000餘年之久，直到最近始在中國和日本編輯出版的文獻，作為有力的支持。對於這些新近發現的部分材料，鈴木和我都曾參與編輯和出版的工作。
這段歷史故事，繫於公元700年，以武後【690—705在位】詔令楞伽宗的一位老和尚至京城長安為始。這個和尚就是當時已經九十多歲，以在深山【今之湖北武當山】坐禪苦修著名的神秀禪師。這位年邁的和尚，在皇室的堅決邀請之下，終於接受了詔令。
當他於久視二年【701】到達京城說法時，必須讓人抬到會場才行。據說，武後不但對他非常崇敬，且將他迎至宮中供養。她的兩個皇子【後於684及690被她分別所廢】和整個宮廷，都坐在他腳下恭聆教旨。他被尊為「兩京法王，三帝國師」達4年之久。當他於705年去世時，曾由朝廷及數十萬的僧俗為之送葬，敕令建立三座大寺紀念他——一座在京城長安，一座在他修禪的地方，另一座在河南他的出生之處。兩位皇帝中的一個兄弟還和當時有名的散文作家張說為他寫了碑銘。
張說在他所做的碑文中，曾將神秀的傳法系統作如下的排列：
一、達摩二、慧可三、僧璨
四、道信五、弘忍六、神秀
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弟子普寂【739卒】和義福【732卒】繼續被武後尊為國師。在他們死後所做的碑文中，傳法系統的排列如前【亦即列為第七代——譯者】。
這張傳法系統表持續了30年之久，一直未曾更動，說不定系以楞伽宗自達摩以來所傳的幾個法系之一而被承認著。
但到了開元二十三年【734】，在普寂的勢力仍然極盛的時候，忽有一個叫做神會的南方和尚，在滑台寺【在今之河南】的一次無遮大會中，出來公開指責神秀一派，說他的傳法系統是假的。
「菩提達摩，」這位陌生的和尚說，「傳一領袈裟給予慧可，以為法信，經四代而至弘忍。但弘忍並未傳給神秀，而是傳給了南方韶州的慧能。」然後他又說道：「即連神秀禪師在日，亦指傳法袈裟現在南方，所以他從不自稱第六代。但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其師為第六代，所以不許。」
其時會中有一位和尚警告道：「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你現在攻擊他，豈非不顧生命危險？」神會答云：「我今設此莊嚴大會，只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豈惜生命？」
於是，他又宣佈說，神秀和普寂的禪是假的，因為他只認漸悟，而「我六代祖師，一一皆言『單刀直人』，『直了見性』，不言漸階。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如母頓然生子，然後與乳，漸漸養育……」
接著，他指責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所傳的為一種四重式【fourfoldformula】的禪——「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並說這些皆是「菩提的障礙」。他掃除一切坐禪的形式，認為它們全然多餘。他說：「若以坐為是，舍利弗宴坐林間，何以被維摩詰訶？」又說：「今言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禪。」
就這樣，神會駁斥了全國最崇敬的宗派，建立了一種革命性的新禪，但由於這個新禪否定了禪的本身，所以根本上也就算不得是禪了。他並未稱這種頓教是他自己或他老師慧能的學說，只說它是達摩以來六代所傳的真宗。
根據新近發現的文獻資料，所有以上種種，都是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距離長安和洛陽很遠的一個鎮市——發生的事情。普寂於739年死後，當時的名人李邕【678—748】為他寫碑，其中特別重述他在死前對弟子所說的達摩傳宗的話：「吾受托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提……」這是不是有意強調此一傳承系惟一的密傳，藉以間接答覆神會的攻擊呢？
公元745年，這個「異端」和尚被召到東京洛陽荷澤寺，這是他以後被人稱為「荷澤大師」的原因。他以77歲的高齡抵達洛陽，在那兒住了8年多的時光。於此，他再度展開公開的挑戰，說神秀、義福、普寂他們所傳的法系是旁支，他們所傳的漸教是假的。他是一位善於辭令的傳道家，又會編造生動的故事。許多關於達摩傳道的故事，如與梁武帝見面和二祖斷臂求道等，起初皆系由他編造，而後加以潤色，才混入中國禪宗史的整個傳統歷史之中。
我們可以從他的語錄【我所輯錄的《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版；及鈴木所輯的《荷澤神會禪師語錄》，1934年版】中看出，他曾和當時有名的文人學者和政治家有過友誼的交往和討論。就中他選擇詩人王維【759卒】為他的老師韶州慧能寫作碑銘。王維在這篇無疑是慧能最早的傳記【可能從未刻在石上，只在《唐文粹》裡保存下來】中明白表示：五祖弘忍大師認為只有這位南方「獦獠」土人居士懂得他的禪道，故在他快要圓寂時將「祖師袈裟」傳給他，並叫他趕快離開，以免引起爭端。
可是，由於神會有聰明的辯才和通俗的教旨，吸引了太多的信眾，致使當時的御史盧弈在天寶十二年【753】報告皇帝，說他「聚徒，疑萌不利」。玄宗皇帝【713—756在位，762卒】召他赴京，與他見面後，將他貶到江西的弋陽，其後2年間，又被敕徙三個地方。
但神會被謫的第三年【755—756】年底，歷史上忽然發生了一個大變化，安祿山造反了！他的勢力很快地就威脅了大唐帝國。叛軍從東北邊區出發。橫掃北方平原，不到數月工夫，即行佔領東京洛陽，並從四路進攻長安。京城終於天寶十五年【756】七月陷落，玄宗倉惶出奔西蜀，留下太子在西北接管政務。太子宣佈即位，組織政府，糾合軍隊，征討叛匪，挽救帝國。至德二年【757】收復兩京。費了6年時間，才把叛軍肅清。
在新政府於756年成立時，有一個大問題：怎樣籌備軍費？其中的一個救急辦法：大賣度牒，大度僧尼。推銷度牒，必須在都市裡舉行募道勸說，使善男信女打開心房與荷包才行。於是，他們想起了這位有大辯才，能夠感動聽眾的和尚神會【可能是出於當時在戰時政府中擔任要職的禪友苗晉卿和房琯他們的推薦】。於是，他以89歲的高齡再度回到了業已收復但已成廢墟的東京洛陽，開始對大批群眾說法。據說他的籌款法會結果非常成功，對於戡亂戰爭作了不小的貢獻。
新皇帝為了酬謝他的功勞，特別召他入宮供養。並敕工部在荷澤寺中鳩工替他趕造禪宇。昔日被逐的「異端」和尚變成了皇帝的上賓。他於上元元年【760】謝世，享年92歲。
大歷五年【770】，皇帝敕賜堂額，題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據博學多聞的禪宗歷史學者宗密【874卒】說：德宗皇帝於貞元十二年【796】令其太子集諸禪德，楷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神會】為第七祖。這似乎間接承認了他的老師——不識字的和尚韶州慧能——為第六祖。
元和八年【815】，憲宗皇帝應嶺南節度使之請，追諡歿於「百又六年」之前【如此則他是死於711而非傳統所說的713了】的慧能為「大鑒禪師」。當地僧俗大眾並禮請當時的兩位大作家柳宗元【819卒】和劉禹錫【842卒】，為慧能寫作紀念碑文，兩人皆毫不遲疑地稱他為達摩以下的第六代。這場法系的爭論既已解決，神會的大功也就告成了。
通常所稱的六祖慧能
我們對這位不識字的六祖慧能，究竟知道一些什麼呢？
在一篇由神會弟子於神會死後不久所作的早期文獻《楞伽人法志》中【本文被引入稍後所作的楞伽宗另一歷史記載而被保存於敦煌手卷中傳留下來】，有雲，楞伽大師弘忍【即通常所稱的五祖。674卒】曾於圓寂前說有11人可以傳他的法。在這11人的名單中，第一號為神秀，第二號為資州【在今之四川】智詵，第六號為韶州慧能，其他尚有7名相當著名的和尚及一位居士。名單上的第二人智詵【702卒】，系中國西部的一位禪師，他下面出了兩個重要的流派，歷史家宗密把它們列為第8世紀禪宗七派中的兩系。我所以認為弘忍的這張11弟子名單相當可信的原因，乃因為他可能系作於神會尚未進行他那戲劇性的挑戰之前，和在智詵所傳的兩派尚未聞名全國很久之前。
因此，我們不妨說，慧能系楞伽大師弘忍11位大弟子之中的一個。說他是密受真傳的人和祖師袈裟的傳承者，很可能是神會所編的一個神話。
據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約作於743年，其中已經提到神會「有類獻珠之願」而「猶多抱玉之悲」的事了。見《全唐文》卷327】說，慧能生於嶺南百姓之家，其地為華夷和睦相處之處。他在神會和《壇經》所作的描述中稱為「獦獠」——中國西南夷族之一。他是一位手工勞動者，後來北徙而在弘忍住持的寺中找到工作。他根性猛利，凡所教習，皆能吸收。他於受傳祖師袈裟後即返南方，「雜居止於編人，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後被《涅槃經》講師印宗發現，予以剃度授戒，促其展開自己的傳教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