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一個偶然的衝動使我與克什米爾結下了不解之緣，當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之後又跟隨王紅生教授對克什米爾問題做了7年的研究，眼下結稿出版的這本著作就算是我獻給王老師的禮物。
王紅生教授是位寬厚仁慈的長者，默默地耕耘與付出。王老師有較獨特的指導學生的方法，強調用理論來分析、研究和概括問題。我覺得自己這些年來在這方面有所長進，完全歸功於王老師的教導。
林承節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印度研究專家，他對學術的嚴格要求和縝密思維使我受益良多。林老師對學生竭盡提攜之情，數年來替我從國外購買珍貴的資料，使本書對克什米爾問題的闡釋得以更為全面。北大歷史系亞非拉教研室的另一位教授董正華老師總是那樣的隨和樂助，7年裡對我在論文和學習上的求助總是不吝賜教，在其他方面也予以關心。
負笈燕園的7年當中，北大東方學系的唐孟生教授，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的孫士海老師、劉建老師，北大歷史系亞非拉教研室的何芳川老師、包茂宏老師、牛可老師、吳小安老師、董經勝老師，以及北大東方學系的姜永紅老師、姜景奎老師等許多人向我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在我進行各種程序的論文答辯時，同門的周紅江師弟、湯大江師弟、徐碩師妹和馮立冰師妹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迫於生計壓力，我選擇了以定向的方式來攻讀博士學位，此舉使我2004年9月步入北大之後生活窘迫，居無定所，淪為「喪家之犬」。在我顛沛流離之際，劉子忠師兄、王立新師兄與盧建勇、施展、董仲瑜、肖守貿、李鑫、李永春和徐志民等同學對我施以援手，提供各種便利，使我能夠安心學習。
攻讀博士學位是一件艱辛的事，在這一過程中我有幸得到許多老師、諸多同學的幫助，使我能夠如期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我隨即回到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工作，期間受到各級領導的關心和幫助，其中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陳立立教授和科研處處長鄭蘇淮教授尤為關心並催促出版我的博士論文。另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巴蜀書社編輯周文炯先生專業、嚴謹且仔細地校稿，不僅訂正了我原來書稿中的許多錯誤，其潤色亦為本書增輝不少，在此特致敬意和表示感謝。求學至出書的過程雖辛苦，然亦欣慰甚而欣喜。故此，我真誠地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謝！祝大家萬事如意！
習罡華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