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曲沒有終止符:非正常離世作家非常檔案 第57章 安妮·塞克斯頓(美國)
    傳略安妮·塞克斯頓(1928—1974),美國著名女詩人。出生在馬薩諸塞州。1945年,她進入羅傑斯·豪的一個寄宿中學讀書,做過時裝模特。後來,她在波士頓的伽蘭女子高級學院就讀過一年。20歲時和AlfredMullerSexton結婚,他們生了兩個孩子,於1973年離婚。1954年她第一次精神崩潰,1955年二度發作,遇到了馬丁醫生,從此他成為她的終生治療師。1957年,她參加JohnHolmes的詩歌培訓班。1958年,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她與另一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一起參加了美國自白派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在波士頓大學辦的講習班,走上「自白派」的路子。1959年夏天,她以羅伯特·弗羅斯特詩歌聯誼會會員的身份參加了佈雷德洛弗作家會議。

    196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其中第一首詩就是《你,馬丁醫生》。她對馬丁醫生完全信任,在第一次的心理治療中,她對他說自己什麼也不能做,唯一的才分是做妓女。而馬丁醫生後來對她說,根據自己的分析,他覺得她具有創造性,於是鼓勵她寫作。於是她報名參加了一個寫作班,寫作成為她日常心理治療的一部分,不僅如此,沒有受到過多少學校教育的她,作品還被發表在《紐約客》等著名雜誌上。後來所謂的自白派的最經典的意義,也就顯示在自白和心理治療具有一致性。在所謂的「自白派」中,塞克斯頓是唯一承認這個命名的,而且被認為是最能代表這個流派的詩人。1957年她在一個作家研討會上遇到了斯諾德格拉斯,得到他的鼓勵,並成為好友,他的《心頭的針》給她很大的影響。

    同年,她參加了幾個寫作小組,結識了瑪克辛·庫明,並在羅伯特·洛厄爾的寫作班裡遇到西爾維婭·普拉斯,成為終生好友,她們倆經常彼此寫詩論詩,塞克斯頓也最信任她的意見。1967年,她的詩集《生,或者死》獲普利策獎,並於同年榮獲美國詩歌學會頒發的雪萊紀念獎。1968年,她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院研究員。同年她組織了一個叫做「安·塞克斯頓和她那般」的爵士搖滾樂隊。1969年,她寫的戲劇《慈悲街》在準備和演練了好幾年以後終於在紐約上演。1968年至1973年期間,她曾獲得過哈佛(1968)和雷德克利夫(1969)大學的菲伯塔聯誼會榮譽獎及塔夫茨(1970)、費爾菲爾德(1970)大學和裡吉斯學院(1973)頒發的名譽博士學位。1974年10月4日,她和庫明一起午餐,回家後,她躲進車庫,發動汽車,用一氧化碳自殺。死時,她是波士頓大學的創作教授。

    安妮·塞克斯頓的主要詩集有:《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ToBedlamandPartWayBack,1960年);《我所有的美人》(AllMyPrettyOnes,1962年);《生或死》(LiveorDie,1966年);《情詩集》(LovePoems,1969年);《變形》(Tramsformations,1971年);《死亡筆記》(TheDeathNotebooks,1974)等。

    「憑借寫詩照看了那『活的』部分」——安妮·塞克斯頓之死1974年10月4日,美國自白派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在與好友瑪克辛·庫明(MaxineKumin,也是優秀的女詩人)一起用完午餐後,在波士頓她自己的汽車間吸一氧化碳自殺。

    對於安妮·塞克斯頓而言,詩歌是她用來抗衡自殺念頭的武器,是她在精神崩潰的絕境中求得生存的寄托。她曾對心理醫生說,「你瞧,我憑借寫詩照看了那『活的』部分。」

    她的醫生馬丁·奧尼一直鼓勵她用詩歌來調整崩潰的精神,「他說我的詩棒極了,於是我不停地寫啊寫啊,然後全部交給他……我堅持寫作就是為了讓他滿意」。1960年塞克斯頓的第一部詩集出版了,標題就是《去精神病院的路上中途而返》。

    她曾和普拉斯一起討論自殺問題,她說:「自殺畢竟是詩歌的對立面。西爾維婭和我常談論對立面,我們熱切地討論死亡,我們倆被死亡吸引如同飛蛾撲火,牢牢地被吸引了!……死亡吸引我們的那一刻,我們感到身臨其境……我們談論死亡,這對我們來說是生命,不管怎麼說是永久的生命,或者更好的生命,我們目不轉睛,手指緊緊抓著玻璃杯……」在《死亡寶貝》一詩中,詩人筆下的死亡意象嬌弱而泛著神秘的光,她寫道:「死亡,/你躺在我的懷裡像一個小天使,/如麵團一般沉。/你奶色的翅膀一動不動,像塑料製成。/頭髮軟似音樂,泛著豎琴的色彩。/眼睛是玻璃的,/脆如水晶。/我每次搖你時/都擔心你會破碎。」

    1974年2月21日出版的《死亡日記》被安妮·塞克斯頓戲稱為她的遺作。這本書出版之後,塞克斯頓接到了很多個人出場的邀請,當年她出行的地方有馬裡蘭、賓夕法尼亞、新澤西(三次)、紐約、康涅狄格、德克薩斯和緬因,並且在波士頓周邊地區作了大量的朗誦。她最成功的一次朗誦是在哈佛文學俱樂部的那次,她在開場白中說:「我願意把這次朗誦獻給一個無名的婦女。世界上存在著很多種類的愛——女人對男人,母親對孩子,女人對女人,男人對男人,上帝對我們……」而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認為這些話是針對自己的,在安妮死後,巴巴拉·施瓦茨聽到很多朋友對她說,「你記得安妮在桑德斯劇院的朗誦嗎?那是獻給我的……」

    安妮·塞克斯頓自殺的日子和方式是經過慎重選擇的。10月3日,星期四,她在GOUCHER學院成功地舉行了報酬頗豐的一次詩歌朗讀,在波士頓大學按時上完了她的詩歌講習班的課程。意外的是,全班學生都來機場接機。車子駛進波士頓的一路上,塞克斯頓都在講述她如何應付她朗誦時穿的紅色長裙的紐扣,它們彷彿隨時會從上到下地裂開。她的話讓學生們樂不可支。

    第二天早晨,路易斯·科南來與她一起吃早餐,她時時中斷話頭,注視著在窗邊餵食器裡吃食的山雀。十點她去坎布裡奇,赴她和巴巴拉·施瓦茨例行的約會。她和路易斯溫柔地告別。

    在她的皮夾裡她放了新詩《綠房間》的抄本,是寫給施瓦茨的。10月4日是一個重要的週年紀念日:她們九個月前的今天第一次約會。塞克斯頓感激母親般的施瓦茨在那九個月中所給予她的一切。那個早晨的見面,施瓦茨並沒有直覺到什麼,但在她走後,施瓦茨發現了她的香煙和打火機留在了她辦公室的菊花後面,這其中似乎含著什麼意味,因為安妮沒有了香煙就不能思考。

    塞克斯頓與瑪克辛·庫明約好中午一起吃飯;她們要修改計劃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樣。她還給庫明看了《綠房間》。庫明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們在一起吃了一頓傻呵呵、快活的午餐,我記得自己曾經想,她的狀態顯得多麼好啊,」一點三十分,她們修改完了校樣。庫明那天下午要去取護照,她不久就要和丈夫一起去歐洲、以色列和伊朗做長途旅行。庫明陪她走到她的車前,看著她開走。

    安妮驅車回家,家裡一派寧靜,她打電話定晚上的約會,改變會面時間。此外她似乎沒有和任何人說話,也沒有寫下任何的字條。她退下手上的戒指,丟在大錢包裡,從衣櫃裡取出母親的舊裘皮大衣。之後,塞克斯頓走進車庫,把門在身後關上。她爬進駕駛座,將車發動,並打開了無線電。安妮·塞克斯頓就這樣告別了這個世界。「當死亡找上一個人,卻被擊退,這是一個男人。如果選擇自行了斷,這就是一個女人。」她在詩中寫道。

    悲情塞克斯頓比普拉斯稍長,兩人都是來自波士頓的大才女,同樣的美貌、敏感、文筆精湛,同樣的受到精神病的折磨並試圖從中挖掘創作靈感。她們曾結伴參加洛厄爾的詩歌研修班,一起在旅館喝得大醉,她們甚至互相討論過自殺的方式。她們之間有惺惺相惜的情誼,也有微妙的競爭關係。1963年,普拉斯自殺後,塞克斯頓在悼詩《西爾維婭之死》中寫道:

    小偷啊!

    你憑什麼爬進去,

    自個兒爬進

    我盼得那麼苦又盼了那麼久的死亡。

    作為洛厄爾的學生,導師的經歷在塞克斯頓心中也佔有很大的比重。1959年春,洛厄爾在課堂上發病被送進麥克林醫院,後來塞克斯頓在《教室哀歌》一詩中寫道:手腳笨拙的洛厄爾「像一隻大青蛙」——

    儘管如此,我必須稱頌你的技藝。

    你的瘋癲是如此優雅。

    我們在平板座椅上煩躁不安

    並假裝著整理

    我們對你的魁梧妖術的記錄,

    或者忽略你浮腫無光的眼睛

    或者忽略你昨天吃掉的那個王子

    不管他多麼明智、明知、明指。

    讖兆在美國波士頓郊外有一家精神病院,它既不是美國最老的醫院,也不是全國最好的精神病醫院,而是美國最具貴族氣質的詩人精神病療養機構。同時,也是美國最具文學特色的機構之一——麥克林詩人精神病院。它屬於賓夕法尼亞州立醫院的一部分,近150年來,這座精神病院不僅成為專治詩人精神病的地方,也成為培養和造就著名詩人的聖地。

    多年來塞克斯頓一直對麥克林醫院抱有一種好奇心,她也想進麥克林醫院,因為洛厄爾和普拉斯都到過這裡,她要加入他們的行列。她曾對好友洛伊絲·阿姆斯說:「我真想獲得麥克林醫院的獎金」,那種口氣就像她是在談論美國文學院的大獎。但奧尼醫生不讓她去麥克林醫院,因為那裡的費用太高了。

    1968年,塞克斯頓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她接受麥克林醫院圖書館的邀請,為該院患者開辦一系列的詩歌講座和學習班。詩歌曾經讓塞克斯頓絕境逢生,她也希望其他病友也能得到同樣的幫助。儘管塞克斯頓並無教學經驗,而且面對滿屋子情緒失控的瘋男瘋女,她一點把握也沒有。

    學習班每星期二晚在醫院圖書館上課,通常,塞克斯頓會先讓大家閱讀討論幾首當代詩歌,然後佈置作業。課程比較隨意,課堂上的氣氛跟病人的情緒一樣,有時熱烈有時平淡。館長瑪格麗特·鮑爾負責把每週的習作收上來,交給塞克斯頓。學習班一直持續到1969年6月,當年的具體課程內容已無從查考,只有一些零星的回憶讓我們可以想見這個特殊課堂的情景。

    病友埃莉諾·莫裡斯說:「在我印象中,塞克斯頓靠著一架鋼琴,我們則圍坐在椅子上。她給我們佈置了習題,然後你必須得朗誦自己的詩,這需要很大的勇氣。我最記得那雙湛藍湛藍的眼睛。她的雙眼對我來說是每個星期的希望,它們讓我有信心去做些事情。」

    儘管塞克斯頓深得病友們的喜愛,但她對自己並不滿意。1973年12月,她把有關麥克林醫院講座的一些材料裝進一個檔案袋,封口處寫著:「我的第一次寫作教學——1969年,非常艱難,因為我對控制人群的經驗不足,以及學員變動頻繁和護士干擾授課——我需要更多實踐才能教得好」。但另一方面,塞克斯頓的精神狀況卻在急劇惡化,她再也沒有回到這個講台。

    埃莉諾·莫裡斯還記得,1974年10月5日清晨,她被鬧鐘收音機上的一條新聞驚醒,播音員宣告了安妮·塞克斯頓的死訊。莫裡斯說:「收音機只說她死了,但我知道她是自殺的,我哭了整個早上。」她珍藏著塞克斯頓在一次講座後送給她的詩集,一本1966年版的獲獎詩集《生或死》,塞克斯頓在扉頁上寫著:「我的決定是『生』——贈埃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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