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東城北總布胡同３號的四合院時，她家的客廳名為「太太客廳」。當時，一批文壇名流鉅子，包括朱光潛、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這裡，一杯清茶，些微點心，談文學，說藝術，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廳」裡，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躍的人物，讀詩，辯論，她的雙眸因為這樣的「精神會餐」而閃閃發光。
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優秀也是因為有他們的欣賞和激勵。這是她生活最優越、最輝煌、生命本身最燦爛的時期，可說她得到了一個女人應該得到的一切，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定期來家中坐一坐，她自己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和丈夫一塊兒梳理古建築的脈絡，業餘時間寫寫詩，從事一些藝術創作，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願意做的事。
當時，知識分子是社會少數、精神貴族，像林徽因這樣受過良好教育才貌出眾的女子，更是鳳毛麟角。她承認自己是受雙文化教育長大的，英語對於她是一種內在思維和表達方式、一種靈感、一個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個「文化林徽因」。但她又不完全是詩人，不完全是建築學家。這樣多側面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當時以男性為主的京派知識分子群體，她與他們的交往，構成了一幅很獨特的風景。
當時在林徽因的家裡經常聚會的人員有新月社的詩人們，也有《晨報》副刊的編輯和作者，當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學界的親朋好友。這些人大都少年時期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青年時期又接觸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學知識，出國留學，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潤。這個古今知識分子中很特殊的群體，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詣，對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們所談的無非是學問和藝術，跟參與到社會變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識分子相比，少了幾分凌厲，多了幾分閒適。
但抗戰爆發，這個群體的成員或流落雲南西南聯大、或流落到山城重慶、或流落到四川宜賓，他們不為物慾所動，不隨波逐流，在困境中堅守心靈的純淨。那種寵辱不驚的淡泊，讓人看到了一種有別於凌厲浮躁、金剛怒目的精、氣、神，無論穿長袍馬褂，還是西裝革履，同樣有黃鐘大呂、中流砥柱的感覺，有金石氣質。
１９３２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婦結識了美國朋友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他們兩家恰巧住在同一條胡同裡，費正清說：「中國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梁氏夫婦在我們旅居中國的經歷中起著重要作用。」
這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瀋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百廢待興，而繁重的家事又給她憑添了若干煩惱，那時林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應該說，作為一個西方女性，費慰梅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癥結，費慰梅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裡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干擾。她實際上是這１０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費慰梅敞開了。那段日子，費慰梅經常騎著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過花園去找林徽因，兩個人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裡坐下，並泡上兩杯熱茶，便開始了推心置腹的傾談，她們有時比較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時談文學藝術，並把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林徽因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徐志摩，她給費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誦徐志摩的詩，從她閃著淚光的眸子裡，費慰梅讀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戀。
有時，費正清夫婦一起到梁家去，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廳」朗誦中國的古典詩詞，那種抑揚頓挫、有板有眼的腔調，直聽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們還能將中國的詩詞和英國詩人濟慈·丁尼生或者美國詩人維切爾·林賽的作品進行比較。費正清曾和他們談起哈佛廣場、紐約的藝術家及展品、美國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劍橋大學巴格斯校園。由於費慰梅有修復拓片的愛好，因此與林徽因夫婦更有共同的語言了。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時候，費氏夫婦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騎馬，林徽因在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極了，連號稱美利堅騎士的費正清也歎為觀止。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一對馬鞍，一套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帶給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鮮而美好的。費氏夫婦回國後，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３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麼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麼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麼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裡對我來說只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哲學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１９１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後留學美國、英國，又遊學歐洲諸國，回國後主要執教於清華和北大。他高大瘦削，愛打網球，矜持又能說會道，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熟悉的人都叫他「老金」。他是湖南人，早年在北京學習時獲赴美獎學金，到賓夕法尼亞華爾頓學院經濟和商業的預備班學習，因他敏於抽像思維，後來轉向哲學，畢業後又到英、法等國留學，他差不多在外國待了１０年。
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飽受歐風美雨的沐浴，生活相當西化。西裝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個頭，儀表堂堂，極富紳士氣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紳士。他酷愛養犬鬥雞，屋角還擺著許多蛐蛐缸。吃飯時，大鬥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餚，他竟安之若泰，與雞平等共餐。聽說他眼疾怕光，長年戴著像網球運動員的一圈大簷兒帽子，連上課也不例外。他的眼鏡，據傳兩邊不一樣，一邊竟是黑的。
他住在梁家院後一座小房子裡，梁氏夫婦住宅的一扇小門，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實際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個成員，在梁家夫婦的聚會上，老金總是第一個到達的客人，有時這樣的聚會也在老金家裡舉行。作為邏輯學家的老金，連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麼獨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對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聞聲過來解勸，從不問清紅皂白，而是大講特講其生活與哲學的關係，總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戰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這理性的邏輯思辯。
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裡和老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攪和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這其樂融融的景像在一位來訪者那裡描繪得最精彩，他說，每到下午４點的喝茶時間，就會看到金岳霖從小門走進來，到「太太客廳」談笑，但到了星期六，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穿過門，到「湖南飯館」參加聚會。「太太客廳」是梁家，「湖南飯館」是金家，均是當時北平有名的沙龍。
在這兩個沙龍裡，林徽因是最優秀的女主人以及話題的引導者，總是「壟斷」了談話。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在眾多文人雅士中咳珠吐玉、談鋒機敏、調笑無雙的風姿和神韻，所有人都為之傾倒。這一段短短的黃金時代，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一個光彩照人的林徽因形象。他們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長期以來，一直是毗鄰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