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感銘周作人的《「沉淪」》一文，發表在1922年3月的《晨報·副鐫》上。文章說理通透，立場明確，一些對《沉淪》噪噪嚷嚷的聲音，才漸漸消散開去。郁達夫是一個「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李初梨語，見郭沫若《論郁達夫》）。對現實人生，他又是充滿感念心情的。對周作人為自己寫辨正文章這件事，郁達夫幾乎終生未忘。周作人後來回憶說：「但是達夫似乎永不忘記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書局刊行《達夫代表作》（彷彿是這個名稱，因為這書已送給一個愛好達夫著作的同鄉，連出版的書店也記不清了），寄給我的一本，在第一頁題詞上提到那回事情，這實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對於這事，周作人確實沒記清楚。郁達夫題詞的，應當是原由上海春野書店出版的《達夫代表作》，此書後來轉在現代書局出版時，在扉頁上題了這樣一句：「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獻辭的發表時間是1930年元月。可其實在更早的文字裡，郁達夫就表達過這樣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達夫在為自己《雞肋集》題詞中，有這麼一段話：「在這一年的秋後，《沉淪》印成了一本單行本出世，社會上因為還看不慣這一種畸形的新書，所受的譏評嘲罵，也不知有幾十百次。後來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報》副刊上寫了一篇為我申辯的文章，一般罵我誨淫，罵我造作的文壇壯士，才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這《沉淪》的誨淫冤罪，大約可以免去了……」像這樣一再表達的謝詞，可以看出郁達夫感銘的程度。
因了這樣一種文人間的援手，郁達夫與周作人之間，建立了長久的友誼。據周作人日記，他們的初次見面當為1923年2月11日。幾天後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請郁達夫等友人。這次宴會，魯迅也出席了，這應該是郁達夫與他的第一次見面。由此他們兩人也建立了長久而真摯的友誼。
郁達夫後來表示，要為魯迅的《吶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寫評論文章，文章雖然沒有寫出，可卻與周作人魯迅兄弟，保持了長久的親密友誼。在郁達夫，對周氏兄弟，不僅僅只是人事，對他們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為當代作家之首的。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要編輯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來全面反映中國新文學最初十年的業績（1917—1927）。周作人與郁達夫，受邀編輯其中的散文部分。據郁達夫介紹，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豐子愷、朱自清、葉聖陶、茅盾等名家文章，歸他擇選。結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過五六篇，少的僅一篇，可魯迅，一下子選了24篇，周作人更驚人，選了56篇。這兩兄弟文章加起來，佔了全書「十之六七」。郁達夫對周氏兄弟文章的珍愛，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樣選擇，當然得說得出理由。在郁達夫看去，這理由太充分了。在書前的「導言」中，郁達夫這樣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份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近幾年來，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於古雅遒勁的一途了。」郁達夫甚至這樣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
(48)軼事郁達夫還有一個外國名字，叫JamesDaffYowen（詹姆斯·達夫·郁文），這個筆名的由來是這樣的。1919年秋，達夫應長兄之召回國參加外交官及高等文官考試，他在北京時很想能見見當時鼓吹文學革命的領軍人物胡適，就給胡適寫了一封求見信，信上說：「萬一你不見我的時候，恐怕與我的dignity（尊嚴）有些關係，所以我現在不能把我的姓名同我的學籍告知你。」信尾他寫了這個英文名字。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華留日學生青年會給近千名中國留學生演講。尾崎在演講中將中國稱作「清國」，帶有明顯的諷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來，用流利的日語說：「請問尾崎先生，你怎麼能把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仍然稱作清國呢？是不知道中華民國這個事實，還是故意這樣稱呼？」駁得尾崎行雄啞口無言，被迫道歉。這青年就是郁達夫。
60多年以後，夏衍回憶此事時說：「一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駁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這件事很快就在留學生中傳為美談，連遠在北九州戶煙町唸書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氣，佩服他敢於頂撞一個大人物的愛國主義精神。」
劉開渠學成回國一年多，從來沒有人請他塑像。郁達夫對劉很是理解和同情，積極為他奔波，劉終於接到了第一筆訂單——為一商人的亡母作浮雕肖像。郁達夫還在肖像背後為其撰文。
郁達夫帶著侄女郁風到護城河邊溜躂，看見一個車伕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達夫坐過那位車伕的車，很是同情，想從口袋裡掏出幾個錢給車伕的妻子，但身上卻無分文，只有一個銀表。他趁著車伕的妻子不注意時，將銀表偷偷塞進她的小兜裡。
黎錦明回憶：「達夫天性仁愛，對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時常懷著極深厚的憐恤。」1926年，郁達夫與黎錦明從浦東碼頭乘船去廣州，二人將行李運上船後，見有時間，便上岸瀏覽一番。他們在街上路遇兩群瞎子少年相互廝打，東西摔得滿地都是，有的人被抓傷了頭皮，鮮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開他們，出言呵斥鬧事之人，將地上摔破的東西撿起來，又掏出幾角錢給受傷的少年，安慰他們說：「買點藥，回家好好的養傷。你們真奇怪，為什麼這樣不互相合作，你們都是弱小的人！……」將他們遣散後，郁達夫還獨自傷感地苦笑著。
1929年8間，魯迅因北新書局拖欠版稅，準備請律師進行訴訟。北新書店的李小峰忙請郁達夫居中調解。當時，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電報後，立即返回上海。經過幾次商談交涉，魯迅答應暫時不提出訴訟，而北新書局則表示願意按月攤還積欠的兩萬餘元。事情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郁達夫為此事前後花費了20天左右，還耽誤了自己的寫作。
郁達夫曾參加在林則徐故宅舉辦的一次「詩鐘」。題目臨場公佈：有、無，二唱。郁很快提筆在紙上寫道：「豈有文章驚海內，斷無富貴逼人來。」第一個交了卷。此聯上聯取自杜甫詩，下聯則為清龔定庵的詩。誰知卻得了「狀元」。主持人的評語是：「渾成自然，天衣無縫，裁對工整，無異己出，應冠全場。」
有一次，郁達夫應邀演講文藝創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寫了「快短命」三個大字。台下的聽眾都覺得很奇怪，他接著說：「本人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個字就是要訣。「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簡扼要；「命」就是不離命題。演講和作文一樣，也不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完了。」從在黑板上寫那三個字到說完話，他總共用了不到2分鐘，正合乎他所說的三原則——「快短命」。
郁達夫對於金錢懷著厭惡和復仇心理。有一次郁達夫在飯店請客吃飯，結賬的時候，郁達夫脫去皮鞋，從鞋底取出鈔票付賬，並詼諧地說：「這鈔票，它以前壓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踐踏它，以出怨氣！」在郁達夫的小說和日記裡面，也多次出現類似的描寫。
1936年在福州時，郁達夫有次領取薪水，回到家裡後，就把鈔票全部拋撒在地板上，來回踐踏以洩憤。這被房東老太看做他是「神經病發作」。
郁達夫碰到不愉快的時候，往往會悄然無聲地從家中出走一次，但不會走得很遠。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驅使悄悄跟蹤他出門。他們在曾相攜散步的路上一前一後走著。郁達夫偶爾回頭發現了，馬上喊了一輛人力車，叫車伕把車子拉到妻子身邊先讓她坐上去，自己後坐上去。到家後，郁達夫的氣已消了。
郁達夫嗜酒如命，每頓必飲黃酒一斤，有時喝白蘭地。他經常飲得酩酊大醉。有一天，他一夜未歸，翌日黎明，只見一個陌生人扶著滿身冰雪的郁達夫，踉踉蹌蹌地踏進了客堂。原來，他昨夜酒又喝醉了，在冰天雪地過了一夜。於是，夫人王映霞「約法三章」，規定凡朋友請郁達夫出去喝酒吃飯，必定要負責送回，否則不讓出門。起初尚有效，久而久之，夫人的約定便成為一紙空文。
殤謎1945年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的兩周，郁達夫沒有迎來凱旋的歡呼，卻迎來了他的噩耗。那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個土著青年把郁達夫叫出去講了幾句話，郁達夫隨即回到客廳，與朋友打個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來得及換，穿著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從此便再也沒有回來。由於郁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於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目前，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緣於1946年8月8日，邵宗漢先生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所獲取的消息。該消息證實，聯軍當局在日本戰犯口中得知郁達夫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這一說法卻有個重大的疑點難以解釋，即有研究者曾翻閱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完全尋覓不到有關郁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如果此說成立，那麼郁達夫和同時遇害的幾位歐洲人的被埋地點也應該很清楚，可是，現在郁達夫的遺骸在整個東南亞卻都找不到。
另外，關於郁達夫的失蹤還有幾種說法：
其一、可能死於幾個開小差的日本憲兵之手。這幾個憲兵平日裡無惡不作，聲名狼藉，而郁達夫對他們的行徑很瞭解。當他們奉命綁架了郁達夫之後，害怕郁說出什麼對自己以後不利的話，便扼死了他。之後，直接參與殺害郁達夫的兩個憲兵便開了小差，從此下落不明。此說緣於日本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由於鈴木正夫始終不願公開證據來源者的姓名，其說成為孤證，因而頗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於印尼獨立軍之手。日軍投降以後，印尼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很多印尼共產黨人開始捕殺日軍和親日分子。由於郁達夫曾是日軍的翻譯，加上印尼獨立軍與華僑聯繫較少，並不知道郁的真實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將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獨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們殺害。
其三、可能由華僑朋友秘密掩護轉移。郁達夫在印尼華僑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爺公務的華僑組織幫助下秘密轉移，脫離了日軍所控制的範圍。鑒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形勢和閉塞的交通環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現意外。
其四、可能死於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這一說法緣於郁達夫本人對國民黨一直心存忌諱，他害怕國民黨某要員公報私仇，以他為日軍做「通譯」為借口殺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