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銘衡，以字行，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東郊南埭村（今城關鎮金星村）人。生於典型的書香世家。曾祖俞曲園，進士及第，著有《春在堂全集》，為清代有名的經學大師。父親俞陛雲，探花出身，著述頗多。母親乃知府之女，俞平伯從小便跟母親學經書詩文，13歲讀《紅樓夢》，15歲便考入北京大學，師從國學大師黃侃。曾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成員。1919年大學畢業後，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執教。後歷任上海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建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顧問，中國文聯第一至四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俞平伯最初以創作新詩為主。1918年，以白話詩《春水》嶄露頭角。次年，與朱自清等人創辦我國最早的新詩月刊《詩》。1922年以新詩集《冬夜》名動文壇，至抗戰前夕，先後結集的有《西還》、《憶》等。亦擅詞學，曾有《讀詞偶得》、《古槐書屋詞》等。在散文方面，先後結集出版有《雜拌兒》、《燕知草》、《雜拌兒之二》、《古槐夢遇》、《燕郊集》等。其中《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等名篇曾傳誦一時。
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兩年後，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專著《紅樓夢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復於《新建設》雜誌發表《紅樓夢簡論》。同年9月，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1987年，應邀赴香港，發表了《紅樓夢》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論著合集。還著有《論詩詞曲雜著》、《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選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才情俞平伯長於作文，也善於講課，先後做過北大、清華的教授。他的弟子張中行晚年回憶說，他的文章「確是雜，或說博；可是都深入，說得上能成一家之言」，是「五四後的著名散文家」，與周作人比較，「苦雨齋平實沖淡，他曲折跳動，像是有意求奇求文。」文筆「奇峭而有情趣」。然而張中行最佩服的還是他的「才」，「但我總是覺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學可及，其才難及。」
聞一多說：「俞君能熔鑄詞曲音節於其詩中，關於這一點，當代諸作家沒有能同俞君比的。這也是俞君對新詩的一個貢獻。」朱自清說：「平伯這種音律藝術，大概從舊詩和詞中得來。他在北京大學時看舊詩、詞、曲很多，後來便把他們的腔調去短取長，重以己意熔鑄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的獨特的音律。」
俞平伯的散文具有一種獨特的風格，他用漂亮縝密的寫法，創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這些作品的素材都取於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正是這些散文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郁達夫曾經說過：「俞平伯的散文作品裡所表現的個性，不僅比一些古典作家來得強，並且在同時代的散文作家中也是出類拔萃的。」
風采一次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
俞平伯在清華講詩詞，很有吸引力。在課堂上他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候他閉上了眼睛，彷彿完全沉浸在詩詞的境界之中，片刻，只見他驀地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
有一天，俞平伯忽然剃光了腦袋。眾目睽睽之下，他怡然自得，泰然處之，光著個腦袋，仍然在課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俞先生有一次給學生講一首杜甫寫的讚揚諸葛亮的七言詩，其中有一句是「萬古雲霄一羽毛」，他講解的時候說：「萬古雲霄一羽毛就是萬古雲霄一羽毛。」
這不等於沒有講解麼？其實，詩的意境有時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熟讀背誦之後自能領會它的豐富內涵：潔白的羽毛在萬里晴空中隨風曼舞，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多麼美麗高潔的畫面啊！
曠達俞平伯自上世紀初三十年代便在北京老君堂胡同居住。據詩人邵燕祥說：「當年胡適還在旁邊的竹竿巷住過」，胡適有詩云「我住竹竿尖」。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和他的嫡傳弟子俞平伯，給寂寥的胡同帶來了濃郁的文化氣息，常常到此造訪的有社會各界名流和北大學子，如朱自清、顧頡剛、啟功等常常結伴而來。俞平伯素愛昆曲，能字正腔圓悠悠地唱上幾句，因而還結交了不少名角和票友，他的宅第是當時京城有名的昆曲票友沙龍。俞平伯家是胡同路北的一座四合院，雖不富貴堂皇，卻也十分規整典雅。有正院和跨院，房舍不少，院子也大。
老街坊們說，俞平伯當時三十幾歲，圓臉，個頭不高，戴一副眼鏡，文質彬彬，常見他在門口微笑著迎接和恭送客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開展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後，不識時務的俞平伯，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大批胡適而自我救贖。時為俞平伯領導的鄭振鐸、何其芳雖然盡力保護，俞平伯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為批判對象。老君堂俞家的門前隨即歸於寂靜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不識相地常去看他，並結伴步行去游什剎海。書生氣十足的俞平伯，居然賦詩記游：「借得臨湖樓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大難臨頭卻超然物外，不泯文人本色。「文革」時，俞平伯被趕進跨院存放刻書雕版的陰暗小屋。他仍不怨不怒，不改溫柔敦厚的本性，又即興賦詩曰，「屋角斜暉（一作陽）應似舊，隔牆猶見馬纓花」。隨遇而安，不改其樂。
門生周作人1917年進入北大教書時，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讀書，和周作人是師生，1919年他畢業後曾留校教書，與周作人又成了同事。這種師生加同事的關係自然使他們更加容易親近起來。周作人始終是將俞平伯視為他的得意門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團活動中與周作人有著較多的接觸。但是他們的文學觀卻有所差異。這主要表現在「詩的平民化」的問題上。1922年1月，俞平伯與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等人創辦了「五四」以來最早出現的詩刊《詩》月刊。在創刊號上俞平伯發表了《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強調「詩底主要質素」是「平民性」，「詩的效用」是能夠使「多數人向善」。對這種詩歌觀，周作人不能認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詩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詩歌觀。
他指出，詩歌是要「個人將所感受的表現出來」，就達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捨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瞭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現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周作人還覺得意猶未盡，於3月27日他又給俞平伯寫信，循循善誘地告誡俞平伯說：「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年輕而思想激進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觀點。兩年後，俞平伯發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這篇寫得空靈超脫、虛無縹緲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歡。他將這篇文章選入國文課教材，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對年輕的講師俞平伯來說，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孫伏園邀請了魯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創辦了《語絲》週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語絲社」，開始在《語絲》上發表作品。1926年後周作人接替孫伏園編輯《語絲》。俞平伯更是如魚得水，相繼在《語絲》上發表了十幾篇作品。特別是在「語絲社」每月的集會中，他與周作人經常見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敗以後，周作人「閉戶讀書」，很少與外界聯繫，但與俞平伯、廢名等得意的弟子，卻交往很密切。他們不僅經常會面閒聊，還時常有書信往來。俞平伯曾將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寫給他的190餘封信，裝裱成三冊《春在堂所藏苦雨齋尺牘》。每六七十封信函，裝裱成一冊，用木板加封，還附有周作人寫的跋。
「七七」事變後，周作人附逆，許多文人學者逃往西南聯大，俞平伯沒有來得及逃出北京。朱自清擔心他步周作人後塵，給他寫信，希望他潔身自好，不要寫詩。俞平伯從此真的不再寫詩了，以此向友明志，自己沒有跟隨他的老師隨俗浮沉。不過在抗戰勝利後，俞平伯卻為當年自己沒有勸諫老師而感到歉疚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