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改革的犧牲品。
柳傳志曾評價自己：「我總體上很好鬥，外面太方，不肯吃虧。老早的時候，我爸爸就給我說道，讓我外圓內方。我現在慢慢地比較圓滑一點。」來自2003年遲宇宙採訪柳傳志錄音。
柳傳志告訴我：「我一路走來基本是荊棘叢生，身上被劃得全是血道子，我現在常和很多企業家交流，大概我身上劃的血道子算是多的一個。其他人真的沒有我那麼多精彩，現在這條路，基本是走出來了。」
他有眼光，有做大事的魄力，但又善於忍耐，小心謹慎。「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柳傳志讓我聯想到古代在皇權高壓下的權臣，對於風險有著天然的敏銳觸覺。他們知道如何不觸及掌管他們身家性命的皇帝的底線，又知道如何在皇帝容忍的範圍內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柳傳志說：「當時創業是有紅線的，如果你邁出一點就會被抓起來，但你要是不邁的話，你根本活不下去。因此你要很巧妙地壓在紅線的邊上走，想想當年在中關村創業的公司，到今天活著的有幾家？」
聯想集團前高級副總裁兼CFO馬雪征和柳傳志談到她當初離開中國科學院的原因，中科院的一些人做關係不做事，根本不是結果導向，做事的人爬也爬不上去。柳傳志告訴她：「我也在幹部局做過，如果我還在幹部局，我可以做一個很成功的局長。你決定在這兒做，你就要看在這個環境裡怎麼做合適。別既不改變自身適應環境，又改變不了環境，只會發牢騷。最後忍著忍著，忍到60歲，一事無成。」來自2003年遲宇宙採訪馬雪征錄音。
紅塔集團原董事長、「中國煙草大王」褚時健與柳傳志是同時代的企業家，和柳傳志同台領過獎。當時褚時健一手將虧損厲害的紅塔集團變成每年向國家上繳利稅一兩百億元的納稅大戶。而聯想2000年前後整個公司營業額才兩百億元。但是，由於沒有解決好股權激勵問題，褚時健因貪污入獄。這事對柳傳志觸動很大：「不做改革的犧牲品，要經得住誘惑，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條。」
「這不是說我們要股權是錯的。我們做聯想冒了很多風險，包括政策風險、商業風險。但到了最後，利益完全跟我們沒關係，就好像你是一艘大船的船長，到達勝利的彼岸後就跟你沒關係了。」柳傳志說。
聯想創辦後，柳傳志得想辦法調動人的積極性，在企業要有當家做主的心態，但怎樣才能讓大家有主人心態？光靠精神恐怕不成了，當時社會上已經有跳槽的現象了，哪工資高上哪去。
他意識到，要靠精神和物質的結合。早期創業時，聯想利潤按5︰3︰2比例的分成，就是5成做發展基金，3成做獎勵基金，2成做福利基金。當初20萬元起家時，利潤很有限，運營中沒有按照這個比例來兌現。柳傳志和中科院談，如果想讓大家有主人翁意識，就得拿股份、分紅。1993年批下來了，聯想員工持有一定股份，但實際上多年也沒分紅，只是文件擺在那兒。直到200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批准聯想股權制改革，中國科學院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國科控股）占65%，聯想控股職工持股會占35%，個人股權才算落實了。
「如果改得太早，拐個急彎，做不成就乾脆自己撈，像紅塔就出事了。柳傳志提倡拐大彎，水到渠成就成功了，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張祖祥說，「他有個特點，不看眼前利益，看長遠，好多事情都屬於拐大彎。你要說柳傳志能想出20年以後的事情這是瞎吹，但看五年後或者更遠一點的事，他是有這個智慧的。」
柳傳志說：「我從1984年開始辦企業，1988年、1989年就已經站在各種領獎台上，但直到現在仍然還和我站在同一個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經的企業界風雲人物，如周冠五、褚時健、倪潤峰、於淑珉，現在都徹底退出；而淹沒在歷史浪潮中的企業小人物就更多了，僅中關村就數不勝數。目標堅定、方向清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時可以妥協；但總目標本身，一定要堅定。」見《中國企業家黑皮書》，作者蘇小和。
2009年9月8日，聯想控股與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正式宣佈，作為聯想控股股權掛牌期產生的唯一一家符合條件的受讓方，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成為聯想控股的第三大股東，持股29%，交易價格為27.55億元人民幣。此次股權轉讓後，聯想控股新的股權結構為：國科控股占36%，仍為聯想控股第一大股東，聯想控股職工持股會占35%，泛海控股占29%。從1993年到2009年，聯想改制是一段漫長的、驚險的航行，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過暗礁，繞過冰山，不能擱淺於沙灘，不能迷失於磁場，不能被漩渦吞噬，不能被巨浪掀翻，最終安然無恙，達到勝利的彼岸。至此，柳傳志在中國企業史上，留下最具有價值的一筆——他是少有的、成功解決了接班人問題的企業家，是少有的、成功解決股權激勵問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家。
對柳傳志來講，這夠了嗎？
產業報國的終極夢想。
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兼CEO郭為談到，他進聯想前與柳傳志有過一次見面。這次見面談起了當時的出國熱，柳傳志說：「很多人出國就是自己刷刷盤子，然後讀讀書、長長學問，我覺得我們的企業搬到海外去，才是中華民族的尊嚴。」這震動了郭為來自2003年遲宇宙採訪郭為錄音。1989年，在一次員工大會上，柳傳志第一次提出民族工業的口號。
2010年，在樂Phone的發佈會上，柳傳志再提民族品牌。IT觀察家、五季咨詢合夥人洪波對此感到失望：「聯想集團好不容易成為一家國際公司了，現在又重新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這有一點你已經成年了，卻還要回到媽媽的懷裡撒嬌的感覺。」
「民族」是柳傳志這一輩人習慣的話語體系，更是這一輩人割捨不掉的情懷。2009年4月左右，柳傳志和周自強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開聯想集團董事會。天氣乍暖還寒，他倆在酒店外的綠化區域緩緩散步，順便聊起聯想之星這個事。周自強說，大家都說這事難度太大做不成，但他覺得，如果聯想將此事做成了，就做到了別人想像不到的事。柳傳志告訴周自強：「你光這樣想還不夠，這事不在於別人說難度如何高，或者是別人懷疑做不成。此事真正的意義是，如果做成了，對整個國家，對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巨大貢獻的。你只有這樣想才能把這事真正走下去，這事大到對國家，往小是對中科院，再往小對公司，都是有巨大意義的。」
「他有產業報國的情懷，並且特別明顯，這是像他這年齡段的人特有的情懷。」周自強說，「『文革』耽誤了他很多年，柳總每次和我聊天時，都說中國經濟比當年好得不得了。他告訴我，每逢節假日他特別愛逛商店，看到那些琳琅滿目的商品就特別高興。柳總說『文革』時，我連吃肉都吃不上，天天挨餓，什麼都沒有。今天看到那麼好，真的特別高興』。」
1984年，柳傳志40歲開始創業。在他的前40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他覺得憋得很厲害，「一直想做事情，要把這點勁使出來，所以後來走這條路很自然」。
他小的時候，聽父親說起日本入侵中國，國人怎樣受欺壓，父親講得義憤填膺，柳傳志聽得義憤填膺。後來，他看了一些歷史書籍，覺得是恥辱，「真的覺得太恥辱了！」新中國成立前30年的諸多政治運動，他大都經歷過了。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他的思想已經比較成熟，他所在的軍事院校裡又有一些高幹子女。那些政治運動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痛苦，「你稍微露出來一點就是反革命，那肯定是槍斃的罪。不露出來又會憋死你，只好找要好的幾個朋友發牢騷，把門一關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我從來不說特虧心的話，但在那時真的非常非常難受，憋得受不了了。終於到了改革開放，有了能做事的感覺，很想試試自己有多大能力，越做越大，不僅自己做好了，還有天生的一種責任感，公司那麼多人，我得為他們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