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胡蘭成曾請唐君毅設法，給他找機會去台灣教書：「弟今年六十四矣，為學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台灣有可任教之機會，乞兄一留意焉。」（胡蘭成1969年12月30日給唐君毅信）為此，他既發牢騷又兼說服地告唐，經過八年抗戰勝利，日本一般國民已不再輕蔑中國人，中國一般國民也對日本已消仇雪恨，雙方無所謂了，只是中國文化人至今仍仇恨日本，這是思想空虛的表現，而今天要學習世界上的新思想、新知識，第一就是要向日本學習云云。
胡蘭成想「授徒」「任教」，當然不是指如他年輕時那樣去教中學，而是要在大學裡開課。
他為何突然覺得自己有了「授徒之能」呢？除了他自以為完全掌握的中國文化外，近兩年他還讀了幾本科學書，特別是日本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岡潔和湯川秀樹[1]的著作。按胡蘭成所有的科學知識的程度，他能否真正讀懂呢？不管它，他卻從中看到了科學家在研究中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是，又開始上下古今、海闊天空地聯繫，認為用中國的《易經》以及那幾個俗濫的格物致知、抽像具象概念，然後又是孔子，又是老莊，再加以佛教、禪宗等等套上去，就這樣，被他三下五除二地加以解決了。他的這些感想，以後寫了一本七萬字的《自然學》，1972年還由一個名為「梅田開拓筵」的機構給他用日文出版了。
憑此，他就向唐君毅要求，為他設法找機會去台灣講學了。
唐君毅像是並沒有認真看待此事，也不曾負責推薦。
這是現存公開發表的胡唐之間的通信中，胡蘭成給唐君毅的最後一封信。不過兩人之間並不曾為此而斷絕關係，唐君毅此時已是有很高學術地位的學者，自是要慎重負責，他不推薦，那是基於他對胡蘭成學問的看法和態度，這早在他給胡蘭成的信中已講清楚的。
所以，儘管胡蘭成對自己的將現代科學與《易經》打通的「發現」極為認真，對自己古今中外的學問也極為自信，可去台灣講學當時卻無下文。
學問是個問題，胡蘭成在參加汪偽政府的漢奸經歷也是個問題，出於政治上的權宜，國民黨高官或許秘密約見過胡蘭成，但那是胡蘭成在日本還有點輿論聲勢的時候，其時朝鮮戰爭，東北亞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台灣國民黨需要從各方面瞭解日本的動向和趨向。政治上一無需要，一切當然就談不上。胡蘭成教訓他人，不應一概地仇視日本，向世界學習新知首先應向日本學習等等，意思自然不錯，但由他這樣的人口中說出，總令人感到彆扭和滑稽。一般文化人對日本反感，一般文化人對他這個前朝漢奸也同樣反感，或許是更為反感，國民黨前中央社社長胡健中去日本，胡蘭成與佘愛珍均求一見，胡健中拒不見面。
直到四五年後的1974年，胡蘭成應台灣文化大學之邀赴台灣，才得以償其在台灣教書的願望。
台灣文化大學為國民黨中常委張其昀[1]創辦，原是一所台灣「教育部」未予註冊的私立大學，設在台北北投東北面陽明山即草山的華岡，其宗旨是「發揚中國文化、弘揚中國學術」。文化大學自1962年開始籌備，最初只有研究部，名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次年開辦夜大學四個系以後，方才對外正式招生，易名為中國文化學院。學院是亦學亦商，設有一「華岡興業基金會」，建立了一個「華岡興業公司」，所得利潤用以支持學院的發展。文化學院辦學規模逐年擴展，1980年，由台灣「教育部」核准，才改為中國文化大學。這樣一個背景和歷史的大學，胡蘭成的學問路數自然符合其需要。
但胡蘭成得以成行，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原因。自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接著中日建交，台灣與日本「斷交」，然後就是受中美關係影響的一系列國家與中國建交而與台灣斷交，台灣在國際上漸形孤立。外交影響及於政治，台灣於是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調整和鬆動，以便結納最為廣泛的同情者，由此，胡蘭成這類前朝漢奸才得以在台灣出入。1972年9月台灣與日本「斷交」，胡蘭成10月即隨華僑代表團訪問台灣。在台灣十天，陳立夫[3]、張其昀與胡蘭成見了面，陳、張兩人邀請他到文化學院教書。
可入境手續仍然難辦。事情拖了兩年，直到1974年年中，胡蘭成才得以從基隆進入台灣，入住華岡中國文化學院，秋季學期開課，胡蘭成終於登上了大學講壇，開講的課程名為「華學科學與哲學」。可能由於台灣青年一輩對胡蘭成過去歷史的無知，也可能其時的文化學院只是一所小規模民辦大學，胡蘭成安然在華岡講課一年，不曾為外界注意。
胡蘭成引起台灣公眾注意，並遭到文化界強烈斥責，還是由於他的書，他的《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
不久之前，由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4]對張愛玲的高度評價，張愛玲在港台地區逐漸成為明星似的「熱點人物」。台灣遠景出版公司沈登恩在得知「張愛玲以前的先生」此時就近在台灣，馬上找到華岡拜訪。雖然胡蘭成的兩種書以前都在香港銷過，沈登恩卻從未見過，於是胡蘭成向沈自薦了《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沈讀後當即與胡蘭成簽訂了出版合同。1975年1月，《山河歲月》由遠流出版，遠流版刪去了原書中一章。
《山河歲月》上市兩月，因可讀性不高，加上胡蘭成在台灣的知名度有限，銷路平平。但胡蘭成的書和人卻引起了台灣文化界的注意，報上開始出現文章批責胡蘭成，台灣著名詩人餘光中著文，痛斥胡蘭成「現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圖將錯就錯，妄發議論，歪曲歷史，為自己文過飾非，一錯再錯，豈能望人一恕再恕？」[5]著名文化人胡秋原以周同的筆名在《中華雜誌》上撰文批胡蘭成：「公然在此處坐擁皋比，瞎說亂道，歌頌日本，誤人子弟……青年、家長和文化界人士，都有權抗議，應請教育部取締的。」[6]不久，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即以《山河歲月》「內容不妥」，違反「台灣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為據予以查禁。1976年6月，《今生今世》出版時，胡蘭成鑒於《山河歲月》的教訓，遂向遠流出版社主動提出刪除「漁樵閒話」一章，此外再加上其他有違礙之處的刪減，遠流版《今生今世》總共刪除了九萬字。
台灣社會對胡蘭成的批評，波及到了學校。1975年秋季開學，胡蘭成興致很高一下子開了三門課：「禪學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和「日本文學概論」。文化學院的教授、學生聯合投書報社，既譴責《山河歲月》，也質疑胡蘭成的上課資格。文化學院在此壓力下，迎合社會輿論，一個月後，校方正式通知胡蘭成停止上課。不過，學校還是給了他面子，仍讓他以學校教授的身份留校，他就待在華岡宿舍中將教課講義「華學、科學與哲學」修改整理成書。可好景不長，不久，校方又下條子限令他即刻離校，說是：最近接獲校內外各方反應，對閣下留住本校多有強烈反感，為策本校校譽與閣下安全，建議閣下立自本校園遷出云云。胡蘭成自己說，這不是出於院方的意思，完全是某個私人恩怨的舉動。幸好有朱西寧的即時相幫，讓胡蘭成住到了自己家裡。不然，胡蘭成真要狼狽得流落街頭無處安身了。
也幸好有這一移居，給胡蘭成開出了一塊新天地，使他得以與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相識相知，以後朱家姐妹的發展以及「三三」文學社團的成立都有他的影響。這可以說是他在台灣的最大成就，也給自己的晚年找到了最後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