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您說的！您二位——您和您的美麗的夫人，」他說著偏過頭望著我的身旁，想證實自己的確認。「難道不是夏永清戴琳麗夫婦嗎?您想說您不是夏永清，夫人也並不是戴……」
「絕對不是。」
我扶著張芸，向碼頭上走去。
「哎，夏大夫，夏大夫……」他一路嚷著，小跑著從後面跟了上來，皮鞋吱吱作響。我們繼續向前走著。我回頭對他說道：
「聽著，我再說一遍，我絕對不是夏永清，她也不是什麼戴琳麗。」
「唉，夏大夫。您要是拒不承認你們是夏永清戴琳麗夫婦，那麼，我也將不再承認自己是福柱，更不是什麼星星，我還有什麼臉承認……」
「隨你的便。」
「天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來後的第二天，我去了學校，與每個人分別握過手，最後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秘書的手裡積壓著一批連日來的公文，整整一個上午我都在處理那些事務。在與第一中學分別接壤的幾家機構中，一個外省駐本市的類似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不久前突然撤走了，被另一家地下夜總會取而代之，他們在地下修造了上千平米的豪華包廂，地面上正好是我們學校的操場。這樣，學校東南角一帶變得有些岌岌可危了，地面已塌陷過一次，未造成人員傷亡。那些躲在包廂裡的人時常聽到有踢足球的聲音從他們的頭頂上面轟轟烈烈地滾過。
「那都是些什麼人？我翻閱著那份卷宗，隨口問道，「其中有無名人？」
「什麼人都有。」年逾五十的秘書堅定而憤慨地說道。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閒客，都是慕名而來，秘密地，大搖大擺地。」
「消息可靠嗎？」我說。
「當然可靠。不是消息，而是事實。」秘書站在我的對面說道，「一開始我只是聽到一些孩子們——就是咱們的學生——在私下裡嚷嚷，我沒怎麼在意。後來，我突然去了一次。」
「就是這下面？」我指著地下。
「是的。」
「果然是那樣嗎？」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糟。」
「看起來這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嚴重的問題不是他們在尋歡作樂的時候聽到頭頂上有踢足球的聲音傳來，而是我們的數千名師生！這些人已經公開躺在我們的腳下了，不分晝夜地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
他突然停住了，一隻手顫抖著向上衣口袋摸去，繼而又下意識地發現口袋裡沒煙。他戒煙已有數月。我看著他，這一代人有著深厚的防線與積澱，注定是不會將某些詞語說出口的，儘管他們對那事實本身深惡痛絕。我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出他深入虎穴，獨闖夜總會的情景……他所作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學校，為了那數千名尚在成長中的孩子。
「謝謝你。」我對他說，「這件事要專門召集一次會議，向上面報告。」
他有些疲倦地看著我，終於舒了一口氣。我示意他在我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他剛落坐，忽然又惴惴不安地站了起來。
「怎麼了？」我抬頭看看他，打開一隻煙盒，推到他面前，他搖了搖頭。我知道他戒煙不是出於健康的需要，而是基於手頭拮据，他有一個生病的妻子，兩個孩子在大學裡讀書，最小的那個讀中學，到處都需要開銷，入不敷出使他活得舉步維艱，應該說，他的心一直都期待著轉動的喜悅，並洋溢著某種有罪的感情。
「還有一個不幸的消息……」他有些悲慼地說道。「你還記得前幾屆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馬德旺的嗎？很瘦，來自鄉村。」
「哪一屆的？」
「115班，孫正武的得意門生。說起來我和他們家還有些關係。」
我似乎想起那個多少有些靦腆的馬德旺了，十四歲從鄉下考進第一中學，剛入學的第一個星期裡，幾乎天天都在獨自偷哭，想家，想念他鄉下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令人奇怪的是，在以後的那些日子裡，他則極少回家。有一年春節過後不久，我剛走進學校就看見空蕩蕩的操場有一個瘦小的身影正在迎著風吃力而緩慢地走著，那正是他。我對他說，馬德旺，難道你沒有回家去嗎，他靦腆地朝我笑了一下，就迎著風跑遠了，像一隻可憐的鳥。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自從馬德旺考上大學離開以後，幾乎再沒有過他的消息。「他怎麼了？」
「他不再叫馬德旺了，他用一個筆名不斷發表創作，是的，主要是詩，名聲漸起。我留意了一下，我在咱們學校的閱覽室裡還專門看了他寫的一首詩，寫得很怪。」
我一邊翻閱其他一些公文一邊聽他說。
「可是，就在不久前，馬德旺死了。」
「什麼？你是怎麼知道的?」我放下手裡的文件——那是一份任免通知，有兩個人高高興興地升上去了，另外兩個人則被換下來了。意外的是秘書所說的話，我的眼前跳了一下。
「我是在一份雜誌上看到的，他用一種軟刀子殺死了自己。」
「什麼叫軟刀子？」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那樣？他那麼年輕，什麼都不缺。像我這樣的人，都從來沒想到過要去死，死去多麼省事，可我要是死了，她的病怎麼辦?幾個孩子的學費從哪裡來?唉，馬德旺，年輕的詩人，他的父母親他都不放在他的心上，至於祖國一詞，更不在他的眼裡，年紀輕輕的，他倒好，他把什麼都拋棄了，所有的。」
「有些事情不是你我所能理解的，因為我們都是俗人，燕雀安知……」
「是的是的，我也在這麼想，所以我才想找你聊聊。論職務，你是校長，你比我大；論年齡，我比你大，而且……」
「在你我之間，不存在什麼校長。」我打斷他的話。
「唉，不好這麼說。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自嘲也不見得對頭。我是說，那些不俗的人紛紛扔掉現有的一切，都尋找各自的歸宿去了。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咬著牙活下來了，我們怎麼就做不出那樣的事呢？」
「老曹，我非常贊同你的看法，咬著牙，厚著臉皮活下去。中午不回去可以嗎，我們在一起喝一杯？去對面的『沁園春』。」
「唉，我哪能呢。我還得回去招呼她喝藥。醫生囑咐每一副藥只喝一遍，她為了省錢，非得每副藥煎煮兩遍才肯罷休。」
我翻動著那些無用的東西。請柬，入場卷，展覽說明，協議書，會議報告……「人活著哪能全是為了自己呢，有一半為了自己，那就不得了啦。個人的事實在沒有多少。」他喃喃自語，輕聲嘮叨著，「有那麼一些個人真是不像話呀，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沒有廉恥，沒有心腸，那不是墮落又是什麼？唉，唉，馬德旺，這個不懂事的孩子，還詩人呢。社會上的人們到處傳頌他的名字和詩。在我看來，整件事情，最受傷害的只有他那可憐的爹娘。」
我的目光落在一張薄薄的紙上。
「廚師王大頭那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對學校危害很大嗎？」
「啊，是的，那個女人就住在咱們學校的附近，家裡有一片翠綠的菜園子，人不怎麼樣，一望便可知……唉，那事主要怨王大頭，他太蠢了，我早知道他很蠢，可沒想到他那麼蠢。他找到我，不停地說，『老曹，這可怎麼辦呀？真是可怕呀！要不，我暫時回老家去躲幾天？』」
「王大頭是公職人員嗎?」
「是的，很多年了。」
「以往這類事怎麼辦？開除？」
「是的，可以這麼做，也可以不這麼做，方法很多。王大頭處理不得法，他能把饅頭蒸得雪白，可在這件事情上卻越弄越黑，鹼太大或者乾脆沒放鹼，事實上……」
「是另一回事？」
「是的，那完全是……兩廂情願的事，只不過對方現在死活都不承認了，非要一口咬死他。唉，女人啊，千萬招惹不得。」
他的臉突然紅了起來，從衣袋裡掏出一塊手帕。他的樣子使我想起一個人。很小的時候，經常有一個攜帶著一把胡琴的流浪藝人，在街頭或橋邊說唱著一個故事。他幾乎每年都來，每次都重複著那個故事。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唱些什麼，只隱約明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女人，故事與殺有關。每當唱至殺的時候，藝人的弓弦就突然抖得非常厲害，淒悽慼戚，嗚咽不休，聽眾也倍覺緊張。及至長大以後，仔細回想，才明白那是一個帶有紀實色彩的淒慘的情殤故事。一屋子的人都死了，就連屋外的人也只逃走了一兩個。
官司。資料。苛捐雜稅。兵役。競賽。比例。幻影。紀律。潮汐。有些東西正在不可否認地循環，消失。腦腆的馬德旺。年輕的詩人。為什麼不能再來一次？不屑一顧。握手言和。理性的恐怖多於感性的害怕。據我記憶所及，我受人憎惡是在我爐火純青以後，那時候到處都有出不盡的風頭，而且如麻疹一樣不可避免。我們也得納稅。我們無論做什麼都忘不了事先聲明，忘不了宣言。真理像一塊鐵板上的烤肉，炙手可熱。是的，狠狠地給他們來一下，這樣一來我們的目的自然就達到了。有人帶著一身膻氣，卻到處表達清白，自以為是玫瑰和甘露的化身。我是一個怯懦的人，現在不妨說出來，為了避免招搖。我聽說有一些人品行卑污，卻要造成某種聲勢，離了他們還不行。法輪不轉。
我推開那些繁文縟節，給自己點上一支煙。我不怕它們堆得像山一樣，人是可以從山間的小道上完全走脫的，永不再回來。
我的老秘書像一台多年以前的機器，某些部件已經完全銹死了，但其本質依然令人感到可敬，他在很多方面自覺而默不作聲地分擔了本應屬於我的麻煩。時間是分岔的，我們因此而時常相遇，互致問候，拿出各自的一部分心事，作為一天甚至幾天內的資料與依據。有可供我們觸摸的東西，一般來說總能找到。他默默地在地上走了一陣，看到我把那些事情處理得快差不多了，於是，他忽然站住了，回頭對我說到：
「薛隱老師住進了醫院，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我吃驚地看著他。
「你和大家一一握手的時候，難道就沒發現少了一個人嗎？」
我僵坐在椅子裡，一種多麼不可名狀的東西正在遠遠地到來，迅速湧上我的臉龐。她不在那些人中間？那一雙雙乾瘦的、溫熱的手中沒有她的手?可是我自以為握住了她的手，象徵性的融合，不露聲色地鬆開。我的臉上擴散出一種十分難看的笑容，老秘書遠遠地注視著我，慢慢地走過來。她是一枚別針嗎？當然不是。忽略不是我的本意，而是一種倥傯的又類似昏昏沉沉的情景，多麼可怕!打擊自上而下，我感到疼痛而不安，我聽到了嚴厲的拷問之聲——
想起來，她像是一枚胸針，在一個春天的晚上深深地刺進我的心裡，然而，長久以來，麻木代替了疼痛，遮蓋了一切。
「去看看她吧。」他走過來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臉上幾乎看不到笑容。
「好吧，下午或者明天。」我拖過一張吸墨紙，蓋住一份令人絕望的報告。老秘書似乎看穿了那種無用的掩飾，他搖了搖頭。
「我會抽時間去的。」我對他說道。忽略當然是一種令人傷心的錯誤，即使是無心的。現在，我已完全將它看成罪孽。
「為什麼不現在就去?」他說。
「現在？」
「對，馬上。」
「把這些交給我，我知道怎麼處理它們。」老秘書拿走了我面前所有的公文。我從椅子裡站起來，我感到自己異常虛弱，到頭來無法接住她的目光。我是一個怯懦的人，對什麼都沒有把握，有很多事情聽來都難以置信。見到她說什麼好呢？問她為什麼病了？當她把提前收拾進旅行包裡的那些閃耀著女性光澤的東西又一一地重新拿出來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了愧疚。
多麼可怕呀。
早上逃走的光線遲疑著回到窗前。
二表姐的輪椅出了一點毛病，在地上走著走著，忽然就不動了。我把她從輪椅裡抱出來，放到床上，又將她織了一半的毛衣和一本書放到她的眼前。二表姐總是一邊織毛衣一邊看書，難得她心如止水，嫻靜安詳，幹活兒讀書兩不誤，換了別的女人，比如張芸，兩種事情同時做，兩種事情都會不可避免地出錯，亂成一團。
我出門去找人修理輪椅。二表姐說，你哪能找得到？他又沒貼著標籤。後街上的余師傅很在行，請他來一趟就行了。
余師傅帶著幾樣簡單的工具到來以後，一進門就對二表姐說：
「我就覺得它又快壞了。」
「有你咒它，它能不壞麼。」二表姐說。她的手短暫地停了一下。
余師傅放下工具，與我握手。
「余漢文。」他說。
我的眼前跳了一下。
「久仰。」我說。
我回過頭，二表姐悄悄地瞪了我一眼。她時而織得飛快，時而又停下來，一部分毛線纏在她的手臂上。余師傅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說起來，竟也頗為健談。那輪椅在他的手裡變得異常輕巧，像一件玩具。他一邊幹活兒，一邊與我們說話。二表姐與他很熟，熟悉可使許多慣常的沒必要的東西全部免去，從而直達正道。即使是邊緣性的話題，也不是通常的那種不著邊際，而是努力循序漸進。
「老虎上個月還沒有回來嗎？」二表姐說著，飛快地瞥了那修車人一眼。他拆卸開一隻輪子，清洗著其中的油污。
「沒有。」他說，「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