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書寫深度的一篇小說文\劉復生
從1970年代末以來，「右派」文學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書寫的重要部分，《歲月有痕》可以說是這一創作脈絡上的新嘗試。它在「右派」苦難看似早經平復的當下再次呈現了歷史創傷的現實延續。原以為逃脫歷史魔爪的「右派」知識分子被歷史重新俘獲。這次歷史幽靈的驀然現形，提示著它一直以來「缺席的在場」。
這就是整篇小說的敘事邏輯。
小說中，姜承先，這個歷史的人質，始終是歷史的受苦者。這一切都起源於「反右」的政治暴力，但對於歷史的傷害，受害者不但無權追索歷史的債務，反倒要不斷地成為被追討者。小說似乎暗示我們，壓抑、迫害「右派」的社會權力結構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反思。我們不難發現，本篇仍分享了「反思」小說的某些特徵，只不過它所反思的不再是以「文革」為代表的歷史發生的體制、社會性根源及其對當下生活的影響，而是將重心放在了呈現歷史暴力對受難者的心靈扭曲上。這表明，當代的「右派」敘述儘管有了新變化，但在大的觀念框架上仍維持了舊有的慣性。由於作家仍停留在舊有的、失效的意識形態幻象中，他也無法超越流行意見而創造出對當下生活有批判力的故事與人物。或許，這表明，如果沒有新的歷史透視能力，「右派」小說已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它的寫作危機與末路，它對歷史與現實的想像力也將陷入枯竭。
在這篇小說中，我們依稀可見1980年代以來「右派」文學的精神血緣。似乎「文革」這個被「新時期」所隔離的「黑樓孤魂」一直陰魂不散，潛在地制約著歷史的進步。它是一個頑疾，一個深藏的病灶，既隱身在社會的肌體中，也蟄伏在人們的心中，即使在它的現實社會基礎消失以後，它所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尤其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創傷，注定了將給民族的現實與未來造成持久的傷害。因為，在1980年代以來的敘述中，知識分子是歷史進步的承擔者，社會變革的希望，是具有歷史能動性和道德魅力的啟蒙主體，正因如此，他們的受難才在「右派」文學中獲得了非凡的意義。雖然，在這篇小說中，舊有的「右派」敘述模式及它所攜帶的那一套歷史觀念已經破碎，附著在「右派」形象上的人格感召力、批判性力量、解放性色彩已經沒有了，但小說仍通過姜承先的人格萎縮暗含了一種批判性意味。姜承先是一個被政治權力迫害，在精神上被閹割的形象，他的自我壓抑，對權力深入骨髓的敬畏，受迫害妄想的心理症狀，無一不打上了特定歷史的印跡。小說一開頭就寫金日成去世在姜承先們中間引發的關注，是大有深意的一筆。顯然，作者是通過對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控訴了歷史，也質疑了作為歷史延續的現實——這也是小說名為「歲月有痕」的象徵意味所在。
不難看出，作者的視野仍受制於1980年代以來的觀念，這限制了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書寫深度，甚至也限制了他的感受性——觀念成了感受力的壁壘。但即使在觀念的限制下，作者也還是寫出了自己的某些獨特觀察。不過，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對姜承先造成威脅的還是原來的政治暴力嗎？周國章已經退休，姜承先所面對的已經不是具體的政治壓力，而是一旦敗訴後冷冰冰的物質剝奪——這是這個時代剝奪的經典樣式，通過金錢及房產的剝奪，姜承先將喪失一切。另外，周國章雖已退休，但他的權力卻通過兒子某種程度上的「世襲」獲得了延續，而姜承先的弱勢也在兒孫輩身上得到了複製。於是，從「反右」以來的權力結構一直得以保留。在當代主流的意識形態中，姜承先是一個失敗者，這也是他兒子的看法，兒子如今也成了這個壓抑結構的一部分，他從骨子裡認同當代價值標準，發自內心地鄙視像父親一樣的失敗者。他對待父親的實用主義態度，從一個側面揭示了這個時代存在的冷酷無情。
在這一意義上，作者對歷史延續性的書寫包含著某種深刻的觀察，它提醒我們，對影響社會進步的一切壓抑性結構，就像這篇小說中所反映的「反右」鬥爭和精英壟斷權力、財富的社會病灶，都要進行徹底的反思。
[作者系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