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時，狄克的爸爸注意到了他的困境。於是，便將手往兜裡掏了一下，故意帶出一張100努扎姆（不丹貨幣）的票子，讓它掉在地上卻假裝不知道。其中一個孩子看到掉在地上的錢，急忙撿起交給他的爸爸。那位爸爸便用這錢買了馬戲票。但他心裡非常明白，這是狄克的爸爸在有意成全他們。他非常感激地朝他的爸爸笑了笑。
但當時狄克的爸爸身上只有那100努扎姆，把錢給了他們，他們只好回家。狄克失望透了，很想大哭，可作為一個有教養的孩子，他不能這樣。
就在他們要動身回家時，那位爸爸眼含熱淚和感激突然走近狄克的爸爸。他一再感謝狄克的爸爸挽救了他5個孩子的幸福。
那天夜裡，狄克什麼也沒吃就上床睡覺了。看到他生氣和沮喪的樣子，爸爸答應明年一定帶他去看馬戲團表演。可他很長時間不理解爸爸的所作所為。今天，狄克終於認識到爸爸的善舉是多麼的偉大。儘管他沒有看成馬戲表演，可他一個人的犧牲卻成全了5個孩子的幸福。
幫助別人，不僅使對方感到快樂，而且我們自己也會愉悅，當我們感到很多人都需要你時，這種感情就會使你有旺盛的精力，也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
善有善報
以德報德是恩惠所固有的特點。不但他人的恩惠要回報，而且自己也要開始施惠於人——
亞里士多德
大家叫他傻子、白癡。他的真名叫安托希·蘇欽斯基，是個烏克蘭農民。因為他對有生命的萬物都敬之惜之，連一隻蒼蠅都不忍心打死。所以，住在波蘭與烏克蘭邊境上的扎布羅夫村的人都嘲笑他。
1941年，希特勒的軍隊攻入該村，把村子裡的猶太人一車一車地運到滅絕人性的集中營去。傻子蘇欽斯基這時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他僅憑兩隻手，在自己的農舍下面掘了個地洞，在地洞裡把一家人掩藏了兩年。這家人姓蔡格，包括一對夫婦和兩個兒子。
一次，蘇欽斯基聽說納粹分子將要帶接受過尋人訓練的狗到農莊搜查，他便整夜不睡，把戶外廁所的糞便鋪在地上，又撒上胡椒，使狗嗅不出人的氣息。德國人來了，但他們沒有找到蔡格一家。
1944，蔡格一家人得到解放後，在德國的失所人士居留營住了3年，然後移民到了美國。
此後多年，蔡格家經常給在蘇聯的蘇欽斯基寄去食物及衣服。蘇欽斯基既不識字，更不會寫字，只好畫朵花請鄰居寄給蔡格家，表示東西收到，他很感謝。但是到50年代末，就不再有這些表示感謝的信息了。蔡格家去打聽，蘇聯官員告訴他們，扎布羅夫村沒有安托希·蘇欽斯基這個人。
直到1987年初，已成為新澤西成功商人的蔡格的兒子雪萊，才獲悉蘇欽斯基與他家聯繫中斷的原因。原來蘇欽斯基得了一場大病，患病時搬到了鄰鎮，由鎮上一個侄兒照應。他恢復健康後才回到扎布羅夫。
一位蘇聯音樂家，因為雪萊·蔡格幫他解決了訪問美國的簽證，答應回國後打聽蘇欽斯基的下落。但是好幾個月過去了，依舊音信全無。
到了1987年年底，雪萊·蔡格因為工作去了莫斯科。那位音樂家拿出一張近照給他看，照片是他與一位85歲的老人站在一所破舊不堪的農舍前的合影，那老人就是蘇欽斯基。
「我一下子愣住了，」雪萊·蔡格回憶說，「我當時不知如何才能向那些捨己救人的人表達人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心意。」
他寄了一張短箋給蘇欽斯基，蘇欽斯基通過朋友復了信，僅僅一行字：「你無法想像我多麼渴望見到你。」
雪萊·蔡格回到美國後，打電話給母親和弟弟，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們，接著便著手策劃了一次歡愉的團聚。
去年6月，蔡格一家人44年來第一次回到扎布羅夫。全村的人手持鮮花在街上列隊歡迎。他們由鎮長帶領，驅車前往他們當年靠甜菜和一點點麵包活了兩年的那個地洞。
蘇欽斯基手捧著一條麵包，上面覆蓋著一塊傳統的烏克蘭布，迎接蔡格一家人。雪萊·蔡格遵照風俗習慣親吻了麵包。村民們齊聲歡呼，場面熱鬧非凡。
「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雪萊·蔡格回憶道，「安托希·蘇欽斯基，曾經這個傻瓜，村裡的白癡，現在已是公認的英雄人物了。因為在這些人當中，是他做了應該做的事。」
蔡格一家離開扎布羅夫前，給蘇欽斯基買了一台電視機，這在小村子裡是件寶物。他們還滿足了他唯一的要求：給他一本《聖經》和一本英文詞典。
蔡格一家繼續按月寄生活津貼給他，蘇欽斯基許願，他們一家下次探訪他時，他會用英語迎接他們。
「他的恩情我們是永遠報答不完的。」雪萊·蔡格說。他已經採取行動，把蘇欽斯基的名字放在以色列的600萬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的紀念碑上——把他列為曾冒生命危險救過猶太人的一個正義的異教徒。
「不過最重要的是，」雪萊·蔡格說，「這些事給世人以啟示，就是善有善報，為善者將使人永誌不忘。」
撒下愛的種子，必然得到愛的回報；播下惡的種子，必然得到惡的果實。這不是一種宿命，而是我們思想和行為的偶然性裡所蘊含的必然性。
天知地知
人在智慧上應當是明豁的，道德上應該是清白的，身體上應該是清潔的——
契訶夫
11歲的詹姆斯·蘭費蒂斯，一有機會就會去湖中小島上那個屬於他家的小木屋旁釣魚。
一天，詹姆斯·蘭費蒂斯跟父親在薄暮時去垂釣，他在魚鉤上掛上魚餌，用卷軸釣魚竿放釣。魚餌劃破水面，在夕陽照射下，水面泛起一圈圈漣漪；隨著月亮在湖面升起，漣漪化作銀光粼粼。
魚竿彎折成弧形時，詹姆斯·蘭費蒂斯知道一定是有大傢伙上鉤了。他父親投以讚賞的目光，看著兒子戲弄那條魚。
終於，詹姆斯·蘭費蒂斯小心翼翼地把那條精疲力竭的魚拖出水面。那是條他從未見過的大鱸魚！
趁著月色，父子倆望著那條煞是神氣漂亮的大魚。它的腮不斷地張合。父親看看手錶，已經是晚上10點鐘——離釣鱸魚季節的時間還有兩小時。
「孩子，你必須把這條魚放掉。」他說。
「為什麼？」詹姆斯·蘭費蒂斯很不情願地大聲嚷起來。
「還會有別的魚的。」父親說。
「但不會有這麼大。」詹姆斯·蘭費蒂斯又嚷道。
詹姆斯·蘭費蒂斯朝湖的四周看看，月光下沒有漁舟，也沒有釣客。他再望望父親。
雖然沒有人看到他們，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這條魚是什麼時候釣到的，但詹姆斯·蘭費蒂斯從父親斬釘截鐵的口氣中知道，這個決定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只好慢吞吞地從大鱸魚的唇上取出魚鉤，把魚放進水中。
那魚擺動著強勁有力的身子沒入水裡。詹姆斯·蘭費蒂斯心想：我這輩子休想再見到這麼大的魚了。
這已經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今天，詹姆斯·蘭費蒂斯已成為一名卓有成就的建築師。他父親依然在湖心小島的小木屋生活，而他帶著自己的兒女仍在那個地方垂釣。
果然不出所料，那次以後，詹姆斯·蘭費蒂斯再也沒有釣到過像他幾十年前那個晚上釣到的那麼棒的大魚了。可是，這條大魚一直在他的眼前閃現——每當他遇到道德課題的時候，就會看見這條魚。
因為父親教誨他，道德說起來只不過是對與不對的很簡單的事，可是要身體力行卻不容易。
把魚放回水中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卻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次擇善而從，在我們的記憶中會永遠地留下清香。
生命的平分
人間的真情是融化一切困難的烈焰，面對真情誰也無法抗拒——
亨利
男孩迪克與他的妹妹瓊相依為命。父母早逝，瓊是迪克唯一的親人。所以迪克愛瓊勝過愛自己。
然而災難再一次降臨在這兩個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了重病，需要輸血。但醫院的血液太昂貴，迪克沒有錢支付任何費用，儘管醫院已免去了手術費。但不輸血妹妹就會死去。
作為妹妹唯一的親人，迪克的血型與妹妹相符。醫生問迪克是否勇敢，是否有勇氣承受抽血時的疼痛。迪克開始猶豫，10歲的他經過一番思考，終於點了點頭。
抽血時，迪克安靜地不發出一絲聲響，只是向著鄰床上的妹妹微笑。
手術完畢後，迪克聲音顫抖地問：「醫生，我還能活多少時間？」
醫生正想笑迪克的無知，但轉念間又被迪克的勇敢震撼了：在迪克大腦中，他認為輸血會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輸血給妹妹，在那一瞬間，迪克所作出的決定是付出一生的勇敢並下定了死亡的決心。
醫生的手心滲出了汗，他握緊了迪克的手說：「放心吧，你不會死的。輸血不會丟掉生命。」
迪克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還能活多少年？」
醫生微笑著，充滿愛心地說：「你能活到100歲，小伙子，你很健康！」
迪克高興得又蹦又跳。他確認自己真的沒事時，就又挽起了胳膊——剛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頭，鄭重其事地對醫生說：「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給妹妹吧，我們兩個每人活50年！」
所有的人都震驚了，這不是孩子無心的承諾，這是人類最無私純真的諾言。同別人平分生命，即使親如父子，恩愛如夫妻，又有幾人能如此快樂、如此坦誠、如此心甘情願地說出並做到呢？
人最偉大的精神是愛，把愛獻給自己最喜歡的人是一種幸福；人最偉大的存在是生命，把生命獻給自己最喜歡的人也是一種幸福。
嗜賭的狂熱
對於上帝來說，最愉快的娛樂，莫過於看一個男人能否與不幸的命運作鬥爭——
塞涅卡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結為伉儷。同年4月，陀氏夫婦出國旅行。第一站是德累斯頓。這裡，嗜賭的狂熱攫住了陀氏。他只身前往漢堡「試試運氣」。兩天後，他就接二連三地給妻子寫信，說他賭輸了，叫她寄錢。他把錢輸了個一乾二淨，只好典當了手錶，才籌夠路費回德累斯頓。歸來後，陀氏整天嘮叨不停，怪自己帶的錢不多，很難經得起失敗，反輸為贏。假如他有一筆可觀的款子作後盾，肯定能贏。不久，陀氏收到《俄羅斯信使》編輯部匯來的一筆款。於是，前往日內瓦途中在威斯巴登逗留期間，他又賭了起來，不到一個星期便把現款輸得精光。
為了把輸掉的錢撈回來，他把妻子的結婚戒指、衣服送進當鋪，東西剛剛當完，錢又輸光了。有一次陀氏突然時來運轉，一下子贏了將近4300個塔列爾（舊時德國一種3馬克的銀幣）。安娜哀求、勸告他不要賭下去。可是陀氏無法擺脫嗜賭的衝動，又走進賭場，兩三個小時後，就把那筆錢輸掉了，只好再典當衣物。陀氏夫婦付不起房租，只得搬到一所偏僻、簡陋的房子。樓下，是一家鐵匠鋪，從早到晚爐火熊熊，煙霧騰騰，鐵錘叮噹之聲不絕於耳。陀氏夫婦叫苦不迭。無奈，安娜只好向母親求援。錢匯來了，不出兩天又輸光了。安娜好不容易才把丈夫弄上開往日內瓦的火車。他們國外生活中這場噩夢始告結束。在日內瓦和再度居留德累斯頓時，陀氏仍忍不住去薩克遜和威斯巴登賭博，同樣遭到慘敗。
陀氏贏了錢就興高采烈，輸了錢就非常痛苦。從賭場回來，他臉色蒼白，疲憊不堪，焦躁不安，有時搖搖晃晃，站都站不穩，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錢去賭，又借貸無門的時候，他便陷於極端絕望和可怕的抑鬱之中，跪到妻子腳下放聲大哭，謾罵自己是惡棍，祈求饒恕。賭場上的挫折大大破壞了他的情緒，再加上輸錢給生活帶來的困窘，他坐臥不寧，無法安心從事寫作。神經過度緊張常常導致癲癇發作，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連安娜也感到奇怪，丈夫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夠勇敢地承受那麼多各種各樣的不幸，如坐牢、上斷頭台、流放……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意志，讓嗜賭的狂熱吞沒自己的整個身心，以致陷在賭博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覺得，這甚至是他的一種恥辱，是他高尚的一種缺陷，對我親愛的丈夫的這個弱點，我感到痛心和難過。」
1871年4月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賭場慘敗後向妻子要錢時，由於內心的自責而感到巨大的痛苦，這痛苦對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致他保證今後一定痛改前非。果然，後來陀氏再度4次出國，一次也沒有去賭博。至此，這位文學巨匠終於擺脫了賭博的沉重鎖鏈。
福柯說過，所謂的「精神病」從來不是自然的現象，而是文明的產物；瘋狂是一種「虛構」，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物學事變。
探險者的一課
不尊重別人感情的人，最終只會引起別人的討厭和憎惡——
戴爾·卡耐基
威拉德的那個不准離開前院的孫子賈森，已跑得無影無蹤——10歲的孩子總是這樣。威拉德叫了幾聲，沒人回答。威拉德坐到草坪上的折椅裡準備讀書，突然他發現那架長梯子平躺在車道邊的大樹下。根本不需要歇洛克·福爾摩斯，賈森肯定是在樹上，只是不巧把梯子碰倒了。看來他暫時還不想下來，更不想讓威拉德知道他的窘境。威拉德本可以過去把梯子重新擺好，但忽然想起孩提時的一件事。過了50多年，威拉德突然明白了它的含義。
雷蒙德·卡丁在許多人眼裡是個可愛的鄉下人。威拉德記得他走在佛蒙特州諾斯菲爾的街上的樣子：一位滿頭白髮，衣著講究的紳士。他與威拉德有過一次短暫的交往，那時威拉德正是賈森這般年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