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曉雨
我遇見她，在一個夏日的午後。
樹影婆娑，陽光被樹葉切割成無數條，斜斜地從屋簷傾瀉下來。
照在她的臉上，眼眸是明媚的，嘴唇是飽滿的。還有那兩頰的紅暈，也流露著孩子般天真的色彩。
她衝我微笑。一副淡淡的鵝黃色眼鏡架在她那張波瀾不驚的方正臉盤上。與這笑容融匯在一起。融化了夏日裡的我。思路變得像雨中遠處的風景一樣，不清晰。
我看到她衝我招手。於是，我朝她走去。走過種滿小雛菊的庭院。來到她的門前。
門牌上的字跡是清晰的。赫德路一九二號。常德公寓。
你說，我遇見誰了呢。
我成了出入常德公寓的常客。
只不過每次應門，十有八九開門的不是她。那個夏天，我總是穿著象牙色的連衣裙，走起路來腳下像生出了一朵朵白蓮花。烏黑的長髮上夾著透亮的翡翠發卡，它就像一個在夏日裡不斷舞動的精靈，只是因為跳累了，才得以在我的髮髻上休憩。
開門的女傭人已經上了年紀，但是很慈祥，聲音輕柔得讓我感覺躺在了一堆蓬鬆的棉花糖上，她喜歡一面摸著我的翡翠發卡一面微笑地望我，乾淨的聲音傳入我的耳朵：小姐還在樓上。
於是我經常一個人悄悄走上二樓，她寫作的房間在那裡。
我盡量放慢腳步，不去打擾到她。如果不小心讓她察覺了，她總會把臉從一堆手寫的書稿中抬起來，衝我淡淡地一笑，我總是在這個時候變得恍惚起來，不知為何，竟覺得這笑中藏著嗔怪。而至於她的眼睛，我多數時候是不敢直視的，她的眼睛大而明亮，純潔卻又讓你感覺深不可測如黑洞般神秘。她不多言語，對於我的到訪，常常僅是一處眼神的交流，一抹唇邊的微笑，就成了知道雙方存在的唯一信號。
偶爾累了，她便不會再寫下去，而是摘下那副帶著淡淡鵝黃色邊框的眼鏡，用米色鵝絨布輕輕裹好，放到桌上。向我招呼一聲，把我帶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不同於書房的大氣，這裡收拾得簡單隨意，但卻處處體現了她的用心。地上鋪著小塊的波斯地毯，茶几上的花瓶裡插的是剛剛被摘下，感覺還帶著新鮮露水的鳶尾花，幾份早上剛買回來的英語報刊被整齊的擺放在花瓶旁邊，這是她閒暇時最愛讀的，而她讀報的習慣和極強的英語能力，多半還是她一兩年前在香港上學時養成的。牆上僅有的裝飾是一幅油畫，畫面是凌亂的，各種色彩彷彿在水的調和下亂了分寸，讓人分不清、看不明。我呆呆地望著那幅畫，猜想畫家究竟想表現什麼，像是一種掙扎，又像是一種吶喊。她看出了我的不解，微笑著告訴我：這幅畫的名字叫《易碎品》。是我在香港的一家小畫廊裡偶然發現的。你知道，我為它的色彩著迷，而它的名字，更是讓我毫不猶豫就買下了它。
她說這些時沒有看我，目光一直追溯到遠方，太陽即將落下，餘暉籠罩著上海的每一個胡同，每一個弄堂。我靜靜地看著她，她的臉上此刻被蒙上了一層橘黃色的光暈，上海即將迎來最繁華的夜幕，而我卻不想看那層光圈在她身邊消失。因為只有這個時候，她的臉上才不會掩飾任何，任何本應不屬於她的迷茫和孤單。
閒暇時她會拿來她家族的照片給我看。那些臉孔對我來說是陌生的，這時候她便不同於以往的沉默，每翻到一處就要給我介紹兩句。我吃驚於她的背後原來曾經有這樣一個輝煌的家族，然而她卻沒有享受到這個家族帶給她的一絲一毫。反倒是因為家族的沒落，讓她更早地看清人世的浮華，萬物的易逝。怪不得她曾經對自己的弟弟張子靜說：想做什麼，就立即去做，否則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了。
我注意到她每次都會在一張照片上停留很久，那是我看到的僅有的一張她同她母親的合影。那時的她應該是十五六的年齡，長長的頭髮，身材修長。坐在鞦韆上，身穿一襲碎花裙子，從法國回來的母親站在她旁邊，一隻手輕輕勾住她的肩膀，臉上寫滿了溫柔，那是一位母親最美麗的表情。
母親走了，留下她一個人，她面對的是思想陳舊不堪的父親和對鴉片情有獨鍾的繼母，她要過的是縱使她一百個不願意一千個不願意也要過的生活。我無法想像，當年的她守在那棟老宅裡，望著榻上沉迷於鴉片的父親，是怎樣的無奈和心痛，那些香氣像一把把匕首，一刀又一刀地割在她的心上。她卻不做聲、不流淚，放縱自己的內心慢慢沉積成一個可以容納千絲情萬縷愁的天地。
自此，冷暖自知。
你告訴我，誰又能責備她的冷漠。她就像一顆原本飽滿健康的樹種，卻生不逢時，注定在狂風暴雨的摧殘下坎坷地長大。在沒成型之前就過早地接受了現實殘酷的洗禮，於是，一切都預示了她在長大之後會是怎樣的蒼勁虯曲。
她也不是只愛坐在書桌前的。
偶爾天氣晴朗，她會拉著我的手和我一同上街。我最愛看她穿那件寬寬的絲綢褂子，色彩是漸變的淺綠，然而穿在她身上卻一點兒都不俗氣，風一吹，彷彿綠水秋波般蕩漾開去。
我和她一起去百樂門看演出。
一同在夜晚的外擺渡橋上散步，看遠處的霓虹。
她去絲綢鋪子裡挑最新的款式和色彩。搭在自己的身上，興奮地在鏡子前面轉圈，然後羞澀地問我看起來如何。
她會為我買來只有在街邊老藝人那裡才能得到的小泥人。得意的表情掛在她臉上，那一刻我覺得她比我還像個孩子。
對。她就是一個孩子。
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一個把自己包裹在文字裡的孩子。
一個別人眼中神秘高傲的女子。心中縱使藏著怎樣的一番濃墨重彩，也無人知曉。
這樣想的時候我總會有些得意。她的精神世界是一座薔薇園。我誤打誤撞，卻接觸到了最真實的美麗。
我想待在這園子裡。和她對話，和她交流。和她一同觀看這個喧囂繁盛又沒落的世界所上演的一幕又一幕悲歡離合。
屬於上海的這個夏天，很長很長。
路邊的法國梧桐被陽光洗得油亮亮的。偶爾會下幾天的雨，雨過天晴，空氣中混雜著泥土清新的味道。我在這個夏天，路過一個又一個花園，一片又一片樹蔭，一座又一座歐式的建築。然而我都沒有停留，腳步不知不覺地就踏上了去赫德路一九二號的路。
有時候遠遠地地看到她站在陽台上。我就這樣望著她，腦海中兀地蹦出了她曾經在《我的天才夢》中的描述。那是她年僅十四歲時的驚人之作。
西班牙式的白牆就這樣將她心中夢想的天空切割成不規則的塊與條。每一處稜角都那麼清晰。她享受自己豆蔻年華里那些屬於生命的喜悅。
我想著她在一個涼風習習的傍晚走在並不寬敞的小徑上，兩邊栽滿了灌木或者高高的香樟樹，它們就像自己的觀眾，看年輕的她跳出獨特的舞步。
我想著她會在早上天還沒亮就趴在陽台上等待日出。看太陽的光輝灑向自己熱愛的城市，灑在黃浦江面上，泛起一片刺眼的波光粼粼。
我想著她坐在小小的籐椅上，享受微風帶給她的滑爽與清麗，聽風中那些淡淡的蘇格蘭風笛聲。
我想著她在陽光明媚的下午，坐上通往圖書館的雙層巴士，伸出手去摘那些繁盛在枝頭的綠葉……
我突然渴望自己變成一個忠誠的守夢人。
可是，夢想和現實，總會有一些差距。
當我只希望她對我一個人講故事的時候，她的魅力，卻早已像一顆石子被投進了平靜的湖面，在大上海泛起了陣陣漣漪。
她紅了。一時間各種報刊上都印有她的文字。她的愛好、她的經歷、她的家族背景都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她成了人們眼中文學界的一朵奇葩，甚至她獨愛的愛司頭、高跟兒鞋也成了人們跟風的一種潮流。
她是渴望出名的。早在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她就告訴我出名要趁早。她說一個人假使沒什麼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閒生活，還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特別的事，起碼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是好是壞。
我知道她從小就受母親的影響，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母親那樣光鮮美麗。如今，整個大上海，這個被人們喻為東方冒險家的樂園的地方到處都充斥著她的色彩。她的獨特彷彿是一朵花，開在了太多思想被舊文學禁錮、渴望新生命的人們心中。可是，為什麼我卻不能發自內心地為她開心呢？
我依舊會去常德公寓。只是如今，她常常不在家。她有太多的宴會要去應付、去應酬。一樓的客廳也被她重新裝修過，是她愛的歐式風格，富麗堂皇。各界的名流經常會在這裡聚會，談笑風生，我一眼就能在人群中認出她，她的眼睛依舊明亮，愛司頭梳理得一絲不苟，服裝也只穿最明艷的顏色和最獨特的款式。還有她臉上始終不變的自然和篤定，讓人深深地被她吸引，所以即使是當時的社交名媛，美麗也是同她無法比的。要知道人格的魅力永遠要比嬌俏的容顏更讓人歡喜。
她寫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在她的筆下演繹的永遠都是最平凡的人。可經她一寫，卻又處處透露著獨特。她有她自己的人生道理：好的作品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慰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她安排了一個又一個悲慘的愛情命運。就像一位指揮家控制著整場音樂會的格調，她也操縱著太多人的命運。
可她有沒有想過，自己第一次的愛情，也像濃烈的結合之後爆炸出的細小灰塵，只是被記憶的風一吹，就隔天涯之遠。
她和胡蘭成的相識是因為一封信件。我不知道如此冷靜到冷漠的她，為何在愛上之後也會這樣癡狂。
我總是坐在她的身邊，看她和胡蘭成談話。我第一次在她臉上看出別樣的神采，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歡喜和喜悅。我恍惚中覺得，她已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她，那個在任何人面前寡言少語的她唯獨在胡蘭成面前像打開了話匣子，一發不可收拾，常常一坐就四五個小時。忘記了時間，忘記了我。
胡蘭成走後，她總會在陽台上站一會兒，即使胡蘭成的身影早已經消失在拐角的路口。我輕輕走到她身邊，她的臉上還泛著紅暈，我不忍心打擾她，可我還是擔憂著。因為她是名噪一時的新銳女作家，前途無量，而對方雖然稍有才華，卻只是一個早有家室，並且政治身份混亂的漢奸。
她的單純，她的不諳世事，又怎是一個見異思遷，性格頑劣的男人能匹配的？
如今，你快樂嗎？我走到她身邊，輕輕問道。甚至不渴望她會回答。
她果然沒回答。只是微笑著看我，眼眸依舊深邃如秋水。她摸摸我的髮髻，翡翠發卡微微晃動了兩下。
因為她早已經把答案寫進了文字裡。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但她心裡是喜歡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
沒有比這更好的答案了。
這天突然下起了雨。炎熱了一個夏天的空氣，突然變得安靜了起來。
夏天，是不是快結束了呢。
我好久沒有去常德公寓。僅有的一次，我在遠處望過去。屋裡的燈光是溫暖的，她現在，或許應該過得很好吧。
最後一次去常德公寓。
我還是決定不再和她賭氣，畢竟那是她關於愛的選擇，而我當初只是天真的想要看她幸福，所以才不滿意於她所作的決定。
可我找不到她了。
一切都像原來一樣，波斯地毯還是鋪在原地，牆上掛著那幅她鍾愛的油畫作品，只是茶几上的花瓶裡沒有了鳶尾花。那些露珠跑去了哪裡，它們是不是和我一樣，渴望見到她？
她的書桌上罩著一層薄薄的灰塵。
茶几上的英語報刊也是幾個月之前的。
你門外的信箱裡塞滿了很多讀者的來信。
你在哪裡。
我急得快要哭出來。就像小時候丟失了心愛的布娃娃，跑了很長很長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把它丟到了哪裡。
究竟發生了什麼。誰又可以來告訴我。
我想到了報紙。我翻出了過去一段時間所有的報紙，搜索關於她的所有信息。
彷彿根據它們，我就能找到她。
我起初認為自己會成功的。因為我在報刊上找到了太多她的名字。
她後來嫁給了胡蘭成。
她和胡蘭成只是維繫了短暫的婚姻。
她離開上海，去了香港。
她定居美國洛杉磯，又嫁給了美國作家賴雅。
她的生活拮据，只能靠寫稿謀生。
她被發現在洛杉磯的家中自然死亡，享年七十五歲。
她的骨灰按照她生前的遺囑，撒在廣闊的太平洋裡。
如果可以。我想知道，在你生前的最後時光，當你躺在洛杉磯的家中，你是否會想起自己在大洋彼岸的曾經。
是否會想起赫德路一九二號的常德公寓。我曾遇見過你。
我睜開眼睛。天已經濛濛亮了。
桌上還擺著我昨晚沖的咖啡，和一本厚厚的《張愛玲傳》。
看來是不知不覺又睡著了。可是，為什麼覺得自己那麼清醒。
窗外的陽光透過玻璃照在我的臉上。
我像觸電般猛然驚醒。急忙穿好衣服，衝下樓去。
我現在只想去赫德路一九二號。
希望還能夠遇上她。希望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