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
廣州軍港。
孫中山偕同夫人宋慶齡健步登上永豐艦，向送行的黨政軍要員揮手致意。隨著艦長令發，汽笛長鳴，永豐艦緩緩離岸，向墨藍色的深海域駛去，任重而道遠，目的地——北京。
這次孫氏夫婦的北行，是應北京「基督將軍」馮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統一大計。馮玉祥是直系將領，雖能征善戰，卻受到吳佩孚的排擠。20天前，他趁直奉大戰正酣之時，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趕走了由「豬仔議員」賄選出來的總統曹錕，還捎帶著把已經退位的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逐出紫禁城，一舉控制了北京。
政變成功後的第二天（10月25日），馮即召集政治軍事會議，決定暫由段祺瑞主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段祺瑞、張作霖也致電表示歡迎。
孫中山一直關注著北方的局勢，接電沉思良久，宋慶齡心裡也犯猶豫。
孫中山痛恨軍閥混戰與割據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不願放棄一線和平統一的希望。為了擴大國民革命的影響，加速和平統一，便毅然決然接受馮玉祥等人的北上之邀。
對於這麼大的事情，或吉或凶，宋慶齡吃不準，找來宋子文商議。宋子文亦感到事非一般，他講：「此人（馮玉祥）靠不住，再說他也不是一個好東西！這次北京政變，是馮搗了他的上司吳佩孚的鬼。邀總統北上，不知又在耍什麼鬼把戲？」
孫中山先生力排眾議：「不管他們有沒有把戲，為求得全國統一，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跳！」
孫中山先生已經決定，宋子文還能說什麼，只是提醒孫中山說：「長途跋涉，社會動亂，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子文說的不無道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致反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千方百計欲將其扼殺在搖籃中。因此北上之途困難重重，險象環生，有些問題難以預料。
「這些我已考慮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麼說，我到那裡是進行鬥爭。一路平坦的話，還要我們革命者幹什麼！」孫中山的話頗有幾分悲壯，說到這裡，又話題一轉，「不過，我們還要防備萬一。路線可以調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郵輪繞上海，後到日本神戶，再到天津驅車進北京，另外，多帶些衛兵，加強防備力量。」
「希望你多想些困難。」宋子文再次叮嚀道。
臨登艦前，孫中山夫婦又在黃埔軍校作了短暫停留，受到了全校師生的熱烈歡迎和歡送。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孫中山和蔣介石都講了話，那是個何等激動人心的場面啊！
刺刀閃亮，軍旗獵獵。
孫中山緩緩走到軍校檢閱台上。
迎面可見大字標幅：「鎮壓商團，鞏固廣東革命發源地！熱烈歡送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事！」
學員們排成整齊的隊列，精神飽滿，手持蘇式步槍，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正步通過檢閱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視著孫中山。
汪精衛看著這場面感慨萬千地說：「鎮壓商團，黃埔學生軍初試鋒芒，馮玉祥在北京政變，又邀請先生主持國事。局面總算日趨好轉！」
廖仲愷走到孫中山身旁，懇切地說：「請先生訓示。」
孫中山搖一搖頭，沉默。
軍旗隨風飄動。
廖仲愷再一次勸請：「先生還是說幾句吧！」
孫中山右手按著肝部，凝望著這支軍容整齊、生氣勃勃的新型軍隊，不禁心潮激盪。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現了一幅幅圖景：火奴魯魯的華僑兵隊的操練；頭包紅巾的惠州起義軍蜂擁衝來；臂纏白布的黃花崗之役的敢死隊拚殺向前；辛亥革命時期的各路軍民匯成洶湧的海洋……疊印的記憶又化為陽光下行進的黃埔軍。他的聲音哽咽，似乎是對自己說：「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愷等沉默，面容戚嚴。
碼頭上站滿了歡送的人群。
軍人們一齊向孫中山、宋慶齡敬禮告別。
黃埔校歌高唱，響徹珠海：「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孫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視在革命軍戰士身上。
戰士們望著緩緩離去的艦隻，熱淚盈眶。
永豐艦當天抵達香港，再由香港換船，經過四天四夜的航行，抵達上海港。在上海孫中山夫婦一行受到了三萬群眾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令孫中山先生感歎不已。他們在莫裡哀路寓所住了下來，看望者、拜訪者絡繹不絕，再加上開會商討國事，忙得整天團團轉。本來停留主要是為了休息一下，緩解途中之疲勞。宋慶齡面對這種應接不暇的情況對孫中山說：「還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們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12月4日中午，朔風怒號，船到天津大沽港，二萬餘名前來迎接的各界群眾，已立於碼頭和主要街巷。孫中山夫婦立在甲板上，同歡迎的群眾見面，揮手致意。在這數萬群眾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學生，後來成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她在回憶中寫道：
我在歡迎行列中，看到為推翻清朝帝制、為中國獨立、自由、民主而奮鬥不息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堅定沉著，雖顯得年邁，面帶病容，仍然熱情地向歡迎的人群揮帽致意：同時看到亭亭玉立在孫先生右側的宋慶齡。她那樣年輕、美貌、端莊，安詳而又有明確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戰士的形象，從那時就深深印入我的腦際，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可就在這天晚上，孫中山突發高燒，肝病暴發。連日的旅途勞累和多年的憂憤積勞，終於使他病倒了。
孫中山一行在北上之前發表的《北上宣言》中即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問題的主張，並明確指出此會必須有工農代表們參加。但段祺瑞卻故伎重演，召集了一個只有舊式的將軍和政客們參加的「善後會議」，作為抵制。他還擅自照會各外國公使館，聲明「外崇國信」，尊重歷年來和帝國主義所簽訂的一切條約。此時已臥病在床的孫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你們在北京卻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陞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孫中山百思不得其解。
平津線上，載送孫中山入京的專列奔馳著。
專列衝破迷霧，減速駛過一個小車站。小站兩側站立著稀落的歡迎人群。他們在寒風中顫抖著，手搖各色小旗。孩子們瘦骨嶙峋，睜著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們身旁，注視著列車。
孫中山從臥榻上撐起身來，向窗外頻頻招手。
孫中山一行到京後，馮玉祥卻一直沒有見面。馮玉祥所以如此，有其難言之隱。在北京政變剛開始時，確有一番革命新氣象，但是後來局勢逆轉，政變的革命意義逐漸消失，北京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馮玉祥不得已乃急流勇退。當孫中山到京時，馮玉祥先在天台山，後在張家口，兩地均與北京相距不遠，不是沒有可能與孫中山晤面，而馮玉祥所以沒有前去晤面，是因為當時的北京，已經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對孫中山用盡一切手段進行抵制，使馮玉祥感到如果與孫中山過於接近，必會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滿。特別是馮玉祥很明白孫中山所以北來，是由於他的真誠相邀，等到孫中山抵京的時候，北京局勢已與政變初期相比發生了根本變化。即使見了面，又將如何談起呢？後來馮玉祥每與副將鹿鍾麟談及此事，總是耿耿於懷，似有不勝愧對孫中山先生之感。
因為馮玉祥主動邀請孫中山北來，當孫中山到京時，馮玉祥雖不在京，而國民軍早即準備好舉行盛大的歡迎，但因孫中山累於病，不能出席，乃臨時中止。國民軍將領為了表示歡迎，特在1月6日於西車站食堂宴請孫中山隨行人員，赴宴的有汪精衛等數十人，從下午6時開始，直進行到8時始散。
孫中山移住協和醫院的當日下午5點，即施行手術，醫生診定為肝癌，確認是不治之症。當時雖用鐳錠療治，僅可減少痛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宋慶齡真正的痛苦不在孫中山先生得病的時候，而在她親眼看到大夫在化驗單上的癌症簽字，那字雖小，卻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宋慶齡含淚對孔祥熙說：「子文還在廣州？」
「夫人的意思是讓子文也過來？」孔祥熙道。
宋慶齡點點頭：「讓子文也過來吧，幫你一把。」
宋子文得知這個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飯也沒吃，午夜徑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裡跑外，請大夫，買藥品，竭盡全力，關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孫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孫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衛、孫科心事重重地進入病房。
孫中山從昏迷中醒來道：「汝等前來，將有何言，不妨直陳。」
宋子文猶猶豫豫，不敢言語。過了一會兒，汪精衛說：「1月26日先生入院後，諸同志皆責備我等。想請先生留下些教誨之言，如先生的病痊癒無所說矣，如不痊癒吾等仍可永聽教誨也。」
孫中山聽後，沉默良久，然後說：「我何言哉！我病若痊癒則所言甚多，吾先至溫泉休養，費數日之思索，然後分別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復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請求說：「我們仍願聽先生之吩咐也。」
江精衛說：「我等今已預備一稿，讀與先生一一請聽，先生如肯贊同，即請簽字，當做先生之言。如不贊成，亦請別賜數語，我可代為筆記。」
孫中山閉目片刻，然後道：「可，汝可試讀之。」
汪精衛立即取出所擬文稿，即著名的《總理遺囑》，低聲慢讀。
孫中山聽畢，點頭說：「好，我極贊成。」
汪精衛取來筆具，請孫中山簽字。
孫中山說：「汝暫時收存可也，今日不需簽字，俟數日後再酌。吾總還有數日之生命。」
3月11日，孫先生再次報病危。
這天是星期三，孫先生要求把他從那張舒適的床上移到行軍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圍繞在病榻旁。汪精衛將預備好的《總理遺囑》呈上去，孫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顫動，無法持筆。晚9時，夫人宋慶齡含淚托起孫中山先生的手腕，執鋼筆簽上「孫文」二字。
宋子文又將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起草的《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輕聲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用英文簽上自己的大名。
3月12日，這是一個無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