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遠去的堅實身影:民國著名文人性情檔案 第37章 徐志摩:「他的詩是不自欺的生命換來的」 (1)
    傳略徐志摩(1897—1931),現代詩人、散文家。浙江海寧市硤石鎮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經用過的筆名:南湖、詩哲、海谷、谷、大兵、雲中鶴、仙鶴、刪我、心手、黃狗、諤諤等。

    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

    1922年返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

    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詩評》週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

    1925年赴歐洲,遊歷蘇、德、意、法等國。

    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

    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後任主編。並出國遊歷英、美、日、印等國。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

    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大霧,飛機在濟南附近觸山失事,因而遇難。更為巧合的是,失事飛機叫「濟南號」。蔡元培為其寫輓聯:

    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逕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

    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

    散文集:《再別康橋》、《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輪盤》;

    小說:《春痕》;

    戲劇:《卞昆岡》(與陸小曼合寫);

    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

    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閒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

    情緣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是國民黨政要人物張君勱的妹妹,曾就讀於江蘇師範學校。經張君勱與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提親,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與他素昧平生的張幼儀舉行了婚禮。這一年,徐志摩剛剛考入上海滬江大學。20歲的徐志摩對於婚姻、愛情考慮不多,似乎也像常人一樣接受了父母的安排。第二年他轉學到北京大學就讀。1918年去美國,兩年後又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濟。

    結婚後,徐志摩到國外求學,他父親擔心有變,就提議張幼儀到倫敦與徐志摩團聚。1920年秋,張幼儀來到英國的沙士頓,夫妻二人相安無事地生活著。不料,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倫敦邂逅了16歲的林徽因之後,立時為林徽因的婉約才情和高雅氣質所征服。徐志摩與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在北大讀書時就相識。那時梁啟超任司法總長,林長民是教育總長,兩人過從甚密。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入門弟子,常在梁府見到林長民,並與之結成忘年之交。1921年春,林長民赴英遊學,同時送愛女到英國讀書。徐志摩對正值芳年的林徽因一見鍾情,感到四年來與張幼儀的婚姻原來是那樣的平庸和乏味!不過,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妻子待他好,溫存恭謹,體貼順從,衣食照拂,都挑不出妻子的錯處。還為他生了個兒子,滿足了父母的心願,更是無可挑剔。可是,他暗暗與林徽因相比較,覺得同床共衾的妻子竟不能成為心靈相通的知音,他與她似乎沒有感情的吸引力,也沒有交流的話題。於是他才意識到自己陷於婚姻的悲劇之中。

    恰在此時,張幼儀又懷孕了,這本來是令人欣喜的事,可是徐志摩正狂熱地被林徽因所吸引,對張幼儀的懷孕十分反感,就讓她打掉。張幼儀說:「聽說有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則說:「坐火車還有死掉的呢,難道就不坐火車了嗎?」從此徐志摩與張幼儀的婚姻就出現了危機。接著,徐志摩提出與張幼儀離婚,張幼儀沒有答應,徐志摩就獨自離開沙士頓。眼看產期臨近,張幼儀身邊無人,只得給她的二哥張君勱寫信求助。在二哥的幫助下,張幼儀來到德國柏林,生下孩子。在與徐志摩辦理離婚手續時,徐志摩才到柏林來,與她發表了《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

    其實,張幼儀並不是個軟弱的傳統女性。婚變之後,她自強不息,進入裴斯塔洛齊學院專攻幼兒教育。回國後開辦雲裳公司,還主政上海女子儲蓄銀行,均大獲成功。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張幼儀回國後認作徐志摩的雙親為義父母,撫育她和徐志摩的兒子,就連徐志摩死後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出於她的策劃和出資。

    徐志摩從德國回來之後,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經回國了!房東的守房人問清他就是徐志摩後,就將林徽因留給她的一封信交給他。信中林徽因寫道:「我走了,帶著記憶如錦金,裡面藏著我們的情,我們的誼,已經說出和還沒有說出的所有的話走了。」又說:「上次您和幼儀去德國,我、爸爸、西瀅兄在送別你們時,火車啟動的那一瞬間,您和幼儀把頭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邊,她張著一雙哀怨、絕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著我。我顫抖了。那目光直進我心靈的底蘊,那裡藏著我的無人知曉的秘密。她全看見了。其實,在您陪著她來向我們辭行時,聽說她要單身離你去德國,我就明白你們兩人的關係起了變故。起因是什麼我不明白,但不會和我無關。」徐志摩讀完信頹然地坐在沙發裡,心裡一片空白,從此他成了一個「雞飛蛋打」的單身漢。

    林徽因不久便與梁啟超之子梁思成相愛,但秉承梁啟超之意,沒有立刻舉行訂婚儀式。梁啟超知道徐志摩還在熱戀著林徽因,生怕兩人重拾舊歡,駁了梁家的面子,同時也怕梁林訂婚給弟子以重擊,因此他要兒子和林徽因雙雙赴美讀書,學成之後再結婚。梁老的苦心徐志摩自然不曉,為了追求林徽因,他從英國回到國內,但願望還是落空了。1928年梁林在加拿大結婚。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後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據蔣復璁說,「泰戈爾為愛護志摩,曾暗中勸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蔣復璁也因志摩的關係參加了。後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非後來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來客可帶夫人。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

    而陸小曼的夫君王賡是個敬業、勤勉之士,不大熱衷於遊樂,但有歐美風度,每遇志摩請邀遊樂之事,王賡往往說:「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見人愛的「大眾朋友」。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並通信。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對他們兩人的通信是知道並認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歐前,將一隻藏有記載他與林徽因、陸小曼關係的日記及文稿的「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還戲言他出國若有不測,讓凌資此為他寫傳,大有托後之誠,可見「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於徐志摩的視線後,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總給人以吃了碗裡又惦著鍋裡的印象。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八九月間,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某日「晨間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慶(王賡,陸小曼丈夫)亦同時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希望他與叔華聯姻,故見申如七叔到來,即說:叔華有信。在枕邊將信交與父閱。王受慶跟著同看。志摩看受慶臉色大變,於是在枕邊一看,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闖了禍了,因為小曼寫得情意綿綿,無怪王受慶臉色變了,趕快起來,將叔華的來信送與父親,將小曼的信取回。王受慶信已看完,出門走了」。(蔣復璁:《徐志摩先生軼事》,台灣《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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