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一拉開，以後的故事就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數日後，陸小曼應徐志摩前信私約到上海，先住在蔣百里家中。王受慶當眾責詢小曼給志摩寫信一事。「雙方各不相讓，大吵一場，卒致離婚。」據蔣復璁說，他當時親睹這一切，曾勸王受慶接走陸小曼，「用意在調虎離山，庶志摩與王太太減少往還」。大出所料，以離婚告結。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後回北京，某日打電話給徐志摩，恰蔣復璁在徐志摩處閒話。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敘。徐志摩約蔣復璁一道去。蔣未去。自此，徐、陸的關係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牆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後來，徐志摩親口對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他娶了陸小曼。王賡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陰錯陽差」事件後，徐志摩赴歐避風頭。王賡到南京任職。陸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賡還托胡適、張歆海「更得招呼她點」。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陸結婚，給王賡發一喜帖，王賡竟還送一份禮品，不失君子之風。
王賡，字受慶，早年留學德國攻軍事，是頗有造詣的軍事學學者。他受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對立身處世、愛情婚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真正的愛情應以對方的幸福為幸福，而決不能褊狹自私，因愛成仇。
王賡自與小曼協議離婚後，即深感「曾經滄海難為水」，打算從此不再另娶。
一直到他年近五旬時，才由朋友撮合，與一個比他年輕30歲的廣東少女結合，定居昆明。那位後娶的夫人雖年輕貌美，但在文化程度、思想境界等方面，與王賡懸殊太大，因此兩人貌合神離，並無愛情可言。王賡每和朋輩談心，仍常常流露出故劍之思，也算是情有獨鍾了。
後王奉蔣介石派遣，以中將官階任暹羅（今泰國）代表團團長，率代表團出訪暹羅，飛至加爾各答，因舊疾猝發，死於途中。
陸小曼與徐志摩新婚後，兩人曾有過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但他們的合歡未能長久。徐志摩離婚再娶，觸怒父親，斷了經濟後援，而陸小曼生活揮霍無度，使志摩入不敷出，狼狽不堪。應老友胡適之邀，徐志摩兼教於北大，賺些外快貼補家用。他托朋友搞到了一張郵政飛機的免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間飛來飛去。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京協和禮堂為外國使節演講中國建築藝術，徐志摩欲前去捧場，結果飛機失事。死前給志摩沉重一擊的是，小曼認識了一個名叫翁瑞午的越劇小生，兩個人如膠似漆，整日在煙榻上渾渾噩噩地吸煙。徐志摩多次規勸，小曼非但不改，反而大吵大鬧。
徐志摩的遇難敲醒了陸小曼的靈魂。她戒了煙癮，青燈守節，閉門思過，並潛心編成《徐志摩全集》，其中的跋《編就遺文答君心》，可看出其悔恨之情。
(51)摯交與胡適徐志摩是在什麼時候和胡適相識的？目前似乎已經很難確定。「徐志摩」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胡適日記中，是在1923年的9月28日。這天，他應徐志摩之邀，赴浙江海寧觀潮。之前，4月份，胡適利用到上海開會的機會，順道杭州遊歷，美其名曰「休假」，實則探望他的小表妹、隱藏在他心底的戀人「娟」。
「娟」的大名叫曹誠英，字佩聲，是胡適三嫂同父異母的妹妹。胡適和髮妻江冬秀舉行婚禮時，曹誠英是伴娘，兩人因此結識，之後一直保持書信往來。漸漸地，他倆的感情由兄妹而變得曖昧起來。6月下旬，胡適住進杭州西湖的煙霞洞。不久，曹誠英也頻繁出入煙霞洞。從6月到9月，胡適和曹誠英在煙霞洞度過了一段「神仙眷侶」般的生活。
這個時候，胡適是有婦之夫。但是此時，在友人面前，他似乎並不刻意隱瞞他和曹誠英的關係。當徐志摩邀胡適赴海寧觀潮時，胡適大大方方地帶著曹誠英一同去赴約。當然，除了他們幾個，還有馬君武、陶行知、汪精衛、朱經農、任叔永、陳衡哲等。混在人群中，反而顯不出他倆關係的異樣了。28日這天，一群人乘觀潮專號來到海寧，又分乘兩隻小船前往鹽官。途中休息時，大家擠在一條船上吃飯，擠得連膀子都伸不開。飯菜是大白肉、粉皮包頭魚、豆腐小白菜、芋艿。徐志摩特別為曹誠英蒸了一個芋頭。大家吃得很高興。回到杭州，徐志摩又和胡適、曹誠英等結伴出遊了幾次。以詩人特有的敏感和細膩，徐志摩看出了胡、曹關係的不尋常，但他忍而未發。返回上海後不久，兩人坐而談詩，胡適將他的《煙霞雜詩》拿給徐志摩看。詩中充盈著的濃濃情意使徐志摩閱後更加證實了自己的猜測，便直問胡適：「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適也直言：「有，但不宣。」很明顯，胡適多少還是有所顧忌的。
也許是本就不想隱瞞徐志摩，也許是既然已被徐志摩看穿也就沒有必要再遮掩，更重要的是，胡適深知徐志摩能夠理解，很快就敞開了心扉。當天，徐志摩在日記裡這樣記道：「與適之談，無所不至。……適之是轉老回童了。」
對於胡適的婚外情，徐志摩很能理解。就在不久之前，他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不過，他與胡適不同。胡適顧慮重重，而他果敢決絕；胡適始終讓他和「娟」的感情在地下發展，而他大膽追求他的真愛。有一點，兩人相似，那就是都為了不辜負自己的真情而向結髮妻子提出離婚，只是結局有所不同：徐志摩不顧剛剛懷孕的妻子，堅持離婚，一意孤行得近乎絕情，而且還驚世駭俗地發佈「離婚通告」，成功地挑戰了一把舊式婚姻制度；胡適則剛剛戰戰兢兢地提及「離婚」二字，就被妻子揮舞的菜刀給嚇住了。
有人說，「海寧觀潮」既顯示了徐志摩的組織交往能力，也奠定了他和胡適的情感基礎。確切地說，這個基礎，是基於對彼此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如果用傳統衛道士的話說，是縱容對方感情背叛。徐志摩對胡適如此，胡適對徐志摩，又何嘗不是？徐志摩意外墜機死亡後，胡適在《追悼志摩》一文中，重提徐志摩離婚一事時說：「這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理解了他倆友誼的基礎，也就明白他倆何以能夠在一起組織聚餐會，建立新月社了。
與蔣百里2009年6月下旬，香港鳳凰衛視製作《中國記憶》專題片，訪問著名火箭專家錢學森的夫人、音樂家蔣英，請她講述她的父親、民國時期軍事戰略家、陸軍上將蔣百里的故事。話語間，蔣英說，蔣百里被捕入獄，徐志摩竟然扛著鋪蓋捲到南京，要陪蔣百里坐牢，一時天下轟動。
蔣英是蔣百里的女兒，父親坐牢時她隨母親去陪伴左右，所見所聞，真真切切。
蔣英說：「徐志摩跟蔣百里是同鄉，同為浙江海寧硤石鎮人。早年間，他們一起創建新月社，交情莫逆。」蔣、徐兩家都是海寧的望門大族，且有聯姻之親。蔣百里比徐志摩年長14歲，是他姑丈的族弟。1915年秋，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住在蔣百里在東城錫拉胡同的家裡。徐志摩十分敬愛蔣百里，開始時叫他「百里叔」，後來隨表弟蔣復璁同呼「福叔」，親如一家。在徐志摩經濟最為拮据的時候，蔣百里將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獲取一份中介金，幫其渡過難關。
兩人之間不僅有此同鄉親緣，還有一段同門之誼。蔣百里是當時政界、學界名流梁啟超的弟子，他常常與徐志摩侃侃而談，稱道梁任公的學識和為人，這使從中學時代起就為梁先生文采、學識所傾倒的青年徐志摩越發敬佩仰慕他了。1918年6月，徐志摩由蔣百里推薦，正式拜梁啟超為師。徐志摩寄寓蔣百里的家裡，兩人無話不談，一次閒聊中，蔣百里鼓勵志摩出洋留學，說當代有志青年，紛紛漂洋過海，學西洋之長為己所用，有了真才實學，才能展鴻鵠之志，救國救民。
徐志摩學成歸國，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梁啟超創辦講學社，邀請國際名人來華講學，總部設在石虎胡同七號的松坡圖書館，由圖書部主任蔣百里任總幹事，徐志摩便搬到這兒居住，幫助蔣百里處理圖書館和講學社的事務。1924年初春，為了迎接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蔣百里和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號的院子裡掛出了「新月社」的牌子。4月12日，泰戈爾到達上海，蔣百里負責接待，徐志摩充當英語翻譯。次日下午聚會後，泰戈爾來到蔣百里家，一起合影留念。
不久，直奉戰爭爆發，蔣百里受吳佩孚聘請任總參謀長，去了漢口，新月社在徐志摩、胡適的主持下，很快成為一個以「性靈」為旗幟、以新格律詩為靈魂的著名文學社團。同年，蔣百里、左梅夫婦將家從北京搬遷到上海，次年，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後也將小家庭安在了上海，走動多了，兩家更加親密。
1929年初冬，蔣（介石）馮（玉祥）戰爭爆發，唐生智起兵討蔣，蔣百里為其出謀劃策。於同年12月5日通電全國，勸蔣介石「下野」，同時出兵直指南京。次年1月，唐生智兵敗逃往國外，3月，蔣百里被捕，先被禁於杭州西湖之蔣莊。
蔣英回憶，蔣百里後來被押解到南京，關押在三元巷軍法處的看守所待審，與鄧演達、居正等同關一處，結為難友。「蔣百里入獄，震動八方，但頭一個跳出來的不是他的學生或部下，而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徐志摩。」
1930年1月下旬的一天，民國名記者陶菊隱去了三元巷，他與蔣是至交，來往頻繁。話才說兩三句，小門裡闖進一個人來，肩頭上扛著鋪蓋卷，往凳子上一丟，說：「福叔，今天我就住這兒了，陪你一塊坐牢！」陶與徐志摩也相識，知悉他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和陸小曼篤愛情深。一問，知他在南京中央大學兼著課，鋪蓋是從中央大學捲過來的。
一見徐志摩，蔣百里苦笑著搖了搖頭。一個月前，徐志摩曾經登門勸說蔣百里出國，避一避風頭。不料，蔣百里卻說：「我為什麼要亡命？我沒有犯罪用不著逃亡！」幾天後，徐志摩又從北京寫信來勸告他：「福叔，目前你處境險惡，我看你還是出國安全，早走為好。」不料，蔣百里拿著信怒目圓睜，拍著桌子：「我沒有刮地皮，沒有錢出國！」然後對妻子說：「你去對志摩說，我已經死過一次了，再死一次也無妨。」蔣百里31歲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時，因不滿袁世凱的專權而拔槍自殺，身負重傷後被學生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