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來到蒙自後,聞一多就一直埋頭於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鄭天挺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後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猶之古人不窺園一樣,是形容他的讀書專精。」後來文學院遷回到昆明,羅庸在一次學術講演會上講起這件事,結果「何妨一下樓主人」這個雅號傳遍整個校園。
(60)氣節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當時的青島是一個殖民統治影響相當嚴重的海濱名城,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諂笑,一面打電話指責校方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面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一面找校長評理。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大遊行時,忽見下起雨來,有些學生正要散開。聞一多卻走上高台,大聲說道:「武王伐紂誓師時也下了大雨,武王說這是天洗兵,是上天給我們洗兵器,今天,我們也是天洗兵。」於是遊行照常舉行。
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遷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里長征,他把鬍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鬚。他的鬍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鬍子」,而上髭濃墨,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斗,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聞一多治印操守極嚴。1945年「一二·一」慘案以後,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禍首李宗黃,表面上附庸風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來,請聞一多刻印,限兩天刻好,答應潤例優厚。對此,聞一多不屑一顧,將玉石原樣退回。特務對聞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聞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爛。
抗日戰爭勝利後,昆明的民主運動使國民黨當局驚恐不安,他們派出大批特務四處活動,並用武力鎮壓民主運動。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特務公然闖進幾所大學,用槍彈鎮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揮筆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輓聯,懸掛在「一二·一」四烈士的靈堂上。
國民黨特務把他列為黑名單的第二名,有人勸他盡快離開昆明,都被他婉言謝絕。在李公樸治喪委員會舉行的李先生殉難報告會上,李公樸夫人講得泣不成聲,被扶下講台。原來沒有準備發言的聞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
婚事聞一多先生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辦的。早在1912年,14歲的聞一多剛考上清華大學時,父母就為他訂下了娃娃親。對像叫高孝貞,黃岡路口人,比聞一多小4歲,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和聞家還是姨表親。聞一多考上清華大學後,高孝貞的父親就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出息的孩子,便主動來到聞家,提出要將女兒嫁給聞一多。聞一多的父母一想,如果聞、高兩家能對親,那就是大好事,既是門當戶對,又是親上加親。
1922年初,就在聞一多赴美留學前夕,他接到父親催他回家結婚的信。對於這門婚事聞一多很不滿意。但是,聞一多是個大孝子,還是回到了家鄉,答應與高孝貞結婚。不過他向父親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不向長輩行跪拜禮;二是不拜祖宗;三是婚後讓高孝貞入學讀書。父親本來認為兒子的這三條提得不合理,但為了這門親事,也就答應了兒子的要求。
婚後的高孝貞為人賢惠,也很能幹,善解人意。因此,夫妻之間彼此也十分恩愛。不久,高孝貞女士進入武昌女子職業學校讀書。進校後由於接受了新知識、新思想,加之有聞一多的熏陶和感染,高孝貞也從一個生活伴侶,逐漸成為了聞一多先生事業上的有力支持者。
教化聞一多在「詩化教子」中不僅讓孩子們瞭解了詩歌,而且通過對詩的評析,向孩子們進行了愛國思想和道德品質的教育,陶冶性情,培養情操。在給孩子們講詩時,聞一多一般半靠在床頭上,手握詩卷,逐字逐句逐段地講解。有時引經據典地詳細解釋某一單字或單詞,有時介紹歷史背景,有時趣味盎然地講解某個典故,或剖析詩文的意義。聞一多最重視歷代那些走在時代前列的開新詩人,像對「初唐四傑」、張若虛、陳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詩,都大講特講,讚揚他們為盛唐詩歌掃清道路、開闢新局面的不朽功績,讚揚中國「人品重於詩品」的優良文學批評傳統。
聞一多往往先從藝術欣賞的角度,對所要講的詩進行評論,憑著對詩歌的特有理解,在講清詩的含義後,他還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絕:「呃,真好呀!你們看,還能比這句寫得更好嗎?」分析作品時,他就像成了詩人的化身,在敘述這篇作品的創作過程。講到精彩動人之處,連他自己也融化到詩情詩景裡去了,眉飛色舞,神采飛揚,使得孩子們產生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受。聞立雕在聞一多百年誕辰時著文說:「這一年,聽父親講詩講文,收穫極大,提高了古漢語的知識水平和欣賞能力;增長了對古代社會與歷史的瞭解;陶冶了情操,特別是開始懂得人間既有真善美,也有黑暗與邪惡,啟發和培育了我們對受苦受難人民的同情和對黑暗與邪惡勢力的憎恨。」
聞一多特別注重培養孩子們的品行。一天,聞立雕在家裡玩得忘乎所以,把做作業的事丟在了腦後。聞一多問他怎麼不做作業,他怕挨批評,就順口撒了一個謊,說老師沒留作業。但聞一多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是在撒謊,就非常果斷而嚴厲地批評了他。難能可貴的是,重視「詩化教子」的聞一多,在家教中還能勇於向孩子道歉。有一次,他因一時氣極而責罰了小女兒,事後主動道歉。此事使其在孩子們心目中的形象顯得特別高大!
知己臧克家與聞一多的相識是在青島,那是1930年的夏天。臧克家是青島大學英文系的新生。開學之後,臧想轉到中文系,就去國文系主任辦公室找聞先生。當時有幾個學生都想轉,問到臧時,先生問:「你叫什麼名字?」「臧瑗望」(臧是借臧瑗望的文憑考入青大的)。「好,你轉過來吧,我記得你的《雜感》。」就這樣,臧以《雜感》中「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做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的詩句見之於聞一多先生了。
此後,臧克家讀了聞一多的《死水》,便放棄了以前讀過的許多詩,也放棄了以前對詩的看法;覺得如今才找到適合自己創作詩歌的途徑。
對《死水》,臧克家幾乎全能背誦,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對臧的詩,聞是第一個讀者。一次暑假,臧克家把自己的《神女》寄給老師,寄回來時,聞一多在自己喜歡的一個句子上打了紅的雙圈,讓臧克家高興得跳了起來!
1932年夏天,學校裡因為考試制度定得太嚴發生了學潮,同學們把責任全推到聞先生身上,有些人寫打油詩罵他,他泰然處之。暑假之後,他便轉到清華大學去了。他在給臧的信中說:「學校要我做國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後決不再做這一類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夠了。」
以後,臧一直在戰地上跑,偶爾在畫報上看見聞先生的照片,鬍鬚半尺長,成了清華有名的四大鬍子之一。臧每隔一年半載就給先生寫封信,以表懷念之情。後來,聞終於回了一信。臧自是十分驚喜。劈頭第一句:「如果再不給你回信,那簡直是鐵石心腸了。」
當報紙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聞一多的消息後,臧寫了《擂鼓的詩人》,以示抗議。聞在回信中寫道:「你在詩文裡誇我的話,我只當是策勵我的。從此我定不辜負朋友們的期望。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雅好聞一多先生在寫作大量振聾發聵的新詩之餘,對篆刻藝術也鍾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饒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風趣、輕鬆活潑的比喻,表達了自己對篆刻藝術的熱愛之情。信文如下:「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髮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諒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
1944年,聞一多給華羅庚刻印一方,邊款為:「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
昆明接近象牙產區,欣賞和收藏牙章當時頗為盛行。有幾位老朋友知道聞一多擅長篆刻,出了個主意,鼓勵他公開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業餘從事,不致影響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文曰:
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斲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閒,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於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於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於後。
聞一多治印的潤資,明碼標出,剛開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託青雲街、正義路幾家筆店收轉。昆明街頭的幾家店舖和雜誌社紛紛掛起「聞一多治印」的牌子。名教授治印,這在昆明是新鮮事,於是,慕名求印的接踵而來。聞一多本來課務很忙,這時時間更加緊張。深夜,孩子們睡了,他聽著孩子們均勻的鼾聲,奮力刻印。白天,朋友們來談話,他往往也得手拿著牙章刻幾個字。每逢這時刻,他常常風趣地說:「我是一個手工業勞動者。」
西南聯大復員前夕,民盟雲南支部組織有了發展。為了進一步開展工作,防止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各種文件都不用組織的名義,而改用個人的化名。一天晚上,議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雲南支部、用「劉宓之印」代表秘書處、用「祖范之印」代表組織部、用「楊亦萱印」代表宣傳部。刻印的事,聞一多就主動擔當起來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這四方印章交給楚圖南。楚圖南接到這精美的印章之後,「望著一多佈滿血絲的眼睛,接過了四枚圖章,深深地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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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奴隸,我們只當同情,對有反抗性的奴隸,尤當尊敬。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