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朱新禮正是農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後，他承包了村裡的一輛解放牌汽車，將沂蒙山區的蘋果拉到南京、上海去賣。家裡窮，但頭腦靈活的他從小學二年級就不再向家裡要錢讀書，暑假去山裡挖中草藥、爬樹上撿蟬蛻、翻石頭抓蠍子，把這些賣到供銷社，換來一年幾元錢的學費。一車蘋果大概能讓他賺上幾百元運費。有了錢，他接連買了兩輛車，帶上四個徒弟，輪流開著三輛解放車跑水果運輸。1983年，他就賺了30多萬元，成為沂蒙山區第一個在家裡裝電話的人。
史兆蘭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名普通果農。
五月的陽光灼燒著黃土高原。灰黃的泥土輕輕一捏就變成紛紛灑灑的干粉。50歲的史兆蘭正在自家的蘋果園裡仔細巡視每棵蘋果樹，若果樹樹皮有腐爛的地方，他得用小刀刮掉，並塗上防治果樹腐爛病的藥。
他穿著洗得起了球的、印著「基爾樂飼料」的紅色T恤和卡其色的褲子，腳上踩著沾滿黃土的黑色敞口布鞋。高原上暴烈的陽光和常年的田間勞作，讓他膚色呈現泛紅的古銅色。他頭髮花白，根根衝著天，脖子上繃著幾條凸起的青筋；下垂的眼角透著隱隱的愁苦。
這是一棵主幹只有齊胸口高的蘋果樹，向四面橫逸出五六根碗口粗的分枝。史兆蘭攀著一根高過頭頂的樹枝，抬高腿，一腳踩在齊腰高的橫枝上，使勁一蹬，躍上了蘋果樹。他的右腿伸直，抵著主幹與橫枝分叉的地方，穩住身體重心。他彎著左腿，蹲伏在樹枝上，小心翼翼地撥開樹葉。他的右手戴著已經磨出好幾個窟窿的白色棉紗線手套，拿著鑲著木頭把柄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刮去黑色的腐爛樹皮，直至露出黃褐色的樹幹來，再用小刷子塗上藥水。
每天早晨六點，他來到這個位於山西運城市萬榮縣高村鄉高村的蘋果園開始勞作，一直到上午十一點再回家吃飯。下午四點，他繼續在果園工作到七點。這個年產量3.5萬千斤的蘋果園，全年就靠著史兆蘭夫婦倆打理。
1987年起，高村的農民開始種植蘋果。當地天太旱，一畝土地才出產小麥幾十斤。種糧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沒指望了。史兆蘭家的蘋果是1993年種下的，三年掛果，第四年開始有收成。
史兆蘭算了一筆賬，水兩元一立方，一畝地一次澆水要120立方水，一年澆三次水，每年每畝地澆水費用720元。另外，每畝地化肥、農藥費用是400元，加上雜七雜八的費用，一畝蘋果地的成本約1300元，收入約四千多元。史兆蘭家的果園七畝地，年毛收入是三萬多元，利潤大概是兩萬元（不算人工費）。
他的兒子在運城一家印刷廠打工，一個月工資1000元左右。史兆蘭是家裡的經濟支柱。2010年他養了五六十頭豬，賺了1000元。但餵豬要看運氣，2009年他養的豬得了口蹄疫，死了不少。地裡沒活的時候，他還外出打零工。
萬榮縣總共種植了70萬畝蘋果，絕大多數種植戶都是像史兆蘭這樣的農民。2005年前，萬榮縣50萬畝蘋果找不到銷路，最低賣到五六分錢一斤，堆積如山的蘋果爛在地裡了。
2005年是個分水嶺。這一年，匯源在萬榮投廠。史兆蘭，一個普通的果農，命運因另一名從沂蒙山區走出的農民企業家而改變。他的3.5萬千斤蘋果，有一萬多斤紅富士鮮果以1.3元一斤左右的價格賣給了水果商，剩餘的兩萬斤秦冠、花冠等口感差一點的蘋果賣給了匯源，大約七毛錢一斤。「有一個保底的價，不愁賣不出去。」史兆蘭說。
命運的巨變。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順義匯源總部的一間會客室裡，匯源集團董事長朱新禮接受了我的採訪。會客室鋪著淺褐色的編織地毯，擺放著灰色布藝沙發，上面罩著印有「匯源」紅色LOGO的白色沙發罩——這透著一股濃濃的20世紀80年代的味兒。茶几上擺放著匯源各式低濃度果汁產品，旁邊豎著巴掌大的告示牌：「開啟喝完是喜歡，剩餘帶走是珍惜」。匯源的員工告訴我，這告示牌的擺放是朱新禮的命令，匯源任何部門都如此執行。牆上掛著一幅祝賀匯源集團成立十三週年的匾額，落款是「中共萬榮縣委員會、萬榮縣人民政府」。
朱新禮穿著灰黑西裝、淺藍襯衣，斜倚在沙發上。他面相和善，在三個多小時的交流裡，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談到可口可樂併購匯源一案的時候，他的臉一下子拉長，緊閉著嘴，腮幫子也繃緊了。自商務部以違反《壟斷法》為由叫停可口可樂併購匯源之後，一心想做上游產業的匯源無奈調頭，一口氣招聘了數千名退役軍人做銷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銷售系統。雖然重做下游耗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匯源佈局上游產業一直馬不停蹄，除了水果種植，朱新禮還盯上了有機農業。匯源在密雲建成1500畝的有機農業示範園，又與山東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設1萬畝的有機農業示範園。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產業與企業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說：「匯源現在處於圈地階段，其上市所做的飲料生產在集團中只佔其業務一部分。」朱新禮預計需要30億到50億元來做有機農業，「沒有經過董事會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錢去做有機農業，股東的錢只能做果汁」。
從果汁到有機農業，朱新禮始終與中國的農業緊密相連。30年前，正是國家政策這一隻巨手，讓朱新禮這個沂蒙山區的農民命運發生了巨變。從濟南出發，經G2京滬高速及G22青蘭高速往東，轉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東淄博市沂源縣東裡鎮，車程約180公里。車窗外，迅速閃過的，除了蘋果樹還是蘋果樹。沂源是中國蘋果主要產地之一。
這是朱新禮的老家。與如今國道、省道、鄉道密密鋪陳於中國大地，連通起一張主動脈、毛細血管齊全的公路網不同，在朱新禮的童年時代及青年時代，東裡鎮一直是個四不靠的村。這裡是沂蒙山區腹地，離每個縣城都有數十公里，封閉落後，靠天吃飯。
匯源將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禮的老家東裡鎮東裡東村，在那裡建了一個乳品飲料加工廠。廠坐落在山腳下，沿著紅磚砌成的圍牆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圍牆內停靠著八排七列共56輛整裝待發的運貨車。朱新禮的老家就在這山上，離廠房只有200米，俯視整個工廠。
沿著上山的羊腸小道，我尋找朱新禮的老屋。石塊與黃泥砌成的農舍三三兩兩地散落於山間，路上不見人影，只聞惡狗狂吠。幸尋得一位八十多歲老太太給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間屋，黃褐色的石塊砌成，屋頂鋪著紅瓦，木條鑲成的門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禮出生於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離別故鄉。他的母親生了六個兒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禮的描述裡，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這種田園山水的詩意，難掩當年中國農民生存條件的嚴酷。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組織生產，東裡鎮只種玉米、地瓜、小麥。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天災加上人禍，中國暴發大面積的饑荒，餓殍遍野。朱新禮保留了大饑荒的記憶，他記得身邊很多人，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樹葉子，餓得眼睛都浮腫了。他曾跟首鋼老總朱繼民聊天，後者的一個姐姐就是活活餓死的。
他家算是在饑荒裡挨得過去的。他的父親是村裡的會計、讀過私塾，頗比普通農民有遠見。在三年自然災害前的豐收年，他父親利用房前屋後的零碎土地開荒，從秋天開始動手，整整一個冬天都在挖土，將房子四周刨出像戰壕一樣的深溝，又從山下挑來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溝裡，再鋪上一層積攢的雞糞、羊糞。一層土一層糞，如此交疊。好處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讓土壤保持疏鬆，還多了很多有機肥料。來年春天，栽上南瓜。到當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時候，一個就有幾十斤重。摘下來，放在屋子裡。只要保持通風，不凍著，南瓜能夠貯藏很久。滿滿一屋子的南瓜，讓朱家每逢青黃不接的時候都能挨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