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4月1日，我在運動隊因腿骨折轉業回家了，背著行李，蔫頭耷腦地回到佳木斯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裡。
父母卻像歡迎凱旋英雄一樣歡迎我。父親把一個底層人苦苦掙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這個最小的女兒身上，拉煤車，絞大醬，干瓦工，賣菜……一分一角地為我攢錢，希望我能考大學，將來能出人頭地。父親對他這個小女兒懷著怎樣一番期待與厚愛呀！可我卻毅然決然地離他而去，最後又灰溜溜地敗下陣來。
1963年5月10日，我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銀行會計科。
但我卻沉浸在理想破滅後的失落與茫然之中而無法自拔。開會時，我的眼睛總是盯著窗外被風吹得「沙沙」響的樹葉，覺得那樹葉真好，真自由。我卻像一匹被套上籠套的野馬，被套住的不僅是我的身體，還有我那顆不安分的靈魂。
父親說：「銀行、郵局、鐵路，三大行業是鐵飯碗，到啥時候都有飯吃。」
父親是現實的，首先考慮的是生存，而我卻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想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總是嚮往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的生活，而對眼前這種呆板、重複、缺少創意的工作絲毫不感興趣。
我家房後有一條杏林河，下班後，杏林河邊的長堤就是我最好的去處。家太小，想看書就得上炕，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都沒有。我在長堤上一直坐到深夜。我無數次地問自己：怎麼辦？就這樣默默無聞地混一輩子，我不認可，可我還能幹什麼？還能有什麼出息？
魯迅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正是夢醒時分，可我卻找不到出路，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渴望回學校去讀書，渴望重新選擇人生。可我已經十九歲了，連小學都沒畢業，哪個年級還能要我？我望著杏林河的污水裡漂浮的泛著白沫的落葉，常常問自己：你是不是就像那些漂浮的落葉一樣，隨著流水年華，很快就被污濁的流水毫無聲息地漂走了，消亡了？
本是花一樣的年華，我卻在這裡過早地傷感人生了。
在我最痛苦、最彷徨、最找不到出路的時候，一位朋友走進了我的人生。她叫韓玉華，是滑雪隊運動員轉業下來的，後來考取了哈工大。
那是一個難忘的仲夏之夜，月亮很大，如洗的月光灑滿了杏林河畔。我和她坐在長堤上，仰望著滿天的星斗，她說她最喜歡看滿天星斗了，總幻想有一天，去探索這宇宙的奧秘。她說：「雅文，我們這麼年輕，應該有理想，有抱負，將來成就一番事業。我們訓練那麼苦都不怕，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的？你要記住，做人要做優秀的人，要像愛迪生和牛頓那樣，對人類有所貢獻。」
這本是一個愛幻想的年輕人信口說出的一番激情之言，但對於正處在彷徨的人生路口、正渴望有人指點迷津的我來說，卻給了我刻骨銘心的啟迪。
「做人要做優秀的人」從此成為我一生的座右銘。
她說：「雅文，你應該有自己喜歡的人生格言……」
我說：「我最喜歡李清照那句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嗯，很好。我們應該記住今天的日子，1963年8月2日。」
兩個滿腦子幻想的年輕姑娘，竟把自己「裝扮」成偉大人物。而且，這種「裝扮」不是一閃即逝，而是主宰了我整個青年時代，激勵我許多年。
在我撰寫這部書稿期間，幾十年沒見面的韓玉華到我家來做客，聽我說完，她竟然笑得前仰後合：「你說我那時候咋那麼能裝呢？」
但不管怎樣，她對我的影響卻是真的。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遇到兩個重要的人，一個是我的先生，他使我懂得了讀書和學習，並給了我始終不渝的愛情。另一個就是韓玉華，她在我人生最彷徨、最茫然的時刻，給了我啟蒙性的點撥。
那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叫「人格構建」，更不知道什麼是「人格歸宿」，僅憑天生具有的淳樸與善良，自覺與不自覺地構建著我的人格，有意與無意地追求著我的理想，以人性中最淳樸、最原生態的品格塑造自己，尋找著我所嚮往的美好人生。
1963年8月2日，我在日記中寫道：
「魯迅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從明天開始，我決心要像韓玉華那樣努力學習，將來考大學，爭取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人。切記，不要彷徨，不要氣餒，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勇敢地開始吧！」
如果說，當初一心要讀書，一心要當運動員，還帶著少年時代的盲目與衝動，但後來所做的一切，卻是我冷靜而理性的選擇了。
我的彷徨終於結束了。
我決心一邊上班，一邊自學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課本，爭取幾年之後考大學。那時候在職幹部參加高考，數學可以免試，所以不用啃數學。
我像訓練一樣給自己制訂出嚴格的、雷打不動的學習計劃，每天要完成五個小時的學習課時，每月一百五十個小時。
有人說：「理想是人生的太陽。」
我終於結束了彷徨與迷茫，找到了驅散心靈陰影的力量，重新找到了支撐生命的內在驅動力。總之，又有了生命動力——幻想有朝一日能走進大學，重新去選擇人生！為了實現這個美好的夢想，我將不惜一切代價，就像當年一心要當運動員一樣！
晚間，父母都睡下了，我坐在炕梢的炕沿兒上，用報紙捲個筒罩住燈泡，開始啃初中的課本，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把生字寫到紙糊的牆上，寫滿了再重新糊一層。幾年下來，我不知把我家炕梢的牆壁糊了多少層紙。把歷史的年代表掛在炕梢的另一面牆上，每天背它。最難啃的是文言文，看半天都弄不懂是什麼意思。每週寫一篇作文，週末拿著作文去找機關干校的王連舉老師，或者去找中學的一位趙老師請他們幫我批改。幾年下來，我做了一百多篇作文。
開始幾天，睡在炕頭的父親聽到座鐘敲十一下時，就抬起頭皺著眉頭瞅一眼座鐘，我假裝沒看見繼續看書。當座鐘敲十二下時，父親就開始大喘粗氣，一個勁兒地翻身，嘟嘟囔囔地罵開了：「敗家的孩子，該上學的時候不好好上學，跑到體委去瞎胡鬧！該上班又不好好上班，點燈熬油浪費電。學那些玩意兒有啥用？跟你工作有啥關係？淨他媽胡扯，還不如好好練練算盤呢！」
難怪父親罵，第二天他要出去幹活，五十多歲的人了，仍在為著生計奔波。
一天深夜，我的翻書聲終於把父親惹火了，他起身奔過來，一把奪過我手中的課本刷刷地撕開了，邊撕邊罵：「敗家的孩子，天天點燈熬油要考什麼大學，我讓你考……」撕完，他使勁一拽燈繩，用力過猛，燈繩斷了。
屋裡頓時漆黑一團，只有扔到地上的課本閃出幾片慘淡的白光。我捧著被撕碎的課本，在炕沿兒上坐了半宿。
我知道，我偷走戶口和行李那件事傷透了父親的心，他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學，認為我這輩子再不會有出息了，能幹好銀行工作就不錯了。但我知道，無論父親怎麼發火，都改變不了我要考大學的決心了。我已經失去一次求學機會，再不能失去第二次了。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次堅持對我來說又是多麼重要！儘管最終我沒能考大學，但卻使我養成了自學習慣，為我後來的創作打下了文化基礎。如果我放棄學習，那麼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1966年，我自學完了初高中全部文科課程，準備報考大學，文化大革命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