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王老師給我們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是《記一件最難忘的事情》。同學們看了題目，都扶著頭思索起來。我呢，不用多想！有一件最難忘的事情，兩個月來，一直在我腦子裡縈迴著。在晚上沒有睡著以前，或是早晨剛醒來以後，這件事就像一幅畫似的，極其清晰生動地展開在我的眼前。我彷彿覺得我鼻子裡吸進的空氣，還是那樣的寒冷而清新，我頭上的月光，還是那樣清澈而明亮，爸爸握著我的那隻手，還是那樣的滾熱，媽媽落在我臉上的眼淚，還是那樣的冰涼！我常常對爸爸媽媽說：「我總也忘不了那天夜裡的事情……」媽媽就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說：「孩子，你能永遠記住這一件事，就好！」
這是一件什麼事呢，就是兩個月以前，一月十三日的夜裡，爸爸媽媽帶著我，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周爺爺——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表示悼念和宣誓的事情。
這話還得從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早晨說起——
這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樣，是六點鐘醒來的，我正在揉著眼睛，忽然聽見媽媽在她床上哭，哭得很傷心。爸爸坐在床邊，低著頭歎氣。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趕緊披上棉襖，跑到媽媽床邊去，爸爸把我推到媽媽身邊，我抱著媽媽的頭，拉開蒙在她臉上的手絹，問：「媽媽，你怎麼啦？」這時，媽媽忍不住大哭了起來，哽咽著說：「孩子，周爺爺，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了！」
說起來，我的名字「張宇」，還和敬愛的周總理有很深的關係呢！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在媽媽生我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這天上午，我爸爸把媽媽送進了產院，他自己就騎車到他工作的西郊那所大學裡去了。正趕上敬愛的周總理來主持這所大學的萬人大會。這時正下著滂沱大雨，周總理就站在大雨之中，向幾萬群眾懇摯而堅定地反覆說明不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群眾。這時群眾的興奮激動達到了極點，紛紛表示，總理這樣地支持我們，我們一定要按照總理的教導去做！
會散了，爸爸帶著萬分興奮的心情，也沒有穿著雨衣，就在大雨中騎車到了產院。這時，住在我們對門的李奶奶，正抱著生下不久的我，坐在媽媽的床邊。爸爸笑著用冰涼的手指，捅了我的臉一下，就水淋淋地坐到床邊的一張矮凳子上，興奮地對媽媽和李奶奶講了今天萬人大會的情況，和周總理對群眾的講話。爸爸說：「我站得離總理這麼近，還是生平第一次呢！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天。」這時，李奶奶聽著忽然笑著說：「這個男娃還沒有名字呢，就叫他『張雨』吧，來紀念你這一個難忘的日子。」媽媽也點頭笑了。爸爸想了一想，笑著說：「我聽說總理還有一個名字，在日本留學時用的，叫『翔宇』，『宇』和『雨』同音，這孩子就叫『張宇』吧。」
今天，在總理逝世的噩耗傳來的日子裡，我們誰也沒有吃早飯。這一天，是我出生以來最難受的一天，我走到哪裡，看的都是通紅的眼睛，聽的都是嗚咽的哭聲。王老師、對門的李奶奶、電車上的售票員阿姨、乘車的解放軍叔叔，還有送報的郵遞員叔叔，都是眼裡滿是眼淚，臉上還帶著憤怒的樣子。我感到，周爺爺逝世了，一切都改變了！數九的寒天也更加寒冷了，天陰陰的，刮著很大的北風！我感到難受得喘不過氣來，我就握起拳頭，打著自己的胸膛，希望呼吸可以通暢一點！
話說回來吧，這一天，爸爸匆匆地騎上車，到他工作的那所大學去了。媽媽也匆匆地到她工作的紙花廠去上班去了，她吩咐我把煤添上把火蓋上，上學時別忘了鎖門。
我背上書包，鎖上門，一回身正碰見對門的李奶奶拎著菜籃和小彤姐姐一同出來，她們的眼睛也是通紅的。小彤姐姐拉著我的手，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李奶奶一邊走著，一邊像說給我們聽，又像是說給自己聽似的說：「我也七十八歲了，日子都像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還不如讓我死了，給周總理他老人家補上幾年壽，就是大家的造化了！」說著就慢慢地一個人往副食品商店的方向走去。她從來就不是這樣走不動路的樣子，我們站著望著她的背影，呆了半天。我和小彤姐姐到了學校。今天校園裡靜極了，聽不見一點奔走歡笑的聲音！我進到課堂，同學們已都來了，三三五五地伏在書桌上，悄悄地談著話。我一坐下，他們就紛紛地輕輕地對我說：「張宇，你知道嗎？周總理逝世了！」這時王老師進來了，我們趕緊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王老師用含淚的愛撫的目光望著我們，彷彿是表揚我們今天的課堂秩序很好。她沒有開口。我想，她若是開口，她一定會在我們面前哭出來……
晚上，爸爸從西郊回來了，臉色陰沉得可怕。這時媽媽正從牆上把我們全家合影的相片取了下來，換上了周爺爺的相片，又拿出三條黑紗，給她自己和我都戴上了，又遞一條給爸爸。爸爸苦笑著說：「我也只能在家裡戴，在我們大學裡是不許戴的。」媽媽看著爸爸大聲說：「為什麼？誰不許戴？要我是你，我就戴著去！」爸爸望著媽媽，半天沒有說話。媽媽歎了一口氣，就拿起剪子來做白花。
屋裡空氣沉悶得難受，我就跑到對門小彤姐姐家去。李伯伯已從廠裡回來了，他氣騰騰地正和李奶奶說些什麼。他們家裡的牆上，已經掛上了一張很大的周爺爺的相片，相片上還搭著打著花結的黑紗帶。小彤姐姐從廚房裡招手叫我，說：「小宇，你也帶了黑紗了，白花做了沒有？」我說：「媽媽正在做呢……爸爸說他們大學裡不准他們戴，你說奇怪不奇怪？」小彤姐姐低聲說：「你沒看見我爸爸生氣嗎？他們廠裡不讓工人開追悼會，也說是上頭不許，他們正在抗議呢！」她說著就叫：「爸爸、奶奶吃飯啦，都來吧。」小彤姐姐十歲就沒有媽媽，是跟奶奶長大的。我媽媽總誇她能幹，學習，家務，樣樣來得。
一月十日這一天，媽媽是半夜兩點鐘才回來的，媽媽說她和她們紙花廠的工人阿姨們，都是一邊紮著花圈和紙花，一邊流著眼淚，所有的紙花，幾乎都被淚水澆了一遍。後來媽媽提議說：「今天是大家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日子，讓我們都到北京醫院去吧。過了今天就再也看不見周總理的慈容了。」她們下了班，連飯也沒有吃，就趕去了。可是北京醫院門前的路燈下，已經站滿了要求最後看一次周總理面容的人們，治喪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也正在向大家婉轉地勸阻，要求的人和勸阻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後媽媽說：「我們明天再去試試吧！」
一月十一日中午，我們匆匆地吃過午飯，爸爸、媽媽帶著我；李奶奶、李伯伯帶著小彤姐姐就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去了。我抬頭一看，從北京飯店到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下去，這十里長的長安街，望不到頭地肅立著好幾層的人牆！這密密層層的幾十萬人砌成的人牆，卻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凜冽的北風之中，幾十萬雙酸酸的眼睛，一齊對著南面有市委大樓的那條直街凝望……時間過得真慢呀，背後的北風呼呼地吹著，我冷得縮起了脖子，媽媽從後面給我把棉猴的帽子戴上去。李奶奶站得腿酸了，就跑到人牆後面的槐樹邊靠一會兒，但不久她又趕緊回來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