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從橫濱上岸，再往東京。他去投奔的是他的老相識，日本前駐華大使館的清水董三和池田篤紀。
清水居東京，仍在外務省做外交，胡蘭成先在東京清水家裡落腳。他幾乎是赤裸裸光身上的岸，於是先將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賣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後「去買了一套汗衫褲、一套衛生衫褲、一件襯衫、二雙襪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蘭成1950年9月28日給唐君毅信）。清水是職業外交官，在大使館地位要比池田高，胡蘭成與其關係並不深，再者，清水也並不如池田那麼欣賞胡蘭成，胡蘭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約半個月，胡蘭成被聞訊趕來的池田從東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離開外交部。戰後日本社會一片破敗，物資缺乏，失業嚴重，池田剛從中國回國時，一下子淪入小販群中，靠賣蔬菜瓜果為生，經過五六年的艱苦打拼，此時才稍稍有了點發展，現在擔任一個清水市工商會理事的閒職。
抗戰勝利已過了五年，胡蘭成本以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這樣一個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該再去攪擾清水和池田，可他這樣的狼狽相，不去找他們，又怎麼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纏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應該奉香拜禱的朋友，他說：「這世上有個池田，我叫他一聲必定天地皆應。」池田呢，待他確是高情厚誼，他將胡蘭成從東京清水家帶回了清水市，帶到了自己家中，胡蘭成就此住定了下來。
池田帶胡蘭成遊逛附近的山水，安撫他那驚魂未定的心靈。稍稍安定下來以後，池田就幫助他向外發展，帶他去參加會議，給他介紹社會名流，擴大他在日本社會的交際面，還請人教他日語。胡蘭成還有個緊迫的謀生問題。他在池田家裡可以白吃白喝，但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慮，池田也在為他打算，池田給他聯絡去各處講演，為他聯繫可以寫稿的報紙雜誌，一來有點收入，再則也為今後打下點基礎。胡蘭成去講演的地方並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礦和造紙廠，可他9月29日從東京寫給夏承燾[4]的信上卻說：「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可維持一家三四口，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夏承燾已與他有過多次交往接談，也看過他的《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對胡蘭成的學問文章已經瞭解，對其說去大學作學術演講，不由得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懷疑：「不知所寫是何種學術也？」
去大學做學術演講是吹牛，每月僅寫六千字就可維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話，不要說在戰後日本，就是日本經濟起飛後的七八十年代，這也是絕不可能的事。偶爾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時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說他胡蘭成又是誰呢？所以，他這些話或許能夠蒙一下大陸的夏承燾，要騙唐君毅就不行。當然，若從好處想，胡蘭成也許是為寬夏承燾對他的懸念之心，只揀好的說了，可夏承燾像是和他並沒有這樣的情誼在。
但不管怎樣，經過池田為他的東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腳踢，既寫文章，又是講演，還到處聯繫與名流交談，胡蘭成的個人生計差不多能夠對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裡，畢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條。胡蘭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過錢，可很快就不寄了，無錢寄也無心寄，再後也就音訊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對他這叔叔的瞭解，也不會怎麼指望他的。
胡蘭成與大陸的聯繫，此時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蘭成與唐君毅之間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將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時間中寫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寫的。於此，也可見他在這兩年間的「閒暇」。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談時告他：像他這樣有飯吃有衣穿，可悠閒地寫寫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羨慕的。當然，胡蘭成這一切都拜池田所賜。
與唐君毅通信如此頻繁，是因為胡蘭成往國內、香港和台灣的通信主要由唐給他轉，一則是怕檢查，再則是為省錢，一封信中再夾帶幾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陸、台灣和香港本地寄，其時的郵資對他要算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可見他衣食不愁也並不寬裕。他寫信給劉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對他們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根據他的說法，他人還在溫州時就想對兩人明說的，猶豫著沒敢說，現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證，可最終他還是沒有說。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終，體念劉老先生的年老體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時，乾脆就矇混一世吧。他寫信給梁漱溟，為自己未能「應邀去北京」說明，梁回了信卻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無音信來往。
胡蘭成寫信給梁漱溟，由唐君毅給他轉寄大陸。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噓過和梁的關係，其實唐君毅與梁的關係要比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時，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賢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於歐陽竟無大師講學的支那內學院得會晤君毅尊翁迪風公，其時君毅適在北京求學，而我則忝任講席於北京大學，迪風公因以照顧君毅相囑托，此即我與君毅結識之由來，後此，君毅既長期在海外治學講學，而我始則為國事而奔走南北，繼則安居著書於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餘年，猶幸君毅前後著作多種卻都遞給我，我雖未循序釋讀，然其識解正確，時有警語，精闢驚人，則我衷心歎服之矣（附註）顧我亦有足於君毅者：內學院所講法相唯識之學，於內證離言是佛法卻善為剖析，君毅胡乃輕視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暢懷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註：「人死只是其身體之銷毀，然而身體這東西它自始即一銷毀中之存在，而於此銷毀中表現心理活動，所以人之身體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體的活動之一段過程表現。所以，人之有死後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體來繼續其心理活動之表現是不成問題的。」——以上為我鈔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見於何處則失記之矣。禪宗有云：「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身在心中」，蓋身有盡而心無盡，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識於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學時，即與梁漱溟「結識」，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請托代為照顧。解放後三十多年兩人雖未曾見面，但唐君毅每有著書都寄北京請教指正，唐於梁的關係自然決非從未得見梁一面的胡蘭成可比。
這裡有一個問題，也是胡蘭成的不負責任。
胡蘭成寫信到大陸，既通過香港唐君毅轉，再加通信為私人間事，至少從道理上說，不管怎麼寫都無問題。但胡蘭成公開寫文章著書就不同了，可他對此卻像是從未認真考慮過，從未想到，他這樣直露地寫來是否會對仍在大陸上的當事人有什麼影響，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他詳細記述了自己逃亡過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幫助，哪些人在危急時分掩護了他。可這些人還在大陸，連那位他以為已故世的劉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顧自己寫得順手，就不曾想想，這樣寫會對當事人造成怎樣的傷害，在大陸當時政治氣氛下，這幾乎是確定無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還有兩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當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賣得不多，沒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斷，肯定有人為此而要受罪「說清楚」的。