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像時間長河裡的一個匆匆過客，上演完一場戲，抽身而返。戲演得怎樣，演戲的人知道，看戲的人也知道。對於林徽因，她演了一出了不起的好戲，在那最後的舞台上，她仍然放出與她虛弱身體不相稱的閃亮的光。
進入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榮耀都伴隨著健康的進一步惡化。歷史此後這樣總結這個女子最後的工作，生命記載了她最後的三次拚搏：
第一次是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暢中、汪國瑜、高莊等同志組成的清華國徽設計小組中惟一的女性。繪圖、試做、討論、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圖案下的說明詞中，林徽因寫下了「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一行字。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召開並在毛主席提議下全體起立鼓掌通過梁、林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時，她已經病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
第二次是搶救景泰藍。這個代表中國藝術最高成就的國寶工藝就是在她的帶領下，發現、發掘、設計、製作才在新中國不致失傳而發展壯大的，她帶學生，跑工廠作坊，誰能相信這時的她已是肺部佈滿空洞、腎切除一側、結核菌已到腸道而一天只吃二兩飯只睡四五個小時覺的人呢。１９５３年完成了景泰藍搶救工作以後，林徽因的身體又一次垮了下來，她生命的熱能彷彿徹底耗盡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嚴重，藥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溫度。即使是一場感冒，對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紙把林徽因居室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來，幾個火爐也早早地點上。
１９５３年５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樓今日早已隨著文化浩劫一同煙消雲散，但林徽因當日的金剛怒吼，必將永遠環繞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學者心頭。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國建築學會成立，梁思成被推舉為副理事長，林徽因被選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３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遇到蕭乾。蕭乾坐到林徽因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林徽因感傷他說：「哎呀，還小姐呢，都老成什麼樣子了。」蕭乾安慰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不會老。」
同年１２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請了學生來慶祝他們的銀婚紀念。事後，林徽因因天氣寒冷先進臥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與學生們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纏身，憔悴了許多，但她心靈卻仍舊那麼溫暖，充滿創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對生活充滿熱愛。
第三次拚搏是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主要承擔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設計，這也是她生命最後的英雄樂章。從總平面規劃到裝飾圖案紋樣，她一張一張認真推敲，反覆研究。每繪一個圖樣，都要逐級放大，從小比例尺全圖直到大樣，並在每個圖上繪出人形，保證正確的尺度。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作藍本，選出許多資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詳細講解，掌握基本特點。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的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在全心投入工作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病人。１９５４年秋，她的病情急劇惡化。
１９５４年６月，林徽因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體實在不能抵禦郊外的寒冷，為方便治療，梁思成在城裡租了房子。由於一時尚未就緒，便搬到陳占祥家裡去住。１９５４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從清華移居到北京城內。後又因林徽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同仁醫院。
１９５５年春節剛過，建工部召開了設計和施工工作會議，各部、局的領導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根據近年來各報陸續披露的基本建設中浪費情況和設計工作中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偏向，進行了激烈地討論和批判。這次會上，還組織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樣。從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１９５５年１月，梁思成因感染肺結核住進了同仁醫院。緊接著，林徽因也住進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梁思成病情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這一段時間裡，寶寶和小弟也請了假，輪流到病房陪床。
梁再冰回憶，到３月底，林徽因一直發著高燒，昏迷不醒。醫院組織了最有經驗的醫生進行搶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經大面積感染，身體極度虛弱，生命已到了油盡燈滅的時候。３月３１日的深夜，處於彌留狀態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梁思成。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然而，林徽因已經沒有力氣再等待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清晨６時２０分，林徽因靜悄悄地離開了人間，走完了她５１歲的生命旅程。她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同一個清晨，醫生和護士全力搶救昏迷的林徽因時，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從不流淚的他哭得不能自已，坐在林徽因的床邊只是重複著：「受罪呀！受罪呀！徽因你真受罪呀！」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１日晚上，同仁醫院打電話告訴梁再冰：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趕到醫院，母親已經昏迷不醒。護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攙扶過來，「父親坐在母親的床前，拉著媽媽的手放聲痛哭。」林徽因的病危通知已經發出。幾天來，她一直高燒不退，已進入彌留狀態，肺部開始大面積感染。醫院領導立刻成立搶救小組，組織醫院最強大的力量，想盡一切辦法進行治療。肺部的感染像一場大火蔓延著，她的生命最後被這熊熊的火焰吞滅了。
同年４月，一向冷靜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傷得肝腸欲斷，在辦公室裡，他留下了自己的學生周禮全，當整間辦公室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時，金岳霖先是沉默，後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他一邊說，一邊號啕大哭，周禮全回憶說：「他兩隻胳臂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麼沉痛，那麼悲哀，也那麼天真，我靜靜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說什麼好。幾分鐘後，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乾眼淚，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
同一個春天，聽聞噩耗的蕭乾立即給梁思成去了一封弔唁信。蕭乾為林徽因的早逝而歎息：「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裡，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全國解放後只過了短短６年就溘然離開人間，怎能不令人心酸！」
４月２日，《北京日報》刊登訃告，治喪委員會由張奚若、周培源、錢端升、錢偉長、金岳霖等１３人組成。林徽因的追悼會在金魚胡同賢良寺舉行。眾多的花圈和輓聯中，金岳霖、鄧以蟄聯名題寫的別具一種熾熱頌讚與激情飛瀉的不凡氣勢：一生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之後，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她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梁思成親自為她設計了墓碑：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體樸實、簡潔，體現了她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也許是天意吧！林徽因１９５５年去世，因其參加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有貢獻，建墳立碑，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二墓區。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後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國人大常委，骨灰安放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專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遙。最後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三個，在另一個世界裡，又毗鄰而居了。金岳霖從人間帶去的話，終有機會跟林徽因說了……
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方普普通通的花崗岩墓碑，與當今那些豪華的墓地相比，顯得既樸素又大方，惟其特殊的就是嵌於墓碑正中的花圈刻樣的精細和鮮明的裝飾感。這片墓區中的墓大多修建於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樣式沒有太大的區別，墓碑上除了逝者的姓名之外，有的還嵌著瓷版畫照片，刻著碑文。如果我們不是知道林徽因墓碑的特殊標誌，大概是難以尋到並確認其主人身份的。
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字樣已於２００３年被修復，但漢白玉的墓碑邊上依然可以看到破損的痕跡。如今八寶山革命公墓她的墓碑上樸素地鑲嵌著她生命裡最後的作品，石刻的牡丹、荷花、菊花圖案同樣象徵著這個為信仰拼盡一生的知識分子女性的高貴、純潔與堅韌。她也是一位英雄，是千萬個為理想獻身長眠於他（她）們曾愛過走過的大地上的一個。「獻出我最熱的一滴眼淚，我的信仰、至誠和愛的力量，永遠膜拜，膜拜在你美的面前！」
寫詩的人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走過的路，會困苦，有悵惘，可是走著的人不是淒怨的，她身體雖有病痛，可是她的精神磊落而健康。這才是最重要的，不斷前進的人是靠著信仰與愛走過了一生呢！
林徽因是幸運的，她的一生都沐浴在愛裡。她懂得真正的愛，她在給老友沈從文的信裡說：「如同兩個人透徹地瞭解：一句話打到你心裡，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感覺到一萬萬分滿足；如同相愛：在一個時候裡，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個人互相以彼此存在為極端的幸福；如同戀愛：在那時那刻，眼所見，耳所聽，心所觸，無所不是美麗，情感如詩歌自然地流動如花香那樣不知其所以。」
林徽因的愛不只是兒女情長，更有民族大義。在亂世裡，溫文爾雅的林徽因是女中大丈夫，從來不失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血性。當時林徽因肺病復發，連藥品都買不起，經常發燒，但她躺在病床上通讀二十四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幫助梁思成寫成了《中國建築史》，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寫成的自己國家的建築史。
面對這樣的女子，倘若還要糾纏她的情感，那麼那個據說為她終身不娶的哲學家金岳霖的真誠最能夠說明她情感的品質。倘若還要記起她的才華，那麼她的詩文以及她與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論著還不足以表現她才華的全部，因為那些充滿知性與靈性的連珠妙語已經絕響；倘若還要記起她的優雅以及知識女性不忍拋卻的小小自我，那麼留在蕭乾記憶中、也留在冰心小說裡的那間「太太客廳」永遠是一個充滿適度聯想的舞台；倘若還要記起她的堅忍與真誠，那麼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隨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計數的荒郊野地裡的民宅古寺足以證明，她為那些親朋好友的離世而歌哭的眼淚也足以證明，她確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林徽因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是詩句？是著述？是未了的夙願？還是博大的愛以及不老的青春？或者僅僅是對完美的一種想像和渴念？也許在她的故事裡我們能夠找到想要的答案，即使對這道謎題的解答並非惟一。
詩人愛林徽因，並非只因為她的天生麗質和顧盼風姿，世人愛林徽因，也並非只為了她的婉轉風流和韻事傳奇，因為這個女人，是最後的絕代芳華，是淑女才女的絕唱。
在中國，她之前，只有深宮中的后妃和風塵中的名妓才能以女人的身份進入正史或野史被樹碑立傳，偶有特例，也多半是為了和某位的才子的曲折情事；而林徽因之後的年代，又逢淑女和大家閨秀的荒年，女人被賦予了更多的權利和責任，行止與顧盼間也少了些韻味與從容，故而，斷難再造一個「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的林徽因了。
「那一晚你的手牽著我的手，迷惘的黑夜封鎖起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